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史视角下湖南农运兴衰再研究_史泽源.pdf

2023 年第 2 期情感史视角下湖南农运兴衰再研究史泽源提要:群体情感是特定团体在认知社会过程中获得的心灵体验，它对于群体的行为选择具有直接影响。1925 年前后，湖南农民因灾祸连连而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中国共产党曾努力将灾民引向革命道路，但囿于军阀的残酷镇压，农运未能实现较大突破。北伐军入湘及革命政府的建立，为发展农运奠定了政治基础，加上中共卓有成效的情感动员，农运勃然兴起。其后，农民在激烈的乡村斗争中出现了群体性冲动，这使得农运不仅愈发变得难以控制，还侵犯了国民革命军的利益。地主士绅趁机在大城市、军队中大肆制造谣言，致使农运逐渐失去了军政双方的同情与佑护。马日事变后，面对反动势力的血腥屠杀，严重缺乏军事实力的中共无法领导农民形成有效反击，导致恐惧情绪在农民中快速发酵、弥漫，并最终引发了湖南农运的轰然解体。在共同经历农运失败的教训后，中共越挫越勇，仍然把发动农民作为夺取政权的关键一环，国民党则转向镇压农民运动，并对革命的最终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关键词:农民运动;情感;宣传动员;机制DOI:10 16623/j cnki 36 1341/c 2023 02 005作者简介:史泽源，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北京10009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党的宣传工作机制建设及其历史经验研究(19491957)”(22CDJ014)大革命时期，湖南地区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据统计，1926 年 4 月，湖南农会会员尚不满 4 万人，翌年 4 月，竟猛增至逾 500 万人。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号称“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庞大农民组织，竟在马日事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轰然瓦解。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多将这一现象归结为政党实践的结果。农运的发展自56有学者认为，中共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动员机制，是农运勃兴的主要原因;也有学者指出，中共忽视军事运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及国民党背叛革命是湖南农运失败的重要因由。参见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 7 卷):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 2013 年版;梁尚贤:湖南农民运动中“左”的错误及其影响 ，近代史研究 2006 年第 4 期;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近代史研究 2004 年第 6 期;范忠程: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再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2 年第 5期，等等。2023 年第 2 期然离不开政党的作用，但无论是农运的勃兴，还是其迅速夭折，又都表明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稳固。现有成果虽充分说明了农运兴衰的因由，但对于兴衰变化之快的阐释却略显不足。回答这一问题，除要从国共两党的视角审视农民运动，更应将农民还原为历史的主体。事实上，作为群体的农民，既可以被引导，又容易失去控制，而心理情感恰是导致这种二重性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拟将情感作为理解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群体性行为的主要线索，进而为分析湖南农运兴衰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一、挣扎:大灾下的湖南农民湖南是长江流域重要产米区，民间有“湖南熟，天下足”的说法。