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效应与机制_陈东景.pdf

Vol.44 No.3（211）2023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效应与机制陈东景，刘卫毅（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摘要】构建全局参比技术下的超效率SBM（GS-SBM）模型对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运用双固定效应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中表现较为明显，而在东部地区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中不明显；基础设施水平与能源强度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会缓解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而能源强度的提高则会加剧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抑制作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人口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会抑制本地生态福利绩效，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从构建生态文明共同体，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城市能源结构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持续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提供重要参考。【关键词】生态福利绩效；人口集聚；调节效应；空间溢出效应；GS-SBM模型【DOI】10.15884/ki.issn.1007-0672.2023.03.002【收稿日期】2022-09-28【中图分类号】X22；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23）03-0012-1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财政纵向失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双重影响机制与管理对策研究”（21BGL269）。【作者简介】陈东景，男，山东成武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卫毅，男，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一、引言在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背景下，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传统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前形势，社会发展目标也逐渐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转向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聚焦福利水平的提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民生福祉新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协调好经济、社会、生态三者间的平衡关系，实现自然资源到福利水平的有效转化，推动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人口与生态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两项重大议题，正确处理好二者关系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是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主体，生态问题往往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2020年全国人口为141 178万人，较2010年增长了5.38%，年均增长0.53%，仍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各城市纷纷加入了“抢人大战”，激发 122023年第3期 第44卷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效应与机制Vol.44 No.3（211）2023了区域间人口流动活力。而人口集聚作为人口流动与迁移的结果，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人民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的同时，也在不断激化着人口与环境间的矛盾，导致人口集聚区往往成为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发区（姚昕等，2017）1。因此，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利用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内在机制，以期为我国充分发挥人口集聚的规模效益与正外部性，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信息。二、文献综述生态福利绩效指单位自然消耗所带来的福利水平的提升（诸大建、张帅，2014）2，是涵盖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信息的新型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来源于Daly的稳态经济理论（Daly，1974）3。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将生活满意度与人均预期寿命之积对人均生态足迹的比值，命名为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HPI），这是测度生态福利绩效的较早尝试（Bondarchik等，2016）4。Common（2007）5主张用人类满足程度与环境投入的比值来测算一个国家的生态福利绩效。诸大建和张帅（2014）6将生态福利绩效定义为福利价值量和生态资源消耗实物量的比值，并用人类发展指数与人均生态足迹之比对其进行衡量。其后，国内一些学者构建包含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和福利水平的综合体系，主要运用非参数估计方法（以DEA、SBM和EBM为代表）测度生态福利绩效（龙亮军等，20177；王圣云等，20208；Bian等，20209；徐维祥等，202110），亦有研究从生态福利强度的角度逆向测度生态福利绩效（胡美娟等，2021）11。人口集聚作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在诸多方面对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Ohlan，2015）12。一种观点认为，人口集聚能够提高城市内基础设施的共享率，发挥成本优势和资源共享，减少生产和生活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进而推动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陈乐等，2018）1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口集聚会导致城市生产供给、能源消耗的绝对数量增加，带来城市交通拥堵、物价上升、劳动力过剩以及公共资源配置紧缺等拥挤现象（徐强、赵欣，2022）14，增加生态环境压力，对居民福利产生负面影响，阻碍集聚地区的社会与生态发展（吴华安等，2018）15。