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结构”批判——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及其当代效应_郑雨晨.pdf

“例外结构”批判 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及其当代效应郑雨晨王雨辰/文 提要“例外结构”型构了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思考，在他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中的例外结构是导致西方政治成为生命政治、生命沦为赤裸生命的根源。“例外结构”来源于阿甘本对施密特的“例外状态”的改造，其运作逻辑就是纳入性排除。西方形而上学在通过语言为人规定外在本质时，对人的实存进行了纳入性排除;而复刻了西方形而上学例外结构的西方政治，在对赤裸生命纳入性排除的基础上建立与维持了自身。阿甘本的政治哲学运用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范式来分析西方政治哲学的论题，使生命政治复兴和介入了宏观政治议题并得到广泛关注，也使我们得以跳出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来思考政治哲学。其缺陷在于将例外结构本体化，在力图摆脱形而上学的同时仍然受困于形而上学。关键词 例外结构纳入性排除形而上学政治哲学生命政治不同于传统的规范论政治哲学，吉奥乔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关注作为规范前提的例外状态下的权力运作机制，以及权力与生命的关系等问题，它表述的是一种例外论的生命政治哲学。在阿甘本看来，从西方形而上学到政治哲学均存在着一种例外结构，这种例外结构是导致西方政治成为生命政治的根源，也是我们理解阿甘本的理论逻辑的钥匙。以例外结构为线索，本文拟对阿甘本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和理论特质展开研究，并揭示阿甘本政治哲学的当代效应。一、例外结构的纳入性排除逻辑“例外状态”本是公法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指政治共同体出现紧急情况(包括对外战争、内战、经济危机、动乱、瘟疫等)可能会导致共同体解体时主权者悬置具体宪法条例以维护公共安全和利益、恢复正常秩序所导致的状况。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将例外状态置于政治的场域中思考，试图将例外状态包含于法秩序的范围内，作为法的基础和来源。阿甘本通过对施密特的例外状态理论的批判性87国外理论2023 年第 3 期吸收，将其改造为一种以纳入性排除(inclusiveexclusion)逻辑运作的例外结构。施密特阐发例外状态的目的是为了构建其主权理论，“主权就是决断例外状态者”。突发的、难以预料的紧急状况的出现会使宪法的实施受到威胁，但宪法却不可能事无巨细地预先规定自身如何处理这种状况。当例外状态危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形式时，主权者可以悬置具体宪法条文，以强力手段统领全局以恢复秩序，这实际上是保全了宪法。“尽管他处于在正常情况下有效的法律体系之外，然而他仍然属于这种体系，因为他正是决断宪法是否需要被中止的人。”相较于规范，例外处于更为根本的位置，因为法律规范生效要依赖主权者开创与保护的情境。阿甘本指出，在施密特的例外状态理论中，主权者处于法内与法外无区分的悖论位置。主权者宣布悬置法律，然而这一行为却是“合法”的，因为悬置法律以恢复法律秩序为目的。“拥有悬置法律有效性的合法权力的主权者，可以合法地将自身置于法律之外。”阿甘本区分了法律效力与法律规范的效力，指出主权者虽然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其法外行为却呈现出宪法本身的实质效力，这使得主权者得以连接法内与法外。为了保证司法规范的普遍有效性，例外以悬置实定法的形式使法律在具体情境中得到运用。法律将任何自身尚未规定到的“例外”个案吸纳于“合法”系统内部的能力，正是缘于主权纯粹的指涉性。法律的悬置与不适用构成了法的适用前提，法律规范依靠例外才得以建构和存在:“例外不会从规则中扣除自己;相反，规则悬置了自身，使例外产生，并且保持自身与例外的关系，以此将自身建构为规则。”因此，例外状态不是先于秩序的混乱状态，也不是法外状态，而是悬置了秩序产生的情境。它以被排除的方式纳入到规范和秩序中，是法内与法外、秩序与失序、事实与规范无区分的门槛地带。