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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战略部署...——兼论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_张利杰.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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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 抗战 初期 八路军 战略部署 独立自主 张利杰
主题论坛:山西抗战史研究 2022 年第 6 期13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KMT for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8th Route Arm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A Discussion on the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of the 8th Route Army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战略部署中的国共协调*兼论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 张利杰摘要:全面抗战初期,经过长达半年多的国共谈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节制。阎锡山比较尊重八路军的独立自主,也同意八路军担任运动游击的战略支队角色。由于国共双方有着维护山西持久抗战态势的共同目标,各自提出的八路军部署意见较易为对方接受。在国共协调部署下,八路军往往在实现中共战略目标的同时,还能满足第二战区的战场配合需求。在展开于山西“大四角”的过程中,受第二战区分部防御、分区游击等部署方案推动,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进一步得到强化。关键词:八路军国共关系太原会战阎锡山中图分类号:K265E29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83-(2022)06-0013-10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力量的部署中,展现了其独到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运筹艺术。八路军独立自主地在敌后战场顽强抗敌,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人们通常认为中共在八路军战略部署上有着完全的自主性。然而,中共对八路军的指挥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指出,“在统一战线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八路军的部署势必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影响。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与国民党各系友军在山西正面战场相互配合携手抗敌,国共两党协商调适八路军的战略部署上,堪称“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密切配合作战最好的时期”。尽管有关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战略部署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但还存在一定学术探讨的空间。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中共的战略运筹和布局,相对忽视国民党的态度、应对及影响。国共军事合作的研究集中在战役层面双方的协同配合,而对八路军战略部署转变中的国共协调问题尚无专论。国共两党对八*本文系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大统战视野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与经验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张利杰,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抗战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5 页。金冲及: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一),中共党史研究2015 年第 7 期。代表性的研究有:杨奎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近代史研究 1988年第2期;刘家国:论抗战初期八路军三次分兵,军事历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于化民: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历史研究2015 年第 5 期。相关成果有:孙学筠: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在军事上的协同作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杨奎松: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6 年第 1 期;隆鸿昊:从太原会战看抗战初期国共军事合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增刊。主题论坛:山西抗战史研究2022 年第 6 期14路军的部署各自有怎样的考虑?双方的意见分歧如何得到协调?八路军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两方的意图?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八路军“独立自主”原则的基本内涵和具体实践,进一步认识抗战之初的国共关系。一、指挥关系的确定1936 年,全国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催生了西安事变。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下,国民党表示愿改变过去“剿共”的政策,与中共实行停战谈判。对于红军这样一支数量可观且极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国民党中央极力想要将其“收编”,中共则不愿放弃对红军的领导,红军的指挥关系问题成为国共谈判的焦点之一。中共对红军改编后指挥关系的最初设想是,中共掌握人事、指挥等方面的实际领导,在此之外听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一编制和军令。统一编制和军令当然为国民党方面所乐见,但在指挥人选和指挥系统等问题上,双方存在较大分歧。1937 年 2 月至 3 月,国共双方首次就红军改编问题进行磋商。中共提出的条件是“各级人员由其自己推选,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而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改编后,各级指挥正职由中共推选,副职由国民党选派,国民党还将派人参加政训工作。至于设立总指挥部一事,蒋介石虽然口头上说予以考虑,但实际并不愿答应。5 月至 6 月,在新一轮的谈判中,中共代表周恩来依前意再次提出:“红军在名称军令与编制上,可以听中央之规定,但军队干部与原有系统,不能改变。”而蒋介石只是稍作让步,提出总部不能设立,允设政治训练处代行指挥之责;国民党不再向红军派任副佐,但主要领袖毛泽东、朱德须离开红军。蒋的方案与中共的设想还有一定距离,周恩来声明回延安再行讨论。6 月 29 日,南京方面来电催促,中共打算做出一定让步,决定“可以用政治机关名义指挥部队,但必须有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职能。万一争不到朱德为政治机关主任,即自行改编”。然而,到了 7 月 14 日,周恩来从国民党代表张冲处得知,蒋介石又提出“部队在改编后各师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这与上次谈判方案“出入甚大”。