综上所述，虽然现有文献分别对生态福利绩效与人口集聚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已有文献多是开展国家或省域层面的生态福利绩效研究，缺少全国范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生态福利绩效研究；已有文献多是基于当期参比技术构建前沿面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生态福利绩效的跨时期可比性问题有待解决；已有文献少有关注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的关系，尤其缺乏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影响机制方面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构建全局参比技术下，基于松弛变量的非径向、非角度Super-SBM（GS-SBM）模型，对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探讨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将基础设施水平与能源强度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中，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效应及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考察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我国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提供重要参考信息。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人口集聚指人口向特定区域快速集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紧凑型空间形态，能够综合反映一定地域 13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4 No.3（211）2023内人群的分布特征。人口集聚作为人口流动与迁移的结果，涉及城市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对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的影响具备一定复杂性。一方面，人口集聚对区域发展存在促进作用。首先，人口的集聚伴随着区域内劳动力、资本、技术以及信息的集聚，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分工，提高资源共享效率并实现规模经济，进而推动集聚区的经济发展。其次，人口集聚能够带来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增强集聚地区劳动力市场匹配机会和匹配质量的提升，带来更低的失业率与岗位空缺比例（Petrongolo、Pissarides，2001）16。同时，人口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能够为城市发展提供新的创新环境，减少企业间信息交流成本，拉近了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间的距离，增强企业间知识扩散与技术溢出（吕拉昌等，2018）17。此外，人口集聚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城镇化的发展，其不但能够提高城市内各种基础设施的共享率，最大化教育、医疗等体系所惠及的人群范围，还能够提高城市空间结构的紧凑度，减少人们的出行距离与时间成本，提升公共交通的使用率，对区域社会发展存在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人口集聚也会对区域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对集聚区社会与生态发展造成的压力。人口集聚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能源的相对利用效率，但也会带来城市生产供给与能源需求的提高。人口的无序集聚与低水平扩张将导致城市生产生活能耗的增加，显著提高社会能源消费的绝对总量，冗余的能源投入往往会带来生产过程的低效，并加剧对生态环境的损耗（王兴杰等，201518；孙峰华等，201319）。同时，人口集聚还会引发基础设施承载力不足、地租提高、交通堵塞等城市性问题，对居民福利产生负面影响（李静、白江，2016）20。综上所述，可以将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效应分为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两方面。集聚效应方面，人口集聚意味着要素的空间集聚与优化配置，其促进了区域间要素的流动与转移，带动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公共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有利于集聚区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而拥挤效应方面，人口集聚则会加剧集聚区的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显著增加社会成本，并引发一系列“城市病”问题的产生，对集聚区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此，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假设1：人口集聚会对生态福利绩效产生影响，该影响取决于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的综合效果。（二）人口集聚、基础设施水平与生态福利绩效基础设施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公共资本，是人口迁移与集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依据，也是促使人口集聚有效发挥正外部性的关键因素。共享性是人口集聚正外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即人口在地区的集聚能够通过提高城市空间结构的紧凑度，减少人与设施间的地理距离，降低共享设施带来的通勤成本，扩大基础设施的覆盖人群范围，促进不可分商品与设施以及中间投入品的共享率。人口集聚的正外部性还表现在优化区域劳动力匹配与促进知识扩散方面，其能够为集聚区带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力匹配机会与匹配质量，促进个体间技术、技能及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人口集聚正外部性得以发挥的重要保障。较高的基础设施水平能够优化区域内资源流通与配置，增强企业间的紧密联系，充分发挥人口的集聚效益，进而为人口集聚实现正外部性提供有力支撑；反之，则会导致基础设施承载力不足、社会成本负担过大等问题的出现，限制人口集聚正外部性的发挥（Hassink，2010）21。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假设2：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受到基础设施水平的调节，即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正外部性的发挥。（三）人口集聚、能源强度与生态福利绩效人口集聚所带来的经济活动集聚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溢出的同时，也会提高城市的生产供给与能源需求，造成生产规模过大和拥挤成本上升等负外部性问题产生，促使城市能源消耗绝对总量显 142023年第3期 第44卷人口集聚与生态福利绩效：效应与机制Vol.44 No.3（211）2023著增加，限制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而能源强度作为衡量不同经济体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的指标，其大小将对人口集聚的生态环境效应造成影响。具体而言，城市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高，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所引致的能源需求与生产生活成本就越高，进而加速能源过度消耗并导致额外的环境污染，阻碍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反之，城市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低，区域人口与经济的集聚行为越能够以较小的能源成本实现经济产出的最大化，促进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三个假设：假设3：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受到能源强度的调节，即能源强度的提高会加剧人口集聚对生态福利绩效的负外部性。四、研究设计（一）生态福利绩效测算方法Tone（2001）22提出基于非径向的SBM模型，区别于原先BBC或CCR模型径向测量方法，其优点是效率值随投入与产出的松弛程度而变化。此后，Tone（2002）23对SBM模型进一步修正，提出超效率SBM（Super-SBM）模型，解决了有效决策单元间的比较问题。然而，传统标准效率测度模型仍存在不同时期效率间无法比较的问题，基于全局参比构建生产前沿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Pa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