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御制《孝经》与帝王教化观念_杨畅.pdf

第4 3卷第4期湖北工程学院学报VO L.4 3 NO.4 2 0 2 3年7月J OUR NA L O F HU B E I E N G I N E E R I N G UN I V E R S I T YJ U L.2 0 2 3 清代前期御制孝经与帝王教化观念杨 畅(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海淀1 0 0 0 8 0)摘 要:孝经 述圣王“以孝治天下”,揭示了“孝”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帝王身份重视、研究 孝经是应有之义。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连续三朝帝王分别颁行 御定孝经注 御定孝经衍义 御纂孝经集注,掀起了历史上第三次御制 孝经 的潮流。通过爬梳典籍,笔者发现,在编撰取材上,御定孝经注 是以明人吕维祺 孝经大全 为主源,御纂孝经集注 则直接承用明代陈选 孝经集注,二书在内容上体现出帝王教化视角影响下的御制 孝经 的特点,如经文以今文为定本,兼采博收多家注解,文辞追求浅近平实。御定孝经衍义 一书为衍义体著作,不仅是“帝王之学”,也有着很强的经世性与教化意义。在思想方面,三部御制 孝经 崇尚理学,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清前期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在经文阐释中体现了以朱子 孝经刊误 为代表的理学思想的影响,显示出“以孝而和”的帝王教化观念。关键词:清前期御制 孝经;编撰取材;帝王教化观念;朱子 孝经刊误;理学思想中图分类号:B 2 4 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 0 9 5 4 8 2 4(2 0 2 3)0 4 0 0 1 0 0 6 孝经 开篇言:“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13,彰明圣王“以孝治天下”和“孝”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帝王顺“至德”行“要道”,即是顺人之性,能使“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因此,以帝王身份重视、诠释 孝经 是再合适不过的,且有着深远的社会价值与教化意义。本文用“御制 孝经”来指称帝王亲撰、敕修与御审 孝经 著作情况,其中,帝王亲撰作品为御著类,帝王敕令臣子编撰之作为敕撰类,帝王审查批复臣子献书或前代经典,以御制名义颁行之作为御审类21 4 5-1 4 8。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连续三朝帝王分别颁行 御定孝经注 御定孝经衍义 御纂孝经集注,兴起了自魏晋南北朝帝王御制 孝经、唐玄宗 孝经注 之后第三次帝王御制 孝经 的潮流31 4 1-1 4 2。在论及清代 孝经 研究概貌时,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清前期 孝经 学呈现出帝王御制 孝经 频繁这一现象,并简单提及这三部御制 孝经 之名,但目前只有一篇硕士论文对 御定孝经衍义 一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4。从产生背景、内容编撰、思想特征、历史评价等多个角度与层次上看,清前期御制 孝经 还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这是应该引起重视,也是本文试图探讨的地方。一、清代前期御制 孝经 的产生 清朝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在开国阶段努力吸收中原传统与文明,广兴文教,文治天下。这其中,又尤为注重“孝”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顺治帝颁行之 六谕文,首条即为“孝顺父母”,后来康熙帝与雍正帝所颁圣谕言“敦孝弟以重人伦”,均将“孝弟”作为人伦教化的首要之义5,因此 孝经 这样一本“孝治天下”之书在其心中自然备受重视。另外,清初恢复 孝经 科考取士,举乡会试以 孝经 为出题书目6,这也需要为士子提供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参考教材,而非流行浅显的童蒙之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清前期御制 孝经 应运而生。