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对新兴保护动物思想与运动的不同认识_朱虹.pdf

史 学 月 刊 2 0 2 3年 第8期读史札记民国时期对新兴保护动物思想与运动的不同认识朱 虹近年来,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人与动物的关系逐渐受到重视,开始有学者对近代保护动物团体及其活动进行探讨,但为数很少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从正面论述动物保护运动的意义 徐志德:未竟之业:民国时期保护动物研究 以中国保护动物会为中心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 0 1 5年;王晓辉:跨文化互动视角下清末民初上海的动物保护活动,贵州社会科学2 0 1 8年第8期,第7 17 6页;朱英:“世界动物节”在近代中国的宣传与纪念,社会科学战线2 0 2 3年第3期,第1 0 51 2 1页;朱英:上海动物园:近代中国休闲娱乐与社会教育的新设施,史学月刊2 0 2 2年第1期,第3 14 5页。毫无疑问,保护动物思想与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发端应予肯定,但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有部分人士针对新兴的保护动物思想与运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也不应忽略,本文拟就此做一论述。一 对保护人类与保护动物关系的不同认识2 0世纪初,欧美各国保护动物运动日益发展,每逢1 0月4日世界动物节,各国保护动物组织都会举行多种纪念和宣传活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学贯中西的著名女词人吕碧城不断介绍西方保护动物思想与运动,并倡导成立相关社会团体,保护动物思想也开始在中国得到传播。1 9 3 4年年初,不同名称的新式保护动物团体在中国相继诞生,其中上海的中国保护动物会最为著名。该会不仅在上海设立总会,而且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会员人数众多,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南京的禁止虐待动物协会还曾推动市政府颁布 南京市禁止虐待动物施行细则,这是目前所知近代中国保护动物的唯一地方性法规。自1 9 3 4年起,中国保护动物会也精心筹备,在世界动物节举行大规模纪念与宣传活动。据报道,首次纪念世界动物节的活动丰富多彩:“中国保护动物会为促进社会人士之护生观念起见”,请准上海市政府令行卫生局通饬市区肉业屠宰商,于是日禁屠一天;并于当日下午假座上海市商会会场举行动物节宣传大会,邀请党政机关及名流指导演讲,同时举行该会第一次保护动物征文颁奖典礼,另配有游艺活动和精彩节目。“其文字宣传,如 新闻报 佛学半月刊 护生报 等均发行特刊,并印有巨量护生标语、画图,张贴各道路,暨向全国各电台接洽播音,以广宣传。”(中国保护动物会近讯,申报,1 9 3 4年1 0月3日,第1 1版)近代中国保护动物运动虽然迟至2 0世纪3 0年代才起步,但活动多样,内容丰富,宣传得力,在知识阶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上海尽管是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前沿,但也难以使保护动物的新思想在短期内为各方人士所理解,虐待动物的事例更不可能因此而消亡。上海保护动物会曾指出当时上海存在的各种虐待动物现象:鸽类套口闷死,山鸡剪舌流血而亡,各种螺蛳生遭断尾而死,鸡鸭未宰扎足倒悬,活剥田鸡出卖等,“菜市通衢,数见不鲜”(保护动物会查禁残杀动物,申报,1 9 3 4年8月2 7日,第1 4版)。不仅如此,伴随着保护动物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是报刊上发表的宣传文章以及相关的报道屡见不鲜,另一方面也有知识界部分人士对新兴的保护动物思想和运动提出了不同的认识,并形成了一场小小的争论。首先,提出不同看法的人士认为,在当时人类得不到切实保护的情况下,花费人力物力宣传保护721动物并开展相关活动不合时宜。其具体理由是,从世界范围看,人类正面临各种非人道残暴待遇,所处之困境远比动物更加严重。“就非道处置而言,人群所遭受者,殆亦远在牲畜之上”,并且始终未见有“妥筹周全之术,以使此灭绝人道之残贼行为,不复重见于今日之世界!”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世界杀机已萌,大战序幕将揭”,人类自相残害行将发生,无暇顾及牲畜之保护(世界动物节,申报,1 9 3 5年1 0月4日,第5版)。