进入 20 世纪，由于灾害频发、军阀混战，多数湖南农民非但未曾品尝丰收的喜悦，反而只能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1925 年，湖南继上年大水之后又遇春荒夏旱，全省 75 县中 50 余县“青苗枯萎，米价腾贵，另有少数县乡被水雹之灾，灾民迭起闹荒”。大量本地及邻省灾民不断涌入湖南各城镇乞食，仅长沙一市“数月以来，几达四十万众”。常德、临澧、津市、醴县等城镇先后涌聚饥民达 10余万。面对灾情，赵恒锡主持下的湖南省政府及社会救助团体联手实施了多项救灾举措。如长沙出现大批灾民后，当地县府于长沙东站设立赈济处，灾民可在领取半升米、一合蚕豆后搭乘火车返回原籍。后因灾情加重，政府为避免灾民集聚省城扰乱社会秩序，遂令“由各机关联合派员，携带巨款，前往各该县赈救”，同时公布从 1926 年 1 月 14 日始“停止发给赈济米粮”。然而赈济行动迟缓，灾民继续如潮水般涌向长沙，沿途灾民得知省城即将停赈的消息后，日夜兼程奔赴赈济处。另有灾民由乞食转向抢食，出现了“将王氏一家所有什物器皿尽行夺取，一面放火将柴草引燃”的报复性事件。为此，湖南省政府不得不一方面赶建收容所，另一方面“派队在下游各火车站，制止荒民登车”。这些举措依然无法阻止灾民经水路赶往各大城镇。在个别地区，荒民还同军警爆发了激烈冲突，接连出现荒民遭枪杀的惨剧。1926 年 1 月末，湖南省议会严厉批评了政府在救灾上的迟钝表现:“本年湘灾奇重，政府漠然视之。如敝县零陵，颗粒无收，逃亡出省者三分之一，死亡无数。政府因未见逃来省垣，竟粉饰太平，坐不赈救，不知是何居心。”受赈地区的灾情亦未得到多少缓解。长沙大公报 记者对岳阳地区的实地调查反映:“受赈的人不及十分之一，而每人又只得高粱九升，且又只赈老幼，譬如一家十口丁的，若有五口壮丁，那末受赈的只有五口，只可得高粱四斗五升，照十人分派，每人只有四升五合。在此久食草根菜叶的饥民，一旦骤吃高粱，食量必然大增，是此四升66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9 页。省长安辑岳临湘三县灾民电令，长沙 大公报 1926 年 1 月 21 日，第 6 版。临澧县灾害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澧县灾害志(17292008)，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1 页。限期停止发给荒民米粮，长沙 大公报 1926 年 1 月 30 日，第 6 版。荒民焚劫东南渡，长沙 大公报 1926 年 1 月 20 日，第 7 版。荒民改由水道来省，长沙 大公报 1926 年 2 月 22 日，第 6 版。省议会讨论赈灾问题，长沙 大公报 1926 年 1 月 27 日，第 6 版。情感史视角下湖南农运兴衰再研究五合之数，不敷二日之食了。以二日之食，而使他们望了足足三个月，又是何等的惨痛呵!”导致灾民濒临绝境的原因不止天灾，还有人祸。尽管湖南省政府早在 1926 年初便严禁谷米出境，但商人依旧私囤粮食，转运外省;另有驻军勾结行商，以购买军米之名，短价强买米粮，致使谷米价格不断抬高。据长沙大公报 记载，1926 年 1 月 5 日的小河谷、上河米价格分别为 5 元和 10 元，此后价格一路高升，至 4 月 1 日已涨至 6 2 元和 12 3 元，而上年同期价格仅为 3 12 元和 5 78 元。受灾严重地区米价蹿升的速度更为惊人，“吾湘自客岁旱灾后，谷米价额，超过昔日数倍”。“贫民对之，大有神仙难过正二月之慨。”此外，在湖南境内穿行、留驻的客军更是肆意强捐暴掳。在永顺县，“正夏日炎炎久旱成灾之际，贺旅长敦武，盘踞城中。捐借遍二十余乡。提征十六七年，不惟民间之谷米财物殆尽。即救灾会由辰转运之赈米、蚕豆，扫数提归军食。灾民未得颗粒”。自 3 月始，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卖妻鬻子甚至烹食人子的惨象。一直到 4 月初，旱灾仍不见消退迹象，农民因无法播种“莫不大起恐慌”。眼见秋收无望的农民只能加入到乞食大军中。4 月底，湖南灾情出现了转机:一方面数万石商米从上海运来;与此同时，湖南各地普降甘霖，旱灾开始得到缓解，而 5 月又是湖南地区的春收时节。面对大幅回落的米价，人们开始乐观表示:“若近日落大雨一次，仍可望再跌，似此则吾小民之一好消息矣。”然而，湖南地区在大旱之后又遭遇了大涝，“6、7 月之交(五月下旬)，湖南大雨不止，山洪暴发，湘、沅、资诸水及洞庭湖泛滥，长沙等 30 余县市概成泽国，田禾庐舍漂没，铁路邮电中断”。另据长沙县志 记载:“6 7 月，湘江中下游普降暴雨，7 月 3 日，长沙最高水位达 3889 米，倒塌房屋万间，尸首漂流，灾民四处逃荒。”因降雨回到乡间重拾耕作的农民又被迫踏上辗转于城镇间的乞食之路。在灾民日多、乞食无处的情况下，大量农民被迫落草为寇。