由此，阿甘本指出，例外结构的逻辑就是纳入性排除，即通过对事物的排除进行吸纳。“例外最典型的特征是，被排除到规则之外的事物并不因为被排除而与规则完全无关。相反，在例外中，被排除之物以悬置规则的形式保持了自身与规则的关系。规则以不适用、从其中撤离的方式应用于例外。”规则与例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关系”(nonrelation)，即以否定的形式发生的关系。由于不存在先定的规则，因而所有原生事物都是例外，例外相较于规则处于更为基础性的地位。通过将一部分例外纳入规范系统，规则才得以被划定，而其余例外则作为被否定与排除的对象用于比照和支撑规则。概言之，纳入性排除就是将事物置于外部，对其进行否定的同时又将其吸纳到与自身的关系中，并将其作为基础建构其自身，这就是例外结构的纳入性排除逻辑。在阿甘本看来，任何符号秩序和规范系统的搭建都依赖这一例外结构。符号秩序和规范系统的搭建需要湮灭多层次的、差异的个体的多样性，才能将其纳入自身，但同时它们又需要作为例外的他者、作为界桩生产自身。阿甘本将例外结构的纳入性排除逻辑始终贯穿于西方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中，并认为其决定了西方政治的运作方式，从而开启了一种结构决定论的生命政治批判。二、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例外结构任何政治哲学都需要形而上学理论的支撑，以阿甘本为代表的欧陆激进左翼尤其注重97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Carl Schmitt，Political Theology: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of Sovereignty，trans by George Schwab，Cambridge:MITPress，1985，p5Ibid，p7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Life，trans by Daniel Heller oazen，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95，p15Ibid，p18Ibid，pp17 18哲学本体论的重要性，他们深入本体论层面，以期发现对抗资本主义政治的新斗争形式。在阿甘本看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例外结构源于对西方形而上学例外结构的复刻，而形而上学则是语言这个至高的主权者搭建的符号系统，因此西方政治的例外结构的隐秘根源就在于人类的语言。语言事件导致了人类的发生或主体的建构，它将生命切割为作为实存/质料的自然生命与作为本质/形式的政治生命，并以排除自然生命的方式对政治生命进行外在规定，这为西方政治(生命政治)的运作提供了人类学基础。亚里士多德曾在 政治学 中表示，动物不会言说什么是正义与不义、好与坏，只能囿于痛苦与愉悦的感觉发出声音。城邦(政治)的基础是正义和至善，只有人类的语言才能言说正义和至善，因而只有人类才能进入城邦。人类并非先天地拥有语言，而是从外部习得语言，通过将动物的语音转化为具有清晰发音和明确指向符号的语言，人类脱离了动物状态。阿甘本指出，语言的发生具有否定性特征和例外结构:“如果我们把这种例外装置与人类发生学联系起来，就有可能通过语言事件的原初结构对其加以澄清。语言在其发生时，既与自身相分离，还将自身纳入到生命和世界中，诚如斯特芳马拉美(Stphane Mallarm)所言，它是一个基于否认每一项原则、基于自己源质的情境的开端。因此，来源于逻各斯并在逻各斯中对真实进行纳入性排除的例外，是语言事件的原初结构。”人类的语言就是通过对动物声音的纳入性排除来建构的:语言以标准化、符号化的方式对多样化的语音进行消除(否定)，使其成为统一的标准发音，语言由此占有了语音的位置，在奠基于语音之上时对其进行排除;而当我们通过语言来言说事物时，语言又将自身的位置拱手让给它所指示的存在物。同法律一样，语言同样通过悬置自身，以纳入性排除的方式与语言外的事物建立起“非关系”。但是，语言只能通过否定物的真实存在而言说物:语言在指称物时，通过将物秩序化为纯粹的符号而将物从现实中抽离。由此，人的语言区别于动物的声音。通过言说“我”，主体将自身定义为人，因此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语言的动物)。为了完善自己的观点，阿甘本吸收了埃米尔本维尼斯特(mile Benveniste)的思想，进一步对主体问题进行了考察。本维尼斯特认为并不存在心理或生理层面上的实存“自我”，它仅仅是表达自我的语言行为，唯有通过言说“我”，才能建构起自身。