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文化安全.pdf

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文化安全王伟（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福州 350001）摘要：分析了全球化的历史与逆全球化的现状，认为西方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并未改变全球化的大势，更未导致全球化的终结，但促使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美国主导的旧式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带有或隐或显的帝国主义色彩，这种文化霸权严重侵蚀着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安全与共同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之提供了人文基础。关键词：全球化；逆全球化；文化安全；文化霸权；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图分类号：G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23）03-0059-08尽管全球化的历史可以上溯至 15 世纪的新航路开通与地理大发现，但全球化作为一个专用概念或专门范畴，则于 1990 年代才逐渐流行开来，它一般是指经济、政治、科技与文化等领域的全球互联互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仅多种多样的全球化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全球化本身亦成为学术分析不可或缺的理论平台或理论视野。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进程，有起有伏、有利有弊。考察全球化理念、进程的起伏与其中的利弊，探寻兴利除弊之道，有益于让未来的全球化更多、更好地造福于人类社会。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迄今为止，全球化已经走过五百余年的历史。从时序上而言，全球化大体经历过如下几个阶段。一是西方列强在全世界进行殖民掠夺的时期。这一时期世界被英、法、俄、德等几个大的帝国瓜分，虽然各帝国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对抗，但帝国内部构成了一个资本全球流动的相对统一体。二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峙的时期。这一时期并未出现真正的全球化，但两大阵营内部相互联通、往来不辍。三是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占据全球化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全球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3 2023收稿日期：2023-02-16作者简介：王伟（1977），男，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理论。59互通完全成为现实，一路高歌猛进。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建立在“美元、美军、美国意识形态”1的三大基础之上。“美元”是指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体系 1944 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上正式建立；“美军”是指强大的美国军队为此中心提供保护；“美国意识形态”是指为美式全球化的合理性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后工业化理论即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简而言之，它认为近代社会有过两次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从农业生产转向工业生产，那么，美国发挥主要作用的后工业时代则标示着从工业生产方式转向后工业生产方式。问题在于，后工业理论着重解释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明显变化，并未关注工业生产实际上转移至不发达国家这一事实。所谓的后工业化实际上是以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产业分工为前提。这种全球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并未如后工业化理论所构想的那样给全世界带来最大利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共享全球化的好处，而只有那些掌握资本与技术的发达国家从中攫取了大部分利益。这就导致之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非但未能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究其根源，是全球化的不均衡发展，“有些国家被整合进越发密切的相互依存之网络，而其他地区则被边缘化了”2。这一中心与边缘的二元格局自然为后者的反全球化埋下了伏笔。其实，这种类型的反全球化一直都如影随形地紧跟着全球化，只是未能形成大的气候而已。回溯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较早的代表性事件是世贸组织（WTO）在 1999 年 11 月西雅图会议（Seattle Conference）期间爆发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动，而类似的大型抗议活动之后每遇重大国际经济会议都时有发生。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也有一些不发达国家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不论是中国还是金砖国家及新兴的经济体，都是如此。这些国家的发展壮大让西方国家尤其是主导全球化的美国出乎意料、寝食难安，几番权衡之后，他们认为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严重受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启了另一种形式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不论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制造业回流，还是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种种单边主义行径等，都是个中典型表现。逆全球化之所以在西方国家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力量，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内部没有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进行公平公正的再分配，从而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全球化是这些国家的弱势阶层为争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斗争策略。此外，全球化也受到难民问题与恐怖主义的强力冲击，而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给逆全球化思潮火上浇油。以美国为例，其反全球化在贸易政策、移民政策、全球治理与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十分鲜明的表现3。譬如，贸易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一贯奉行美国优先主义，甚至不惜破坏世界贸易自由来推行其贸易保护政策。而拜登政府收紧“买美国货”的政策，则被认为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在移民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反移民立场相比以往历届政府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惹起众怒的“禁穆令”到新版移民限制令，再到引起普遍反对的“骨肉分离”式移民政策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与之前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在全球治理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态度显得非常消极，它不仅退出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等诸多多边国际机制，而且与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在贸易、移民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拜登政府比较看重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致力于恢复在多边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情绪渐趋高涨，这与其经常引以为豪的传统“熔炉”形象 代表着开放包容 迥然相异。