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与质疑：突发事件政府通报的媒体框架效应_彭敬仁.pdf

88 国际公关研 究作者简介：彭敬仁，男，汉族，湖北仙桃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网络空间治理；余丹，女，汉族，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网络与新媒体。报道与质疑：突发事件政府通报的媒体框架效应文彭敬仁1 余 丹2 （1.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100876 2.广西大学 广西南宁 530004）摘要：媒体框架的设置影响公众对突发事件政府通报的看法和对突发事件政府处理结果的态度。本文以“甘肃白银景泰 522 山地越野赛”公共安全责任事件为例，采用基于循环神经网络的模型对评论文本的情感进行批量分析，分析处于不同框架的媒体报道之下的评论差异以及官媒与非官媒的报道之下的评论差异，并进一步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框架进行合理性探索。关键词：突发事件；政府通报；媒体框架；报道主体突发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成为社会焦点和国内外舆论热点的可能性极高，往往引发很大的舆论关注，造成很大社会影响。做好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威信和国家形象具有重要作用。媒体的框架设置对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和引导公众的理性认知具有关键作用。媒体框架效应分为两类：一类是指不同的框架设定主体对公众产生不同影响；一类是指报道框架产生的效应，也就是指新闻媒体报道的各种被其框架化了的新闻信息对受众的情感态度观点产生的影响。1新闻媒介文本生产过程中，个人、媒介机构通过对新闻事实的界定、选择、强调或省略的报道来重组事件，导致新闻文本中包含不同的议题，即新闻框架。在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消息被同行和意见领袖预先选定并传递，其受众可能会分享个人的世界观和政治偏好。选择合理的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甚至平息公共舆论，缓和公共关系。在公共冲突的新闻报道中，可以选择“偶然例外框架”“技术失误框架”“客观原因框架”进行新闻报道，更加强调突发事件的偶然和个别性，包含技术失误以及客观原因，引导公众从“偶然例外事件”或“好心办坏事”的角度来对DOI:10.16645/11-5281/c.2023.12.010PR Magazine 89新闻事件进行判断和解读，从而使得公共冲突得以平息。除此之外，采用“利益共存框架”“价值共识框架”“和平景象框架”等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也可以在聚焦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促使受众对冲突化解产生憧憬，促进冲突的化解。由此提出第一点假设：如果新闻报道采用有助于缓解或平息舆论的议题框架（以下简称“采用缓解舆论框架”），网民的质疑和负面评价更少。当某一突发公共事件成为舆论热点之后，其相关政府通报会被官媒、企业媒体、自媒体甚至部分受众引导。目前通过实证研究已发现，不同媒体渠道的报道对公众具有不同影响。2中国正在形成的政治传播格局是“双重话语、多重空间”，政府与民间话语体系成为舆论“双峰”，在争取舆论主动权的过程中，政府通报的媒体框架效应具有显著作用。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公众的媒介接触发生变化，传统的新闻传播框架在互联网平台上有所消解，以自媒体为代表的另外一种话语体系迅速崛起，非理性意见也会由此产生。在公共突发事件中，自媒体的传播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受众心理的正性框架坍塌，诱发非理性的公众行为表达。基于此提出第二点假设：非官媒（含自媒体）传播框架下的网民的质疑和负面评价更多。一、研究方法（一）案例选择本研究将甘肃白银景泰“522”山地越野赛公共安全责任事件（以下简称“甘肃越野赛”）作为案例，分析处于不同框架的媒体报道之下的评论差异。