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_杨希帅.pdf

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俄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尹锡康译，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6页。俄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尹锡康译，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第483页。钱理群、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钱理群、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杨希帅摘要：作为新时期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钱理群见证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这两种精神气质在当代中国的遭际。他自身也与它们产生了深刻的联系，深具堂吉诃德气质与哈姆雷特气质。但是，总体而言，他从骨子里是一个当代中国的堂吉诃德。只不过，由于深受鲁迅反抗绝望思维方式与革命时代精神幽灵的影响，这种堂吉诃德精神经过了哈姆雷特精神质疑的过程，变得更为理性、务实与韧性。钱理群凭借着这种理性的堂吉诃德精神，以鲁迅为原点和支点，在新时期不断开拓与反思自己的学术与思想事业。同时，他又亲身参与和实践了诸多与当代中国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活动，将思想与实践较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这一角度上，我们可以说，钱理群是一个富有哈姆雷特气质的堂吉诃德，一个真正的堂吉诃德。关键词：钱理群；堂吉诃德；哈姆雷特；鲁迅一1604年，莎士比亚的戏剧剧本哈姆雷特在英国伦敦出版。1605年，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版。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刚刚被作家创造出来的、深具民族特色的文学典型会成为两种独异而又有深刻关联的人类精神的概括。他们就像幽灵一样出现于此后的世界文学中，被作家和批评家不断地阐释与解读。其中，俄国的屠格涅夫对他们更是情有独钟。他的小说罗亭中的罗亭，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前夜中的英沙诺夫，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处女地 中的涅日达诺夫都有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影子。1860年1月10日，他发表了自己的著名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篇演讲是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阐释史上的里程碑式的文章，屠格涅夫第一次把两者看作二元对立的矛盾体进行比较研究。他指出，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体现了人性中为己与为他、怀疑与信仰、理想与意志力等诸多矛盾。屠格涅夫认为这两种人类精神都会在人身上出现，“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两个典型中的一个。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雷特”，“完完全全的哈姆雷特，正如完完全全的堂吉诃德一样是没有的”。屠格涅夫以他的论述以及一系列小说极大地丰富与深化了人们对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理解，成为这两大文学幽灵向世界各国游移的中介。20世纪以后，他们东移至中国，寄居在鲁迅与瞿秋白等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里。到了20世纪末，学者钱理群越来越认识到：“真正深刻的作家，他们不仅关注、执着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生，使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更注目于人类共通的精神问题、人性问题，在作品中的现实意义、价值之上更追求一种超越国家、民族、时代的具体时空的全人类意义与价值。越是不朽的文学典型，就越具有这种普遍的概括性；正是这些不朽的文学典型，把关注着某些共同的人类精神命题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与不同个性的作家、思想家联结起来，从而构632023年第1期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04页。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第306页。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第306页。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第307308页。成了人类精神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在友人黄子平文学经典人物形象东移说法的启发下，他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两大经典形象的东移史深深吸引。经过多年准备，他于1992年写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在这本书中，钱理群考察了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在英国与西班牙、德国与俄国的接受与阐释史，进而描述了中国的鲁迅等“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心灵世界。钱理群的一大研究特色就是主体介入性强，他的学术研究总是从自我生命的挣扎与困惑出发。他对研究对象进行探寻的同时，也是对自我的探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一直在寻求自我与研究对象的精神联结点”。他的成名作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有这一特点，丰富的痛苦同样如此。他曾经如此诉说写作丰富的痛苦的动机：“这些年来，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历史巨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回过头来更深入地审视自我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以便为历史如此这般的发展找到一个内在的精神发展的逻辑。我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发现了我自己与同类知识分子（中国的与世界的）精神气质上的堂吉诃德气、哈姆雷特气，以及二者之间的对立、渗透、消长起伏的。”“哈姆雷特精神的被压抑、扼杀，从而形成了我们精神发展的畸形状态；以及在新时期到来之后，哈姆雷特精神在唤醒后又不断受到威胁、堂吉诃德精神在遭到质疑后又不断被呼唤这一切，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一代人的精神史与本书所描述的20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堂吉诃德们、哈姆雷特们的精神史之间，显然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很明显，对钱理群而言，写作丰富的痛苦不仅是在与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东移史上的作家与思想家对话，而且是在与自我以及自我所亲历的历史进行对话甚至辩驳。二作为成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钱理群见证了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在当代中国的复杂而深刻的遭际。