御定孝经注 御纂孝经集注 与 御定孝经 收稿日期:2 0 2 3 0 5 0 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 2 V R C 1 7 3)作者简介:杨 畅(1 9 9 9-),女,河北保定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01衍义 三部御制 孝经 分别完成于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前后三朝中,其编纂 有着明显的 先后联系。御定孝经注 或称 御注孝经为清世祖顺治帝敕修,蒋赫德纂修7,于顺治十三年(1 6 5 6)刻成并颁行。同年,顺治帝下令儒臣编纂 御定孝经衍义,但因种种原因并未完成,清圣祖康熙帝在位时“缵承先志”81,诏儒臣继续编修,至康熙二十九年(1 6 9 0)才制序颁行。其书纂修过程前后持续两朝,长达数十年,负责人员也屡经更换,其中涉及到的重要人物有四位,熊赐履、叶方蔼、张英为总裁官,韩菼为纂修官。后来,雍正帝在位时,担心前朝所修之 御定孝经衍义“篇帙浩富”“未能家喻户晓”92 7 0,于是在雍正五年(1 7 2 7)敕修颁行 御纂孝经集注,“专释经文”92 7 0,以便于士子诵习。三部御制 孝经 中,御定孝经注 御纂孝经集注 是对 孝经 经文所作的注解,以阐释经文为要义,在 四库全书总目 中被归为 经部孝经类;御定孝经衍义 为衍义体体式,其目的在于借 孝经 的理论框架填充经史内容,而非疏解经文,“提 挈 纲 领,附 丽 条 目,故 无 取 乎 章 句 训诂”84,在 四库全书总目 中被归入 子部儒家类。所以,根据三部书的不同体式,笔者将 御定孝经注 御纂孝经集注 与衍义体著作 御定孝经衍义 分开探讨。二、顺治 御定孝经注 与雍正 御纂孝经集注 的编撰及特征 (一)御定孝经注:以吕维祺 孝经大全 为主源 御定孝经注 取材主要来自于明代吕维祺 孝经大全。吕维祺(1 5 8 7年-1 6 4 1年),字介孺,号恒栖,河南新安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潜心研究 孝经 多年,力行孝道,在当时以孝闻名,其作 孝经大全 可以说是晚明研究 孝经 的集大成著作。孝经大全 尊用今文 孝经,正文共二十八卷,前十三卷内容传注 孝经。在传注中,经文为单行大字,作者吕维祺注解为单行中字,诸家之说为双行小字夹注,吕维祺注以夹注中众说为羽翼,融汇旧注,以成一说。夹注中所引典籍有 说文解字 尔雅 周礼 史记 等,所引众说有董仲舒、邢昺及宋元理学家等言论观点。御定孝经注 在取材上,主要引用 孝经大全 中吕维祺所作笺注,兼采夹注诸说,此外还有引用 孝经大全 之外其他著作的痕迹,在御制典籍中属于敕撰类 孝经 作品。兹举几例以说明:御定孝经注 全书十八章,基本每一章都主要引用 孝经大全 吕维祺注,如对 孝经三才章 的注解:孝经大全 吕维祺注:孔子言民性之孝原于天地,天以生物覆帱为常,故曰经;地以承顺利物为宜,故曰义。得天之性为慈爱,得地之性为恭顺,即此是孝,乃民之所当躬行者,故曰民之行。1 0 御定孝经注:夫子遂言民性之孝原于天地,天之三光有度,而以生物覆帱为常,故曰经;地之五土有性,而以承顺利物为宜,故曰义。得天之性为慈爱,得地之性为恭顺,是即孝也。孝为百行之首,人所当常行者,故曰民行。1 12 6 0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御定孝经注 这一段在内容上基本承袭 孝经大全 吕维祺注,只是根据大义对字词、语句稍作调整。其他章节亦是如此,御定孝经注 对吕维祺注解并非完全照搬,而是通过增添、删减、移位、改字等多种方式适当改动。御定孝经注 同时兼采 孝经大全 夹注诸说,如 开宗明义章 引用朱鸿语“孝乃仁之本原,仁乃 心 之 全 德 无 一 物 一 事 不 在 吾 孝 之中”1 0;五 刑 章 引 用 邢 昺 语1 0与 吕 维 祺 按语1 0;广要道章 引用方学渐语“天下国家,其本于身乎故曰要道也”1 0;庶人章 注解上也引用了 尔雅 周礼 对时令、农耕的描写1 0。此外,御定孝经注 还引用有 孝经大全 之外的其他著作、观点。如在 圣治章 中引用董鼎 孝经大义“天以阳生万物理亦赋焉”1 0;引 周易 家 人 卦“家 人 有 严 君 焉,父 母 之 谓也”1 0;引 礼记乐记“乐者为同 礼胜则离”1 0。这些在 孝经大全 吕维祺注解与夹注部分均未提到,应为 御定孝经注 参考的其他著作。(二)御纂孝经集注:承用明代陈选 孝经11清代前期御制 孝经 与帝王教化观念此书在 经义考 皇朝文献通考 中被称作 御注孝经,在 文渊阁四库全书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 中被称为 御定孝经注,为避免与唐太宗 孝经注 另一个称号 御注孝经 混淆,本文称其为 御定孝经注。