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6期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翻译家、史学家，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启新风气的一代大师，面对中华民族未有之变局，梁启超提倡西学，极力推动外国著作的翻译，以期“兴民权”“开民智”。值此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特根据晚清档案记载，追记梁启超致力西学翻译的历史片段。一、译印书报的倡议宣传梁启超的译书思想，源于强学会对译书的重视与提倡。1895年前，我国翻译的西学主要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领域的著作。甲午一役失败，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认为，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军事技术的落后，而是政治体制落后所致。于是，他们主张学习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进行政治改良。为了号召更多有识之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于1895年11月在北京创办了强学会。强学会倡导西学，主张译印图书，传布要闻；出版报纸，刊布新闻；购置图书，设图书室。在这期间，梁启超“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1]，从而引发了对译书的关注。强学会在遭到清廷的封禁后，梁启超深感时局维艰，风气未开，于是将注意力转向办报，以开民智。1896年8月9日，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等共同创办《时务报》，汪康年和梁启超分任经理和主笔。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了60篇慷慨激昂的文字，“他利用这一宣传阵地，较全面而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文化追求、改革内容和具体思路”[2]。该报为旬刊，每期3万余字，设有“西文报译”“域外报译”“英文报译”专栏，广译五洲近事。梁启超在其中多次呼吁学习西方文化，如刊登于《时务报》第8期的《西学书目表序例》一文，对中国近代译书史做了系统梳理和研究，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习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3]。在《时务报》第45期中，梁启超撰写了《读〈日本书目志〉书后》，再次提到“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4]。他将兴西学与译西书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认为此举必将影响深远。二、大同译书局的实践尝试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廷掀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其主张之一就是创办西式学堂，培养外语人才。最初，清廷仅有同文馆及江南制造局等几处译印西学之书，所译之书仅数十种，“且皆二十年前之陈编”[5]，不敷使用。1897年9、10月间，梁启超在多方努力下，于上海南京路创设了大同译书局，康广仁任经理。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