选择甘肃越野赛作为案例的原因是该事件已被认定为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通报文本较为典型，3相关网民评论较多利于进行相关分析。4（二）数据获取本研究的分析数据是通过 Python 爬虫来获取的。在微博搜索话题，分别搜索“甘肃赛、白银赛、景泰赛、越野赛调查、越野赛通报、越野赛追责、越野赛追责”等关键词，遍历并挑选出相应的微博话题标签，包括“#甘肃白银越野赛事故通报#”等，然后抓取各新闻正文及评论。（三）分析方法本文采用基于循环神经网络得到的模型对评论文本的情感进行批量分析，分析结果为情感置信度，数值在 01 之间。数值为1 意味着评论情感是正向情感的概率为1，模型加载自Cemotion 和 Snownlp。研究采用 TextRank 算法分析评论文本摘要用以归纳评论观点。对于相同通报在不同框架下的评论观点，采用BM25算法分析观点之间的相似性，筛选出相似度过高的观点，人工比对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同时建立关键词字典进行框架分类。本研究中“官媒”微博指中央和地方官媒及主办单位为官媒单位、官媒单位控股的媒体微博，如极目新闻。“非官媒”微博指企业新闻微博、个人账号转发和评论。二、分析结果从模型处理的结果来看，两个模型的分析结果均体现出评论情感为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的概率较大，评论情感为中性情感的概率较小。正负向评论均可以得到自由表达，没有形成明显的意见压力。不同框架下的评论观点具有差异。（一）不同新闻报道内容对应的评论数据预处理之后发现，报道甘肃越野赛采用缓解舆论框架的微博下有108 条评论。利用 Cemotion 分析得出采用缓解舆论框架的微博下情感置信度在 0.00.1 之间的评论 54 条，情感置信度在 0.91.0 之间的评论 34 条；利用 Snownlp 分析得出采用缓解舆论框架的微博下情感置信度在0.00.1之间的评论 27条，情感置信度在 0.91.0 之间的评论 24 条。程序根据模型提取的文本摘要如下：“处理再多的人也换不回来 21条人命太让人难过了这根本不是人为的是人祸啊太让人心痛了为啥不继续往上追究了呢”。在网络用语中，“哦”所表达的是不满意的情绪。报道采用非缓解舆论框架的微博下有 80 条评论。利用Cemotion 分析得出采用非缓解舆论框架的微博下情感置信度在0.00.1 之间的评论 32 条，情感置信度在 0.91.0 之间的评论31条；利用 Snownlp 分析得出采用非缓解舆论框架的微博下情感置信度在 0.91.0 之间的评论 20 条，情感置信度在 0.00.1 之间的评论 14 条。程序根据模型提取的文本摘要如下：“县委书记跳楼自杀了以死谢罪的代价太重了太严肃了不痛不痒感觉没有戳到痛处凭什么官员就该死”。利用 Cemotion 和 Snownlp 做出的分析结果均呈现出与研究假设1 相反的特征：采用缓解舆论框架的微博与采用非缓解舆论框架的微博相比拥有更多的负面情感评论。采用缓解舆论框架的微博对应的评论大多是惋惜心痛情感类的评论。部分评论表达了“事故主要责任在政府且应该严肃问责”的观点。采用非缓解舆论框架的微博下的网民认为处罚和压力过重，同情自杀的县委书记。虽然在采用和不采用缓解舆论框架两种情况下均有评论认为问责较轻，但在采用非缓解舆论框架时，有更多网民认为问责压力过大，质疑事件调查结果的评论更少。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不采用缓解舆论框架的报道内容更符合网民的心理预期。甘肃越野赛事件是公共安全责任事件，在政府调查通报公开之前大多数微博网民认为此次事件主办方有责任，应当被处罚。许多网民评论认为采用缓解舆论框架将责任归咎于天气等自然原因是推卸责任的行为。另外，数据显示在媒体单独报道严肃的问责结果时，网民会认为责任追究与预期相符，且会联想到自杀的县委书记，因此网民感到问责压力过大。（二）不同新闻主体报道对应的评论不同新闻主体微博下的评论情感差异较小，但评论观点内容差异较大。官媒微博下有 124 条评论，程序根据模型提取的文本摘要如下：“任何活动如果连生命都保障不了这么多生命这次事件由于准备不充分和举办方的失误、太让人太心痛、事故完全可以避免一定要严肃问责不要让本可以不发生的悲剧再度发生”；非官媒微博有 86 条评论，程序根据模型提取的文本摘要如下：“问责不彻底县委书记压力太大了出了事90 国际公关研 究总得有人负责景泰县县委书记跳楼自杀了不是马拉松，是越野赛”。官媒微博下的评论内容主要是发表对事件的思考和情感表达等。官媒微博下的网民对甘肃越野赛的思考比较全面，包括对事件发生原因、事后问责、未来防患于未然等方面的思考；非官媒微博下的网民评论焦点集中于事后的问责问题。非官媒微博下的网民表达了对事件问责不彻底的不满情感，官媒微博下的网民更多地表达了遗憾惋惜的情感。