御定孝经衍义 一书先于 四库全书总目荟要 中被归为 经部孝经类,后被 四库全书总目 归入 子部儒家类。集注在内容上,笔者发现 御纂孝经集注 与明人陈选 孝 经 集 注1 2内 容 几 乎 完 全 相 同。陈 选(1 4 2 9-1 4 8 6),字士贤,号克庵,浙江临海人,官至广东左布政使,被市舶太监韦眷所陷害,押解行至南昌而卒。其为人刚正不阿,明弘治初年,主事林沂上疏为陈选雪冤,下诏复官礼葬。正德年间,被追赠为光禄卿,谥忠愍。陈选 孝经集注 应是明人士大夫的著述得到官府认可后,而被清代编纂人员直接冠以“御纂孝经集注”之名制序颁行的,按本文对“御制 孝经”的界定,此书应属于御审类 孝经 作品。清人冉觐祖 孝经详说 一书兼采陈选 孝经集注 内容,冉觐祖在序言中对陈选注作如此评价:“陈士贤之注,蓝本注疏,言简意正,读今文者奉为科律”1 32,可见陈注以今文本 孝经注疏 为蓝本,是学习今文的模范之作。另“言简意正”,“言简”容易理解,“意正”则是一种立场的评价,纵观陈注,可发现其注解不仅蓝本 孝经注疏,还多参考宋元程朱理学著作如董鼎 孝经大义、吴澄 孝经定本 的论述。例如 孝经集注 在 天子章引诗注解上主要参考 孝经正义 中唐玄宗注与邢昺疏文19;在 卿大夫章 注解上,孝经集注 几乎全段承袭董鼎 孝经大义1 41 1 5;在 圣治章 叙述人与物得“理”之异同方面,孝经集注 对吴澄 孝经定本 有较多参考1 51 3 3。由此可知,陈选 孝经集注 将邢昺、董鼎、吴澄等诸家观点融会贯通,撰为新注,雍正时敕修 御纂孝经集注,又直接以御制名义将 孝经集注 一书颁行。然而,此次换名并未指出这是用的明人陈选的著作,以至于后世无人知晓或揭晓这部御制典籍的本来面目,到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为此书作提要,还将其作为儒臣扬弃诸家观点与帝王亲自鉴定的著作1 61 6。至于为何不标明本书的原作者与文本来源,或许与在明清异代之际,清代统治 者有意突出 御制作品的 独特性与权 威性有关。(三)帝王教化视角与御制 孝经 编撰“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13,御制 孝经背后都蕴含着帝王“孝治天下”的意图与祈求天下大治、百姓和乐的愿望。然而也正是因为帝王的参与,使得御制 孝经 在内容编撰上呈现出了与学者 孝经 研究著作不一样的风格和价值,这也体现在 御定孝经注 与 御纂孝经集注 两部著作的编撰上。1.经文:以今文为定本。孝经 自汉末以来,今文郑注与古文孔传并行于世。学者们往往会站在求真求实的立场,探究 孝经 今古文本真伪与学术价值,甚至各立门户,持一家之言,但对于希望通过御制典籍教化百姓的君王来说,其切实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确定的经本,以便于经书畅行,发扬“至德”。因此,唐玄宗在儒臣商议后综合考虑,选定以今文 孝经 十八章为定本,后世邢昺校定之 孝经正义 也采用唐玄宗御注本。唐玄宗 孝经注 颁行后,今古文之争暂息,但自宋代以来,司马光以古文 孝经 为底本作 古文孝经指解,重新掀起了 孝经 今古文之争,之后朱熹 孝经刊误 尊古文 孝经,更扬其波。时至清前期,孝经 今古文争议仍是 孝经 研究的一个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前期御制 孝经 的编纂也再次面临着统一经本的选择。四库全书总目 言:“是编御定注一万余言,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古文门户之争;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1 61 5这里明确表明,清代御制 孝经 沿袭唐玄宗 孝经注 传统,用石台今文本,以息门户之争;不用朱子 刊误 本,以防止学者们任意改经,维护经典的正统地位。这样,清前期御制 孝经 著作便有了确定的经本基础和不容置疑的权威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御定孝经注 主要取材之 孝经大全 与 御纂孝经集注 所用陈选 孝经集注,都是尊用今文 孝经 的作品。2.注解:兼采博收。作为帝王御制著作,在确定了统一的经本之后,其注解也应有着广泛的适用性与代表性,而非拘于一家之言,这也就需要对前人的旧注进行整理与剪裁。唐玄宗御注 孝经时正是“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19,其对旧注进行了广泛征引,兼收今古文注解。清前期两部御制 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