其实早在 1926 年初，湖南省便不断传出匪患的消息，而民众遭灾无以为食，恰是匪患猖獗的首要原因。在浏阳市，“土匪因岁歉而愈多，杀人越货之事，层见叠出，人民痛苦已至登峰造极地位”。随着灾情愈加严重，非但匪徒日众，其行为也日趋暴烈。在武冈东乡，“自入春以来，四乡土匪蜂起，惟多属饥民，鲜有枪械。尚无吊羊勒捐杀人放火情事”。“迨至二月间烽惊肆起，忽有匪众颜早生向甫成事二百余人，持枪百余枝，并有散兵由宝邑窜来，势甚猖獗。抄家劫舍，几无甯日。”在肆虐的匪患下，民众心理愈发紧张。“因防军调动，一般神经过敏者，即大起恐慌，以致谣言四起，杯弓市虎，自相猜疑。”?10军队久驻必然与民争食，其挣扎心境可见一斑。当农民因灾害而不再对劳动生产报以希望、深陷恐惧与不安之中，政府又无力缓解灾情时，社会76?10灾黎残喘(续)，长沙 大公报 1926 年 4 月 5 日，副刊第 2 版。谷米市价大涨，长沙 大公报 1926 年 2 月 24 日，第 7 版。永顺被军队蹂躏惨状，长沙 大公报 1926 年 2 月 3 日，第 7 版。四乡干旱之可危，长沙 大公报 1926 年 4 月 20 日，第 7 版。米价稍松，长沙 大公报 1926 年 4 月 27 日，第 7 版。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第 146 页。湖南省长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79 页。匪祸，长沙 大公报 1926 年 2 月 12 日，第 7 版。武冈东乡之匪患，长沙 大公报 1926 年 6 月 18 日，第 6 版。县署出示辟谣，长沙 大公报 1926 年 4 月 24 日，第 7 版。2023 年第 2 期的不稳定性与日俱增，这极可能为革命势力的宣传动员提供有利条件。事实表明，灾情并不是导致革命兴起的唯一条件。早在 1922 年前后，中共已经在湖南地区从事农运工作。1923 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衡山岳北地区的农会会员曾骤增至两三万人。翌年，在中共的协助下，国民党对湖南地区的党组织进行了改组，开始关注农民工作。1925 年底，国共两党均将湖南地区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农民运动。是年 10 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此一时的农民运动，对于本党将来革命运动的发展尤关重要。在别一方面，本区职工运动在客观上已到了相当的限度，农民运动实为本区目前急切重要的工作”，并据此颁布了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这次会议同时强调:“国民党省部应根据我们决议案，制成一种农民运动纲要，责成各级党部实行之。”一个月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果然据此颁布了内容几乎一致的湖南农民运动实施纲要，并在开篇强调:“农民运动为本党第一重大工作。”两党当时在农运上的默契程度由此可知。此时湖南民众已深陷灾害之中，受到中共方面的高度注意:“华容今年旱魃为灾，赤地百里，饥民不知若干!因此，我们决议从事饥民运动。”此后，尽管中共在农民运动上投入了巨大精力，直至 1926 年 4 月，湖南农会会员仍不满 4 万人。军阀镇压是湖南农运受阻的主要原因之一。陈独秀早在 1923 年底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不能离开政治运动，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运动所必需的。”岳北农运曾在短时间内发展到上万人，在引起县政府及赵恒锡的警觉后，立即遭到武力镇压。1926 年湘潭县农民协会在回忆上年农运工作时亦心酸地谈到:“农民协会的组织，稍一公开，便实行武装解散，利用和大地主的联合战线，陷农民于十八层地狱之中。”二、振奋:国共合作与农运勃兴上述情况直到1926 年年中才出现转变。是年5 月，湖南农会在一个月内发展会员超过 2 万人，“接受本党宣传者50 万人”?10。这是此前未曾取得过的惊人成绩，省农协直呼:“全省农民运86?10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共产党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1 页。湘区报告(1924 年 5 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8 页。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