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印长老的生平与学修思想体系初探_张雪松.pdf

72一、传印长老的师承法脉与早年修学传印长老，俗名吕毓岱，1927年1月30日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县一个佛化家庭。传印长老早年就读于长春军校，这段经历与梦参老和尚十分相似，近代以来不少高僧都有军校生活的经历。军校的训练，对于养成集体生活、严守纪律的良好习惯有很大帮助的；同时也锻炼出强健的体魄，传印长老70岁以后仍能坚持在中国佛学院长时间讲课，与早年的军校锻炼有一定的关系。1947年，二十岁的传印长老拜庄河县青堆子镇普化寺崇仁法师为师，皈依三宝，研习佛学。数年后，传印长老读到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现代佛学杂志1953年第7期发表的开垦云居山刍议，这篇文章号召青年佛教徒报名前往来开垦云居山、复兴真如寺道场，传印长老受到鼓舞。1954年传印长老与开垦云居山刍议的作者直纯法师取得联系，前往江西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传印长老在云居山没有再拜剃度师，而是自己把头发剃了，仍尊崇仁法师为剃度师。这充分体现了传印长老不忘师恩、感念旧情，不乱攀附的高尚品德。而且传印长老的做法也符合中国佛教的传统，只在子孙庙拜剃度师，十方丛林只进行传戒、传法的规矩。传印长老出家的法号是传印，字月川，取的是“月印万川”之意，宋代大儒朱熹曾用“月印万川”来印证其理学思想中的重要命题“理一分殊”，传老的名号颇具中国化佛教的理论色彩。1955年冬，传印长老依虚云老和尚受具足戒，在受戒过程中是“沙弥头”；1956年成为虚云老和尚侍者，接法为沩仰宗第九世，法名宣传。沩仰宗是中国禅宗的重要派别，该派传第七世后法脉不明，虚云老和尚“以信阳词铎嗣三角智谦为七世”1，即认定三角智谦是沩仰宗第六世，信阳词铎是沩仰宗第七世，于是虚云老和尚从沩仰宗第七世“词”字辈开始后续派字谱：“词德宣衍道大兴”2虚云老和尚在沩仰宗中的法名是“德清”，为第八代祖师；传印长老遂为第九代“宣”字辈。传印长老在沩仰宗中接法的法名是宣传，虚云老和尚给传印长老的沩仰宗传法偈：“月印心地本无生，川影毋劳真幻征；宣透现成个消息，传持法界普光明。”每句开头一字便是“月川宣传”，是传印长老的字号与沩仰宗法名。1959年秋天农历九月十三，虚云老和尚圆寂，传印长老早期的寺院丛林教育也由此暂告一个段落。1960年9月，由江西统战、宗教部门推荐，传印长老入读中国佛学院，由此开始了新式的宗教院校教育生活。传印长老的母亲和姐姐也于当年出家，母亲法名隆祥，姐姐法名能述。传印长老在中国佛学院就读期间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因粮食定量徒减，中国佛传印长老的生平与学修思想体系初探 张雪松2023-04内文.indd 722023/5/18 23:01:07DOI:10.16805/ki.11-1671/b.2023.0082四众忆念73学院全院学生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前往北京郊区野外采“马齿苋”野菜，每人采集多少斤两以黑板报形式公布。当时中国佛学院的教务长张林翰先生还引经据典，从李时珍本草纲目引入讲解马齿苋的功用。3张林瀚先生学识渊博，是传印长老入学之初重要的启蒙老师。正果法师讲授的佛学基本知识更是对传印长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果法师“每周将编著出来的讲义部分，提前由教务处负责这一工作的朱哲居士刻写蜡纸并油印，发给全班同学，每次印发四五张纸，边讲边编著，直到本讲义圆满完成。法师编著的此讲义，以法相宗为主，参考了数十种经论，由教理行果到信解行证，井井有条，洋洋大观。”4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黄心川先生在中国佛学院开设的印度哲学开阔了传印长老的学术视野，多年后传印长老出版印度学讲义，在自序中提到：“20世纪60年代，作者时为中国佛学院本科学僧，研修黄心川先生教授的印度哲学课程，如渴得饮，获益良深”5，传印长老还请黄心川先生为印度学讲义作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佛学院，师资力量雄厚，人才济济。传印长老除了认真上好每一门课程之外，课下也与同学有很多交流切磋。同学中，像净慧长老等，后来也都成长为新中国的一代高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61年9月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先生开始在中国佛学院旁听佛学课，与传印长老、净慧长老等为同学。方立天先生日后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佛学研究者，他们的同学之谊也保持数十年之久。