就国内情况而论也是如此,“目下中国情形,人尚不保,遑计于畜”(保畜,盛京时报,1 9 2 9年5月1 3日,第3版)。为此,他们发出惊呼:“这世界原已到了有权忽略人类而只顾禽兽的地步!”并认为在烽火遍地、人命草芥的当下,倡导“保护动物似乎也只是一种表现 妇人之仁 的举动”(写在世界动物节,申报,1 9 4 6年1 0月4日,第1 2版)。如果仔细分析这些言论,可以发现质疑人士中,有的其实并非一味反对保护动物的主张与行动,只是认为时机不成熟,应该在人类生存无忧的前提下,再开展保护动物运动,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所以,对于以此理由质疑保护动物运动的言论,不宜简单地一概视为反对声音而强加斥责。因为当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人类确实都普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生存危机。即使是宣传保护动物的人士,也承认“当今之时,杀气弥漫,普遍天下,人类相争,强食弱肉,日胜一日,如此浩劫,急宜挽回,为人类争生存,为世界谋大同”(史彬生:论世界动物节,民报,1 9 3 5年1 0月4日,第2张第4版)。正因如此,在对保护动物持不同认识的人士眼中,“现在保护人类,尚来不及,保护动物,当然尚未到相当的时期”(保护人类和保护动物,新闻报,1 9 3 5年5月2 7日,第1 5版)。至于在保护动物与保护人类两者的关系上,人类当然应该优先予以保护。例如有一篇题为 先保护最高级动物 的文章,作者一方面表示赞同保护动物;另一方面强调更应该优先保护作为最高级动物的人类,因为人类互相屠杀更加残酷,“其他动物的被残杀,决不是发生在同一种类之间,就是最残忍的禽兽,如鹰如虎,我们也没有听说它们残杀或吞食同类”,而人却是同类互相残杀,有暗杀,有明杀,有显而易见的大屠杀,还有无形的吃人的制度,有两族相争的屠杀,也有同一民族间的屠杀。面临这种情景,当然应该“先保护最高级动物”。对于“保护动物,我们无条件赞同,因为我们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谁说是残杀是应该的呢?不过我们希望保护动物的善士们,先从保护人类作起”(先保护最高级动物,兴华周刊 第3 3卷第3 8期,1 9 3 6年1 0月7日,第4 8页)。其次,爱护异类应从爱护同类做起,是此类观点的另一表述。持此说者同样并不公开反对爱护动物,只是认为现在更迫切的要务是爱护人类。因为只有做到人类互爱,才能真正去爱护动物。保护动物运动“发动在目前这弱肉强食的世界,实嫌过早”。现在的人类,对同类且不能互爱,遑论爱及异类。故保护动物只不过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理想,若要使这种理想付诸实现,先决条件是从人类互爱做起。而人类自相残杀的现象,向来都比任何动物更加残忍,“这一种恶劣的天性”不仅导致对于同类不能相爱,而且互相残杀。以对同类尚不知相爱的人类,要他们施恩及于异类的动物,对动物加以保护,实不可能,“故我们以为人类果有仁慈之怀,愿对动物加以爱护,第一步,宜由改造人类的本性着手”(爱护异类应从爱护同类做起,申报,1 9 3 4年1 0月9日,本埠增刊第1版)。不难看出,当时的保护动物人士认为爱护动物能够推及爱人,促进人类互爱,而质疑者却强调爱物应先爱人,否则爱物也不真实,因为“爱物终究只好说是人类互爱的发展,如果人类相处,非但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爱,反而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乃是人类的耻辱,在这种情形下去爱物,可以说是自己在讽刺自己”。所以,“人类应该如何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爱,然后再做爱物的工作,这是我们当前任务”(檐下集保护动物,小说日报,1 9 4 1年1 1月2日,第2版)。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争议双方的认识完全相反,很难达成一致。结合当时国人的处境,持不同认识者进一步提出动物虽应保护,但当时国人与动物相比较,处境更加艰难,所以需要做的应该是先保护人类,而不是保护动物。“各位且抬头向内,看看全国各地水旱的灾患,那些遭难的是人还是动物?是你们同胞生下来亲滴滴地兄弟姊妹,还是外国人或是动物?”此外,在东北及蒙古、西藏等边地以及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流域,外国侵略者“驾着军舰飞机,拿着手枪大炮,来践踏你们,来残杀你们,你们自己不能保护自己,还说什么保护动物?”就现821实情形而言,保护动物并非迫切要务,保护同胞才迫在眉睫。