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处于革命年代。革命年代提倡的是理想与信仰，是意志坚定，也就是堂吉诃德。在这样的年代，内在于哈姆雷特的怀疑精神与犹豫心情是被排斥与拒绝的。钱理群曾经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大学毕业后曾经想继续攻读研究生，但是，当时校方的一位老师以读书太多很容易让脑子混乱为由，打消了他的念头。显然，这位老师担心钱理群被哈姆雷特的怀疑精神所捕获。事实上，当时确实有一些人因为在文章中显露出一些哈姆雷特气被批判。比如郭小川由于在诗歌望星空中表达了一些灰暗情绪便被中国作协党组内部批评教育，至于王蒙则更是由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对首都组织部的批评成为“右派”。因此，在共和国前30年，堂吉诃德精神大行其道，哈姆雷特精神则始终处于被压抑、被扼杀的状态。而“大跃进”与“文革”则证明了失控的堂吉诃德最终走向了理想与信仰的反面，造成了民族的悲剧。同时，失控的堂吉诃德最终也扼杀了真正的堂吉诃德。经历过“文革”，一代青年几乎被哈姆雷特精神所控制。所以，当时潘晓才会发出人生的路越来越难走的感慨，北岛则以诗歌一切抒发了他们精神的苦闷。由此，革命中国以及成长于其中的一代人走了一条从堂吉诃德到哈姆雷特的精神之路。在钱理群看来，这种精神发展无疑是一种畸形发展。钱理群说，“在新时期到来之后，哈姆雷特精神在唤醒后又不断受到威胁、堂吉诃德精神在遭到质疑后又不断被呼唤”。这句话的历史内涵是，在1980年代，无论是哈姆雷特精神还是堂吉诃德精神，都没有坚实有力地生长。本来，哈姆雷特精神在反思“文革”与革命中国失控的堂吉诃德642013年 第4卷 第4期（总第16期）2013年12月15日出版贺照田：当前中国精神伦理困境：一个思想的考察，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精神时可以起到纠偏质疑的作用。但是，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没有朝向反思失控的堂吉诃德精神的方向上走。当时，“在这检讨反思 文革 的思潮中，一个越来越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而这一判定又引出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在自认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了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正是对这一设问的时代回答，关键性地确立着在8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占据着压倒性主潮地位的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感、现实感、社会感”。而新启蒙思潮给出的时代回答便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使得即便是社会主义中国，也会带有大量的封建残余。由此，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反封建思想与人道主义启蒙，却忽略了对属于现代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内在于其中的堂吉诃德精神的反思。并且，新启蒙主义者乐观地相信只要进行一场新的五四式的启蒙运动，中国一定能够由“文革”式的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于是，1980年代，在新启蒙主义者未加反思堂吉诃德精神的情况下，它就又被人们呼唤出来，成为一代人的精神状态。1980年代初，王蒙创作于1950年代的青春万岁 被搬上银幕，受到青年人的极大喜爱，就颇为症候式地说明堂吉诃德精神的复苏。但是，未加反思与质疑的堂吉诃德精神在1980年代更像是一种虚幻的与廉价的乐观主义精神，一旦遇到重大的挫折，人们很容易从它转向虚无主义乃至庸俗主义。1990年代以来，当初的新启蒙主义者纷纷转向，放弃启蒙的责任，过上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池莉语）和“一地鸡毛”（刘震云语）的庸常生活。这都是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没有强化自身的哈姆雷特精神，对堂吉诃德精神反思不够所致。一般来说，反思具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反思，一个就是重建。1980年代之所以产生虚假的堂吉诃德，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对堂吉诃德精神反思不够，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没有在清理革命时代的堂吉诃德精神的基础上重建之。相反，当时的新启蒙主义者从整体上把革命时代的信仰与忠诚与封建精神建立关系，从而抛弃了革命时代堂吉诃德精神中合理的与正面的部分。19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表达了青年一代失却理想的失重情况。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曲，韩少功的归去来对此都有所描写。而王朔更是对革命年代的精神遗产进行嘲弄与瓦解，他的小说顽主有两个有意味的情节值得关注，一个是主人公于观用革命语言反驳父亲一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另一个是他们对道德宣传家赵德生的戏弄，象征了年轻一代对上一代的背叛和对虚伪做作的人生姿态的抵抗。很明显，王朔顽主系列小说消解了革命激进主义文化，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但是，无论是怎么解构与嘲弄，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堂吉诃德精神都构成了一代人成长的精神基因。这就像贺照田在解读潘晓来信时指出的那样，“文革后的相当部分大陆青年，在同一个人身上，一方面是真实的虚无情绪，否定一切价值的冲动，另一方面是同样真实的理想主义冲动，对意义感的强烈渴望”。也就是说，革命时代培育起来的理想主义冲动与堂吉诃德精神对于他们的人生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在贺照田看来，“后者正是先前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留给文革后的中国最宝贵的遗产之一。所以，当时如果能清醒意识此一方面虚无情绪、虚无心理蔓延，一方面理想主义冲动犹强的精神史局面，便应该一面考虑如何转化此理想主义使它在不放弃试图为历史、国家、民族、社会承担责任并于此获得意义感的精神动力内核的情况下，能够把对大历史、大政治课题的关怀，和在日常工作、生活情境中找到具体形式，并从中获得具体充实感相结合；一面考虑如何转化、吸收当时的虚无心理虚无情绪也即细致考虑，把对大历史、政治课题的关怀与把此关怀在日常生活、日常工作情境的意义植基，与克服个人在历史挫折的遭际中所形成的生命意义感危机问题相结合。可以想见，当时若有这两种意义的结合的自觉展开，中国大陆当代精神史的局面钱理群、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652023年第1期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3页。贺照田：制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第84页。肯定会和我们实际所见的历史局面不同”。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出现贺照田所设想的情状。于是，在哈姆雷特精神被唤醒后，人们并没有把革命时代的堂吉诃德精神的合理部分唤醒，而是虚妄地将之弃如敝屣。这就导致1980年代出现了虚假的堂吉诃德，1990年代利己主义甚嚣尘上。总之，新时期以来，因为没有建立起深刻的与复杂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精神，新启蒙主义最终走向瓦解，走向启蒙的反面。从某种意义上讲，钱理群与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复杂关系内在于这两大人类精神在共和国历史的遭际中。青年时代，他深受堂吉诃德影响。在贵州18年，他积极努力地从事语文教育工作。“文革”一开始一度加入造反派，后来他又与朋友艰苦地思索着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