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文化观_何萍.pdf

论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文化观*何萍/文 提要 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研究从宏观视域转向微观视域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卢森堡把政治批判、思想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建构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在政治批判上，卢森堡批判米勒兰主义，揭示了合法改良中存在的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尖锐对立，以社会主义文化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为理论框架，对合法改良的形式和界限进行了新思考，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在合法改良活动中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在思想批判上，卢森堡从微观视域追寻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内在文化精神，论证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并获得了自身的理性;在意识形态批判上，卢森堡首先在思想批判层面阐发了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和哲学世界观，其次在精神批判层面阐发了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澄清了无产阶级与宗教的关系，最后在实践批判层面阐发了社会民主党与工会运动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厘清了社会民主党在工会运动中的文化领导权问题。研究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卢森堡、在宏观领域与微观领域的接合处开展唯物史观研究、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理论，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关键词 罗莎卢森堡马克思社会主义文化观米勒兰主义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唯物史观研究经历了从在宏观领域建构社会形态变革理论到在微观领域建构文化批判理论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启蒙辩证法的反思、消费社会的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生态哲学、政治哲学，等等，都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那么，唯物史观研究的这一转变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微观领域的文化批判理论与宏观领域的社会形态变革理论有着怎样的关系?两者的理论创新能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唯物史观研究走出*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罗莎卢森堡著作的整理、翻译与研究”(14ZDB002)的阶段性成果。当下微观文化批判面临的困境?这些无疑是当前唯物史观研究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研究 20 世纪以来出现的各种具体的文化批判理论是不够的，必须返回到98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唯物史观研究视域发生转变的源头，探寻这种转变发生的内在机制，发现宏观领域的社会形态变革理论与微观领域的文化批判理论的接合点，建构能够将唯物史观的宏观领域研究与微观领域研究融为一体的理论框架，实现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创新。鉴于此，本文选择以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文化观为典型案例来思考这一问题。一、对米勒兰主义的批判与社会主义文化观的提出本文之所以选择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文化观作为典型案例，是因为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研究从宏观视域向微观视域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而引发这个节点的产生契机就是米勒兰主义的出现。因此，要了解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内容及其意义，就需要了解米勒兰主义的性质和特点，研究卢森堡是如何看待米勒兰主义的，又是如何在批判米勒兰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社会主义文化观的。米勒兰主义以米勒兰入阁事件为起点，也因该事件而得名。所谓米勒兰入阁事件，是指1899 年 6 月法国社会党人亚历山大米勒兰不经组织同意而以个人名义加入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皮埃尔瓦尔德克 卢梭领导的内阁并担任商业和工业部长的行为。此事在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盖得派的工人党和布朗基派的革命社会主义党严厉谴责米勒兰，认为其行为违背了法国社会党的原则，是对工人运动的背叛。而以让饶勒斯为首的修正主义派则为米勒兰的行为辩护，将米勒兰入阁视为危机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策略。这就提出了第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策略?它的界限在哪里?正是这个问题引发了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派与修正主义派的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以爱德华伯恩施坦、格奥尔格福尔马尔和饶勒斯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认为，米勒兰入阁是社会主义的一次伟大实验，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治权力的行动，能给社会主义带来良好的结果，它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只能损害工人阶级夺取政治权力的斗争，而只有社会主义策略的有效实施可以消除原则带来的重重障碍，让那些强调原则的人认识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现实的策略。这实际上是用夸大社会主义策略、模糊社会主义策略与社会主义原则之间界限的手法来论证米勒兰入阁行为的合法性，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原则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澄清米勒兰入阁的事实真相，说明合法改良的形式和界限，就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解决社会主义的原则与策略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卢森堡揭露了米勒兰入阁事件的资产阶级本质，提出了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观点。在米勒兰入阁事件刚刚发生的 1899 年 7月，卢森堡就发表了一个策略问题 一文，从两个方面揭露了米勒兰入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真相。一方面，卢森堡通过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政府机构的性质，论证了米勒兰入阁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她指出，在资产阶级国家，政府机构不同于议会机构:议会是立法机构，允许反对派存在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政府是执法机构，“任务是贯彻法律、是行动，它决不容许在自己内部有一个原则上的反对派，它必须使自己的所有机构不断地行动，因此，即使政府是由不同党派的代表组成的，就像几年来在法国的混合内阁中那样，它始终立足于一个原则上是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使它能够采取行动”。因此，社会党人是出于策略的需要进入议会，以反对派的身份参加议会活动，为工人争取权利，并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议会斗争就09国外理论2023 年第 3 期 罗莎卢森堡全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584 页。成为社会党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一种合理的、适宜的方式”。但是，参加政府机构的社会党人却面临着两种抉择:或者以反对派的身份与政府对立，直至被逐出政府;或者以合作者的身份积极参加政府的活动，成为政府中的一员，履行政府部门的职能。