阿甘本将本维尼斯特的观点运用于形而上学领域，指出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 中将存在划分为原初实体与次生实体，即实存(纯粹存在)与本质(属性)，例如，生物性功能就是人的实存，而理性、政治、语言等能力是人的本质。人类通过言说获得了主体性，然而这个主体本身是一个不可言说的、无法获得内容和规定的空位，只能以类似于“我”这类没有内涵的代词出现，并通过谓语和宾语获得外在的、虚构的本质定义，例如，“人是政治的动物”，“我是一个理性的人”。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本体论装置”(ontological apparatus):“本体论装置 亚里士多德留给西方哲学的遗产 将存在划分为本质与实存，并将时间导入其中，它是语言的作品。语言将存在者主体化为主体，化为我们的言说得以成立的根基，从而使装置得以运作。”由此，阿甘本勾勒出语言的例外结构:纯粹的存在是不可言说的，语言只能通过预设的方式将其纳入到语言系统中，在此基础上，事物才能被言说。但是，如此一来，真实的存在也就被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人所言说的不过08国外理论2023 年第 3 期Giorgio Agamben，“What is a Destituent Power?”，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Vol 32，No 1，2014Giorgio Agamben，The Use of Bodies，trans by Adam Kotsko，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128是被语言阉割过的存在。“在这个逻辑时间的过程中，柏拉图的物自体被移除和保留，或者更准确地说，仅以被移除的状态保留:被保出局。”因此，语言只能以非关系、否定性的形式与实存发生关系。同时，主体的发生也遵从这一结构，这意味着人只能“是其所不是或不是其所是”，为自身预设某种动物所不具有的外在本质，通过对自身动物性存在的否定建立起“人”的概念。“主体”是一个空无，作为自然存在的人也就没有任何先天的本质和使命。这就决定了西方形而上学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是以否定生命实存的方式来虚构人性，具有极强的主观性。阿甘本指出，从古至今，无论是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生物学家，都无法找到划分动物与人的客观标准。所谓“人的本质”是通过对人与动物的区别和划分虚构出来的叙事，并不能揭示人类的独有特征。例如，现代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就发现很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区分人与动物的生理性差异，因此他转向将古老的哲学格言“认识你自己”作为人的标准，指出人不过是能够将自己认识为人的动物。这样一来，林奈就暴露了所谓“人的本质”规定的主观性。阿甘本借用意大利神话学家傅里奥耶西(Furio Jesi)的“人类学机制”(anthro-pological machine)概念来命名这一区分人与动物的机制。阿甘本认为，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两种人类学机制，它们具有对称的例外结构。一种是古代的人类学机制，它通过将外部空间吸纳(in-clude)进来而获得内部空间，通过将动物人化(即通过否定人的动物性构筑起人性的堡垒)来制造“非人”，例如将奴隶、外邦人、野蛮人等视为尚未人化的动物，用来标记人性界桩的外在性构成部分。另一种是现代人类学机制，它通过将内部空间排除(exclude)出去来获得外部空间，从而将人动物化(消解人身上的人性部分)来制造“非人”，例如将犹太人、智障、脑死亡者等视为与动物无差异的人形动物。古今两种人类学机制虽然运作方向相反，但都以例外的方式从人的生命中分隔出被视为“非人”的人形动物，并将其作为否定人性的基础。阿甘本认为，人类学机制(同时也是生命政治)的始作俑者是亚里士多德。阿甘本从以下几个层面论述了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学谋划。第一，在生理学层面，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和 尼各马可伦理学 中将生命区分为仅具有营养能力的部分与具有理性能力的部分。他认为前者是所有生物共有的部分，后者才是人独有的部分，人因为具有理性而优于其他生物。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