“我们这种地位较动物还不如,比动物还可怜的民族,应该要赶快的想法,拼命的往前挣扎,以血肉与世界最凶残的人形动物相搏击以外,没有生存的第一条路”,处此危急情况下,“还说甚么保护动物、禁屠等等无意识的废话呢?”(保护动物,民鸣周刊 第1卷第1 9期,1 9 3 4年1 0月6日,第67页)另外,还有人认为:在人民求生不得的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为大众解决民生,换句话说,就是要从速实现民生主义,论及民生主义,必然会提到当时被奉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而“在中山先生的著作里,找不出保护动物的理论的专章”。这也成为质疑保护动物运动意义的一个理由,并强调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和政策乃当务之急,“保护动物在中国是次要又次要的问题,现在还谈不到,最好以保护动物的慈悲,施诸那些呻吟载道,奄奄一息的同胞们”(林克:谈保护动物,中央日报,1 9 3 4年1 0月2 4日,第3张第4版)。所以,质疑保护动物运动的人士,比较普遍的不满,乃是认为更应该保护的受苦受难的人们被忽略了,与此相反的是,“绅士们似乎对 牲畜 特别爱好,很久以前我们便听到有 动物保护会 的组织,而且发命令来限制,甚而至禁止虐待 牲畜。可是我们却从来并未听到人说要组织什么 穷人保护会 或 失业保护会 之类,这可见得绅士们的 牲畜 也是 得天独厚与人无尤”(狗剪发公司,申报,1 9 3 6年7月8日,本埠增刊第1版)。还有质疑者认为在国人不能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奢谈保护动物,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不当行为。在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得到什么安全的保障,到处都展现着人被虐待,人被宰割的事实,何曾见有什么慈善心肠的人出来发起一个保护人的团体呢?虽然也曾有过什么人权保障协会,但也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倡导保护动物运动是舍本逐末,甚至是一种可笑的行为,“以不能够保护自己的人如今却来提倡保护动物,这岂不是很可笑的事情么?”(保护动物,漫画生活1 9 3 4年第2期,第2页)这样的批评带有嘲讽口吻,对于当时真诚提倡保护动物的人士来说有失公正。另有质疑者则肯定宣传保护动物的善良初衷,指出“保护动物,有人饥讽其为煦煦之仁,孑孑之义,然而他们的动机,却实出于仁爱,这一点,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但是仍然认为人不能保护自己,与动物一样可怜,“最高等的动物 人,被他人压迫、蹂躏、宰割,而不能自己保护自己,那末,不是和动物一样的可怜吗?”(保护动物,民报,1 9 3 6年1 0月5日,第1张第4版)所以,有人进而指出:“动物终究是动物,比动物更上一级的水灾区域的灾民,都在嗷嗷待哺,但望保护动物会诸君,移他爱护动物的一片仁慈,来设法救济灾民,那更功德无量了!”(秋郎:动物节,申报,1 9 3 5年1 0月4日,第1 2版)而在保护动物人士看来,倡导保护动物与保护人类不仅并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保护动物能够有效地促进保护人类事业的发展。在当时情况下,动物之所以需要保护,很多人并不理解,所以需要宣传,而保护人类的道理不言而喻,“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人类生命的保护,当然是不必说了,即附属于人类的权利名誉财产等,在法律上也有保护的明文,所以保护人类的问题,可以说在可能的范围内,已尽保护的能事了”。至于各处因天灾或兵祸导致民众的贫苦,“要从保护再进一步,予以充分的赈济和教育,才可达到目的”(保护人类和保护动物,新闻报,1 9 3 5年5月2 7日,第1 5版)。不仅如此,人类是有聪明才力的动物,受到环境压迫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救护自己,动物的聪明才力,比人类差得多,遇到受人类残害的时候,只有冤沉海底,无可抵抗,所以动物需要人类予以保护。人类如果养成随意伤害动物的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养成人类残杀的主因好比小孩子,从小会杀虫子,长大了就容易杀雀子杀猫杀狗,甚至于杀人,也不觉得希奇”(保护动物会昨日举行宣传大会,申报,1 9 3 5年1 0月5日,第1 4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保护动物其实也是保护人类。最后,民国时期质疑保护动物运动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