方立天先生去世后，传印长老在唁电中还专门提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本人求学于中国佛学院时，恰逢方先生也在院进修，其逆流而上、专心致志、刻苦为学的精神，令人感佩。1965年9月，传印长老从中国佛学院顺利毕业，回到江西云居山真如寺。不久“文革”爆发。1966年9月，传印长老被遣送至云居山垦殖场城山分场种菜，长达八年之久。在监管不是太严的时候，传印长老还抽身前往武宁弥陀寺、安徽九华山、浙江天台山等地，收集未被破坏的佛经、佛像，带回农场加以研读、供养。1975年正月，传印长老由国营农场转到云居山阴梅棠公社祥林大队排头生产队，负责管理山林竹园。在此期间，传印长老在旸岭山一座明代寺院崇胜寺的遗址上与道开法师结茅蓬共修三年。这三年，传印长老的宗教修持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都日益精进。随着拨乱反正，我国宗教工作逐步得到恢复。1978年秋，传印长老应邀前往天台山国清寺驻锡。1979年12月，传印长老被调往中国佛教协会从事海外佛教文化交流等工作。1981年2月至1983年12月，传印法师受中国佛教协会派遣，前往日本净土宗佛教大学进修三年。1984年1月25日，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在迎新茶话上宣布传印法师到中国佛学院接替副教务长明哲法师分管的工作，由此正式开始了传印长老在中国佛学院长达数十年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综上所述，传印长老在五十七岁正式开始在中国佛学院广育僧才之前，有长达数十年的修学经历。既有世俗教育，也有宗教教育。宗教教育中既有传统的寺院丛林教育，特别是跟从虚云老和尚等老一代大德高僧参学；也有新式的宗教院校教育，在新中国佛教的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接受系统的佛学知识训练；此外传印长老还有海外进修的经历。如此全面而优质的佛学教育背景，可以说在近现代佛教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2023-04内文.indd 732023/5/18 23:01:102023年 第04期74二、传印长老的学修思想体系传印长老是佛门十分难得的通才，不仅精通教理，还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熟悉，能够写诗作赋，同时特别重视戒律行持，曾对常年的戒律学教学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撰写并正式出版四分戒本述义，还主编了60卷本的中华律藏。传印长老常年在中国佛学院工作，向广大学僧系统传授佛学知识。中国传统文化对“教”的理解就是教育，就是圣人之教化。也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才建设作为佛教自身建设才是中国化佛教的第一要务。佛陀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佛教就是佛陀的全部教育内容；佛教徒的学佛，就是一种终身教育。“佛教具有非常优秀的教育传统。释迦佛陀本人便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实践家，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三无漏学戒、定、慧，贯彻于教育之始终。佛灭度后，至佛教传入中国，和合僧团、寺院道场，便是一所完整的学修并重的佛教教育大学校。”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就不仅仅是针对佛学院而言，以寺院丛林化的标准来要求佛教教育机构；而且这也是对佛教寺院丛林的要求，即以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的标准来要求丛林寺院道场。现今佛教界寺院工作的重点已经从修建道场转变为文化立寺、文化兴寺，体现了传印长老思想的前瞻性。中国佛教文化内容异常丰富，有着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大语系佛教，汉传佛教中又有以八大宗派为代表的优秀传统。传印长老常常以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佛教资源最为雄厚、最为完全的国家而自豪。7传印长老在中国佛学院常年开设印度佛教戒律学纲要净土宗等方面的多门课程。传印长老授课内容之间跨多很大，一方面体现了传印长老有着丰富而渊博的佛学知识，另一方面也引发我们的思考：传印长老是如何将如此丰富的佛学思想内容融会贯通的。自印度佛教以来，就有戒、律、慧三学之说，中国佛教自古又有禅、讲、律之分。