这与本研究的假设 2 相符合。这种现象可归因于官媒和非官媒在互联网背景下报道风格和话题不同。甘耐姆把媒体框架分为四个维度：新闻涉及的话题、新闻的外在表现、认知属性、感情属性。通过对比发现，绝大多数媒体都报道了对甘肃越野赛的追责问责情况，官媒和非官媒之中各有一半的媒体选择报道事件原因。媒体一般以事件原因、事件过程、追责问责、经验教训的顺序进行报道。认知属性方面，掌握自媒体的用户可以在自媒体平台传播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自媒体的选择性信息呈现和解读也会引导网民对事件判断。部分非官媒着重报道了县委书记事后自杀事件和对事件问责的解读，因此网民关注点更集中于问责这个部分。相对而言，非官媒转发官媒微博下的评论更温和。另外，自媒体报道会带有主观情感。网民受到负面情感报道影响，会倾向于发表负面评论，因此评论多反映出对政府处罚措施的不满。官媒和非官媒受众不同也会导致评论主题有所差异，例如，某自媒体转发了央视新闻的报道，该报道陈述了遇难和受伤人数、问责情况，没有提及其他内容。央视新闻微博评论涉及问责赔偿、前期筹备、安全保障、应急预案等话题，而该自媒微博下的评论只讨论了问责轻重以及相关的县委书记自杀话题，相对而言，官媒微博受众表达了更全面的观点。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到了与假设1 相反的结果，即新闻报道采用缓解舆论框架不能减少网民的质疑和负面评价。这可能是因为全面介绍事件发展过程、问责结果、经验教训的报道虽然是一篇好的报道，但并不是缓解舆论的报道。缓解舆论框架更应被定义为内容选择和文本编辑符合受众的心理预期。对于涉及人数较少的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介绍问责内容相对而言更重要，把问责内容放在事件发展情况介绍之后会引起歧义；而对于新冠疫情等涉及人数较为广泛的突发事件，公众更关心的是事件本身，此时问责内容可能相对次要。假设 2 得到了证实，非官媒的传播框架下网民的非理性表达更多，情绪化更为严重，官媒下的观点则更加全面和理性。一方面，官媒微博和非官媒微博的报道风格和受众不同；另一方面，非官媒的报道框架以及情感倾向会引导受众情绪，容易产生非理性的表达和结果。三、结束语缓释舆论框架需对症下药，保持媒体报道的一致性。基于本研究的分析结论，对甘肃越野赛的报道的缓释舆论框架之所以没有发挥作用，是因为此类小规模突发性事件由于结果已经造成，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客观原因追溯已经成为次要因素，公众更加在意的是针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也就是问责情况，事件发生后需要相关人员对事件负责，此时再对其他内容譬如天气原因进行报道则有推卸责任之嫌。这不同于大规模的突发事件如新冠疫情，由于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公众更加关注的是这个事情本身的起因和经过，对其问责情况反而淡化处理。因此，在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时，官媒需要针对具体的情形选择报道框架针对波及面广的事件采取全过程型通报；对于涉及面较小且结果已定的事件，根据受众的心理预期选择问责和归因通报框架，如此才能更好地平息舆论。针对非官媒传播框架下网民非理性表达更多的问题，在后疫情时代，官媒需要与一部分影响力较大的非官媒保持高频度的互动，与意见领袖保持意见上的统一，在重大突发安全事件中保证健康的舆论引导方向，避免由于非理性情绪产生的群体极化行为和群体事件，官媒与非官媒在突发事件中坚持步调一致，从而引导舆论的健康发展。参考文献：1 马得勇,陆屹洲.复杂舆论议题中的媒体框架效应:以中美贸易争端为案例的实验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42(5):22.2 尤薇佳,李红,刘鲁.突发事件Web信息传播渠道信任比较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4,17(2):15.3 李彪.霸权与调适:危机语境下政府通报文本的传播修辞与话语生产:基于44个引发次生舆情的“情况通报”的多元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4):21.4 杜秀芳,王颖霞,赵树强.框架效应研究30年的变迁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