近几年来，拜登政府为打压中国与俄罗斯，则联合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打着所谓“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旗号，发动了新的意识形态攻势。不难预料，逆全球化定然会对全球经贸、文化往来影响深远。尽管这种反全球化潮流给全球化 60进程带来了可见的阻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大势如一些人忧虑的那样已然趋于终结。“从国家层面看，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都与国际经济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地区层面看，各大洲之间都离不开国际大市场的互联互通；从产业层面看，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业态，无论是互联网+还是 工业 4.0，都离不开全球产业网络；从行业层面看，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需要利用国际金融大平台。科技进步、信息技术发展已使经济全球化变得不可逆转，这是任何组织、国家和个人都无法阻止的。”4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的相互博弈中，全球化的大方向虽然不会改变，但全球化的现有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适应不断变换的时代形势，全球化将进入一个深度调整的时期。有学者预测，新的全球化很有可能走向“区块化”“区域性的经济网络”，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多区块共存、互联互通的全球网络1。二、美国式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是一个经济、政治、科技、社会、文化等层面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马克思曾以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为例指出，虽然受到极其卑劣的利益驱使，但经济、技术全球化却在客观上给印度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具体来说，英国的蒸汽机和自由贸易败坏了印度的经济基础，新兴的铁路系统则瓦解了印度的传统分工，它们合力摧毁了作为专制制度牢固基础的印度宗法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杀生害命的宗教仪式、阻碍印度进步的种姓制度等5。也即是说，马克思认为，印度政治、文化与社会中的众多糟粕都烟消云散了，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尽管他们并未同时迎来一个新世界，而且马克思也未提及新世界如何生成，但无论如何，这个新世界的建立绝非照搬或复制一下英国制度那么简单，而是仍需在印度的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重建。印度的历史证明，其时作为宗主国的英国虽然事实上进行了语言、文化方面的侵略，但英国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将印度的整个文化完全格式化，然后用自己的文化全盘取而代之。马克思谈及的这个例子促使人们思考如下问题：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在现实中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们需不需要文化的全球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需要怎样的全球化文化？1920 年代，作家歌德（J.W.Goethe）曾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所有民族都会予以欢迎，初步展现出对全球文化的美好期待。与此相类似的是，媒介思想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 理解媒介 一书中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勾画出一幅世界各地的人们如同邻人一般亲密交往的动人场景。然而，真实的文化全球化远非他们想象的那样一片光明。譬如，世界文化的美国化就成了人们普遍担心的一个棘手问题。因此，一大批学者不约而同地瞄准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不遗余力地进行了批判，詹姆逊（F.Jameson）、萨义德（E.W.Said）、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法农（Frantz Fanon）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詹姆逊直言，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是“标准化”或“美国化”，“全球化推行全球资本主义和消费意识形态”，“地区流行的或传统的文化形式被逐出或沉默不语，从而使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食品、服装和电影取而代之”6。詹姆逊指出，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包括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互动：从经济到文化的运动是指美国出口的大量商品中融入了美国形象、美国形式、美国意识形态，而从文化到经济的运动则是庞大且盈利最多的美国娱乐业。由此可见，文化帝国主义不是通常所言的正常的文化交流或文化往来，而是“庞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在经济上发达的强势文化常趋向于以一种殖民的方式推广和散布它们的文化产品、习俗以及价值观，最终造成了对较小的、经济上较弱和处于弱势的文化的 61压制”7。换言之，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一直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向全球输出其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从未止息在全球范围内谋取与巩固其文化霸权的步伐。实际上，这种文化霸权也是其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结果自然是美国文化四处横行，而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逐渐变得喑哑无声，乃至销声匿迹。与詹姆逊相类似，萨义德的 东方学 文化帝国主义 等著作都集中讨论了西方文化霸权问题。萨义德将文化比作一个多种力量相互较量、相互博弈的“战场”，并谆谆告诫世人：不能仅仅看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外在表象，还需留心“它们都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和驱使”，而且，文化愈来愈成为新型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重要领域8。尽管 东方学 一书毁誉参半，但其中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见解至今仍然闪烁着启人的光芒。萨义德认为，东方学具有相互联系、层层递进的 3 个内涵。其一，东方学是一套人为制造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一个研究亚非文明的学术门类。其二，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模式，它预设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区分，前者野蛮落后而后者则文明发达。其三，东方学是一种处理机制，西方用它来表述、控制与君临东方，这一层面的东方学就是既影响深远又臭名昭彰的东方主义。因为“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9。不难看出，在东方主义的叙述中，东方只是用来证明西方优越性的他者，是被西方异化或扭曲的东方。于是，西方在虚构的东方中愈陷愈深，坐井观天、难以自拔。迄今为止，东方主义依然是西方叙述、抹黑东方的惯用模式和伎俩。萨义德揭示出东方主义文化霸权的运作机制，自然给世界各国反对文化霸权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我们仍应对这一后殖民时代的文化霸权形式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因为西方的东方话语实际上已然不同程度地渗入东方，并给这些国家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潜移默化的伤害，甚至造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自我东方化”现象。也即是说，为了迎合西方的东方想象，东方国家文化界的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