在这两种抉择中，无论选择哪一种，都只能为资产阶级而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这说明，社会党人参加政府机构已经超出了“社会主义常规活动方式”，因此也就不再是一个策略问题，而是一个原则问题，即究竟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还是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问题。以该原则来衡量，米勒兰入阁绝非实行社会主义策略，而是“一种只会损害阶级斗争的试验”。另一方面，卢森堡通过分析米勒兰入阁之后采取的各项政策，揭露了米勒兰改良措施的反社会主义实质。卢森堡详尽地分析了米勒兰入阁后所实施的三项重要改良措施(关于工作日的法律、关于工会的法案、关于强制罢工的草案)，戳穿了其将对工人的让步与对企业主的让步挂钩的两面手法，即一方面在纸面上制定有利于工人的措施，让企业主对工人作出一些物质让步，另一方面制定各种法案来限制工会运动，阻止工人罢工，从而达到保护资本的目的。卢森堡指出，这种两面手法证明，米勒兰的社会改良不过是把政府政治活动的普遍指导原则忠实地照搬到社会政策领域，这绝不是有利于工人的社会改良，也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策略，恰恰相反，它是以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是对社会主义原则和策略的践踏。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和批判，卢森堡揭露了米勒兰入阁的事实真相，即米勒兰入阁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合法改良，而是进行资产阶级的合法改良。对米勒兰入阁真相的揭露，将合法改良的形式和界限问题再度提了出来。卢森堡早在系统地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时，就已经提出并开始研究合法改良的形式和界限问题，不过当时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应该通过何种活动方式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转变，是通过合法改良的方式，还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伯恩施坦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卢森堡将合法改良置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宏观视域中，以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为理论框架来论证合法改良的形式和界限。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合法改良被定义为与社会革命相对的一种活动方式:社会革命发生在社会形态更替、社会制度变革的阶段，是推动社会发生质变的力量;合法改良则只是在一定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起作用，是社会变化的量的积累过程。然而，米勒兰入阁事件及其所引发的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派与修正主义派的激烈争论，使合法改良中隐藏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对立尖锐化了。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合法改良的文化性质，揭露合法改良中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对立，就成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卢森堡深入到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层面，以社会主义文化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为理论框架，重新思考了合法改良的形式和界限问题。社会主义文化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法关系是卢森堡考察合法改良的理论框架，也是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卢森堡提出这一文化观，是基于她对社会民主党加入议会时期合法改良的认识，即合法改良是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土壤上进行的一种斗争”，但这种斗争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和全部内容，而仅仅是无产阶级“为了彻底铲除剥削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斗争的一个阶段和一个部分。在这个阶段，社会民主党19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同上书，第 583 页。同上。同上书，第 585 页。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卢森堡文选 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6 页。人要做的就是，把合法改良纳入到无产阶级的整体斗争之中，在社会主义文化观的主导下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努力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准备。这样一来，无产阶级的整体斗争就成为议会斗争时期合法改良的界限。这个界限的确切含义是:只有以无产阶级的整体斗争为目标、成为无产阶级整体斗争的一个阶段和一个部分的合法改良，才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反之，那种放弃了无产阶级整体斗争的目标、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改良，只具有资本主义文化的性质。这个界限就是卢森堡用来衡量合法改良是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性质还是具有资本主义文化性质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卢森堡研究了社会主义文化与合法改良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总体，包含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此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必然包括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议会时期，这种斗争被分为两种形式:议会斗争和工会斗争。由于这两种斗争形式发生的场域不同，又决定了社会民主党要采取两种不同的斗争方式:议会斗争发生的场域是资产阶级政府的议会机构，在这个场域中，社会民主党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任务是以反对派的身份参与议会活动，为工人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力，卢森堡将这种斗争方式称为“政治上的改良工作”;工会斗争发生的场域是工会组织，在这个场域中，社会民主党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任务是用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工人群众，把工会斗争从关注工人阶级当前的经济利益导向关注工人阶级长远的政治利益，卢森堡将这种斗争方式称为“经济上的改良工作”。卢森堡强调，这两种斗争形式“不是两种平行发展的行动”，也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而只是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当前工作、一个时期和一个发展阶段，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既超越议会斗争也超越工会斗争的界限，从而实现其最终目标 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森堡说:“议会斗争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也和工会工作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关系一样。社会民主党本身 正是议会斗争与工会斗争的综合，即把二者综合为一个旨在消灭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阶级斗争。”这样，卢森堡就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在合法改良中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卢森堡认为，社会民主党要掌握合法改良中的文化领导权，就必须从世界观的高度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点，把它们视为无产阶级的文化，视为新的理性和新的信仰。1902 年 4 月 30 日，卢森堡在莱比锡人民报 上发表新信仰 一文，从人类文化变革的高度阐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她写道:“5 月 1 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走出防御性的狭隘的民族性围墙(在这堵围墙的后面，每一个民族整整一年都在自己的地方依照各自的方式进行世界历史性的斗争)，来到国际博爱的康庄大道。但是，这一天同时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