晚清以来佛教发展一度出现颓势，教界的“分河饮水”不得不说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杨文会居士、太虚大师等近代高僧大德倡导“八宗兼弘”的口号；而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则提出宗、教“不宜混滥”的主张。“八宗兼弘”与“不宜混滥”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民国初年印光大师用“常惭”的笔名在上海的佛学丛报上发表宗教不宜混滥论，就是反对所谓的“大通家”自诩到达禅门语录中呵佛骂祖的境界，“斥经教，拨净土”。区分宗门、教下，防止未能真正融通之人仅从字面意思出发在不同派别间搬弄是非，这才能真正做到“八宗兼弘”。传印长老非常重视印光大师的宗教不宜混滥论，从1984年起在中国佛学院学等地多次科判、讲授该论，并撰写出版宗教不宜混滥论讲记。一般人常常将宗门、教下视为不同的修行方式，当作并列关系。而传印长老则指出“宗”是目的，“教”是手段。8这里的“宗”按照字面的理解就是禅法，但说“禅”决不等于“有禅”，“禅”与“有禅”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这就跟说“净土”并不等于“有净土”一样。传印长老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禅”与“有禅”“净土”与“有净土”的区别，并常常用学位与实际获得学位进行譬喻：譬如国家教育部对种种学历的规定是固定的，至于具体的个人能否具有这个学历，则要根据这一学历的规定，看他是否合格；合格了，他才能具有这一学历。如果他没有按这个学历的规定要求来完成，或成绩不合格，那2023-04内文.indd 742023/5/18 23:01:13四众忆念75么，他就不能拥有这一学历。这个道理，是浅显易知的。9因此在“有禅”这个境界上说的“宗”，被理解为目的，就是十分恰当的了。如果修行人还没有实现“有禅”这个目的，就好比浪子尚未归家，就不能当自己已经到家，斥经教、拨净土，蔑视戒律，更是不能接受的行径。“吾人处在具缚凡夫地位，宁可按照事相规程，一丝不苟地以身励行，决不可以狂妄自大、空腹高心，执理废事。”10我们前文已经提到，传印长老的法名字号取自“月印万川”，本就含有“理一分殊”的哲学意涵。传印长老尤其反对“执理废事”，强调理可顿悟、事须渐修，对冒充大通家贬斥戒律、实修和经教的行为，不以为然。面对异常丰富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源，宗教不宜混滥，不可执理废事，对于宗、教，禅、净的科判，可以说是传印长老“判教”思想的体现，对佛陀一生所说教法、对中国传统佛教文化的主要内容的相状差别予以判别解释。在进行过“教相判释”之后，传印长老在修持上则认定“一门深入”，即真信切愿，励行念佛。近现代佛教界关于“带业往生”，念佛是否需要“一心不乱”还是“散心念佛”等问题有许多争议。近代印光大师主张凡有真信切愿，决定往生。故只要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是可以带业往生的，即往生至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虽属西方净土的最低等级，但入此土仍为阿鞞跋致，一生补处，不再退转，也是十分殊胜的。恶人临终，地狱现前，十念乃至一念“阿弥陀佛”，如子呼母，就像走失的小孩子发自肺腑地大声呼唤母亲，这样一来虽未发菩提心、实已发菩提心，故亦可往生净土。11传印长老完全接受了印光大师关于临终一念等相关主张，并依据蕅益大师弥陀要解等古德著述，进一步提出，人在临终痛苦之际，很难正念念佛，“临终一念”固然可以决定往生，但一般的恶人实际上是很难做到“临终一念”的。只有过去生中植有善根，才能得到在命终时值遇善知识的好因缘，并能听从善知识教令念佛的教诲，打起精神、做得主宰，能够拼力地大声念佛，“这不是一般的平常的小因小缘，这是非常难能而稀有的事情，这是此人过去结有佛缘，方得如是成就。”12也就是说，一生作恶而能做到临终一念，这是非常小概率事件，学佛之人决不能寄希望于此，而应当励行念佛，努力实现一心不乱的境界。传印长老的一生，“穷则独善其身”，在特殊年代极端困难的境遇中仍能坚持信念，精进修行；“达则兼济天下”，努力做好佛学院的教育工作、寺院丛林的管理工作、宗教团体的行政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佛教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就其自身的佛学思想而言，以“不宜混滥”对佛教各宗各派思想进行教相判释，以此实现八宗兼弘；同时又“一门深入”，真信切愿，励行念佛。传印长老自身的佛学思想体系也直接决定了他度化众生、培养僧才的佛教教育实践。佛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教化工作。传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