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方面无诚意,“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鉴于七七事变后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准备自行改编红军。7月22日至27日,红军将领齐聚陕西云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会议期间,红军高级将领认为:“提出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有特殊意义”,“改编三个国防师一个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中共中央据此再次拟定谈判条件:“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364 365 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 年 3 月 6 日、10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陈布雷主任上蒋委员长转呈张冲自西安来电报告洽谈改编共军情形电(1937 年 5 月 8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 267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第 374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第 376 页。国内问题应迅速解决致蒋介石(1937 年 7 月 15 日),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136 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年,第 326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339 页。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致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电(1937 年7月28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年,第 9 页。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战略部署中的国共协调2022 年第 6 期15“不管南京承认与否,必须实行在军委领导下的全权指挥。”7 月底,平津地区爆发激烈战事,中日全面战争即将到来,蒋介石急于改编红军,开始在设立总指挥部问题上有所松动。8 月初,周恩来等人应邀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力争“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得到国民党方面的应许。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的条件将要实现,派人出任军政领导便成为中共接下来要力争的事情。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一行去南京之前,在西安会见行营主任蒋鼎文。从蒋处得知,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是:正副总指挥人选暂缓发表;师参谋长由南京中央委派;政训处副主任由康泽出任。周恩来等人表示,对指挥人选缓发表示谅解;南京中央先委派联络参谋,参谋长稍缓发表;政训处副主任请另择人选取代康泽。周恩来一行到南京后,发现“南京主战空气浓厚”,“蒋已有抗战初步决心”,估计国民党方面会接受中共的要求,于是调整了谈判条件,“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对参谋长问题拖”,“对政治正副主任宁肯不要”。8 月 18 日,南京方面决定接受中共所提条件。2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分任总正副指挥。25 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各级参谋长、政训正副主任全部由中共选任。后来,国民党方面向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派遣高级参谋被拒之门外,最后不得已以联络参谋的身份进入军中。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在即,在外受哪一方面节制有利,如何与国民党友军协调作战,又成了新的问题。此前的设想是,八路军在外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或者西安行营指挥,战时在作战现地则接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节制或许是更合适的选项。8 月 10 日,阎锡山在得知红军将接受改编经晋绥开赴前线的情况下,找来红军驻太原办事处代表彭雪枫,表明“要求红军协同作战地,再则直接受阎之指挥或受其节制”。时值国共商洽八路军运输路线,南京方面提出八路军分割出动的方案,中共认为“其中包含极大阴谋”,如此一来“红军受命出动后及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这时,阎锡山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蒲路输送,并说补充没有南京命令即可照办”,显然是更符合中共期望的办法。于是,中共向南京方面力争八路军“集中由韩城渡河受阎百川节制”。彼时淞沪会战已经打响,南京方面不便兼顾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便在八路军改编为第 18 集团军之际,将其划归第二战区作战序列,受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阎锡山作为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两方之间的中间势力有其特殊性,不像蒋介石那样处心积虑地想要控制中共武装,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在战场上达成更好的国共配合以利当前战局,因而较为尊重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八路军开赴前线前夕,阎锡山和彭雪枫具体商谈了八路军指挥的权属问题,拟定了两个原则:“(1)事先相互商议;(2)临时将计划部署通知八路军,由八路自行酌量行动。”也就是说,中共代表与阎锡山事先共同商议好部署意见,八路军将配合第二战区的总体部署,并视情况自主决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90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9 页。蒋鼎文致蒋中正电(1937 年 8 月 8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5-00001-033。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176 页。参见夏斯云、张国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派驻八路军参谋与国共关系述论,近代中国第 29 辑。彭雪枫关于会晤阎锡山情况致毛泽东等电(1937 年 8 月 10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7),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年,第 52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 15 页。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 195 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修订本)上卷,第 337 页。彭雪枫关于与阎锡山商谈共同建立五台山根据地等致毛泽东电(1937 年 9 月 18 日),中国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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