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切换中的家庭文化建构——解读《寻常百姓家》.pdf

2023年第4 期(总第30 0 期）北方谕丛THE NORTHERN FORUMNo.4,2023Total No.300城乡切换中的家庭文化建构解读寻常百姓家田泥【摘要家庭作为社会的单元，容纳了社会的复杂与变动的内涵，沉积在家族血液中的文化特质，也彰显出作为个体一家庭在时空移动中的主体建构性。寻常百姓家就是一部具有多重文化内涵与多意性的非虚构文本，提供了家庭一家族故事书写，分享了观察经验与生存智慧，以及对历史中的一些事件、家族与社会文化存在问题的质疑与反思。这既是当代与历史的对话，也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其是家风、家教文化建设的有效范本，也显示出对历史记忆展示的视野、格局与精神气度。寻常百姓家体现出多重叙述的家庭一家族精神生态展示，移动中的家国一体化的情感经验表达，以及聚合性的精神共同体的人类经验。【关键词观察经验移动家庭空间历史主体性【基金项目2 0 2 1 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项目“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妇女解放与家庭（fnzx044-2021)【作者简介田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北京1 0 0 7 32)D0I 编号 1 0.1 37 6 1/23-1073/c.2023.04.012文学是一种叠加在生命本体之上的意义表达，需要调动作家的生活经验与精神想象，并指向意义与价值世界的构建；但文学又是一种艺术创造，是情绪的表达，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生命态度。所以我们试图以文学的方式，来解释世间的人物内心活动，必须要依靠真实的情感体验与细微观察来绘制生命形态与精神世界。寻常百姓家是么书仪2 0 2 2 年出版的一部新著，叠加了童年、少年，乃至成年后的诸多经验，既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道德的、伦理的，也是家庭的、情感的、家族的，在城乡切换变动的时间里对真实历史与情感的记录。所以，这是一部具有多重文化内涵与多意性的文本，蕴含了2 0 世纪中国不断变迁的社会中生存、奋斗、寻找希望的历史。同时也是可供多重解读的非虚构文本，提供了家庭一家族故事书写，分享了观察经验与生存智慧，以及对历史中的一些事件、家族、社会文化存在问题的质疑与反思。这不仅是家风、家教文化建设的有效范本，也显示出对历史记忆展示的视野、格局与精神气度。一、多重叙述的家庭一家族精神生态展示文学是表达与建构意义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一个观察社会与生命的理性视角。其实，文学寻找的最高境界，就是获得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他者的和谐存在。寻常百姓家是近乎非虚构的自然生命形态的展示，在107跨度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脉络中，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将人物嵌人了历史时间中，凸显重要事件发生，具象地展示人物的心理与精神世界。但这种非虚构更偏重于纪实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与“非虚构”的直接嫁接，偏向于“客观忠实记录”所发生的事件与问题，自然，也突破了文学书写的边界，构成了新的独特领域。总体来说，这种非虚构的特征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解读。“第一，它不同于小说的虚构，是非虚构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以事实、史实为依据，所以具有小说所不具备的现场感和可信性。第二，它不同于新闻报道的客观实录，是文学的，运用文学的修辞、语言和技巧等来叙述，所以具有一般新闻报道所不具备的生动性和感染力。第三，它不同于以往报告文学的模式化、新闻体和宏大叙事，坚持民间立场和生活叙事，以小见大，将公共叙事和个人叙事有机结合，所以比报告文学更日常、更真切。这些特点也正是非虚构文学的魅力和价值所在。”1 这也就是虚构类型作品已不如非虚构类的史传作品，尤其是非虚构历史讲述，尊重客观发展史实，没有过度夸张与文学想象，反而更贴近历史语境与生命本质。当下社会“更偏爱史料扎实、叙事严谨的非虚构作品”。究其原因在于“历史乃过去的事物，然现实从历史中来，甚至现实很多顽症实根植乎历史，欲知现实之所以然，离不开去历史里面寻踪索秘、拔草寻蛇。故史学热度的升温，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民间对于现实的关注度在提高和深化，这是民众自主社会意识增强的表现，故而是社会进步”2】，也是契合当下读者和市场需求。照此来说，寻常百姓家便是在历史时间的洪流中，以一种微观视角，去找寻生命在其间的形式与样态，其出现本身就是在一个开放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对家族历史的复原。因为“个体对时代潮流虽然难以抗拒，不过，世代积累的普通人的生存智慧，也构筑了各种空间、缝隙，以保存、延续某些世代相传的生活伦理和情感方式”31 2，108而这恰恰构筑了中华母体及民族精神绵延的积淀。寻常百姓家讲述的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真实历史中人物父母一代在2 0 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河北丰润县农村，后来迁到唐山、天津，最后落脚北京，着重是对他们在城乡切换中的生命轨迹、家庭抚育与精神世界的回溯。作者以普通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方式及喜怒哀乐，还有期待与向往、成功和失败，来呈现个体自然生命形态及家庭文化的主体建构。应该说，在个体一家庭一社会一历史链条上，通过记述在历次政治运动、社会变革、经济转的浪潮中父母的家世与一生，以事件、数据、事实等为依据，形成一个真实的历史场域，既有纵向的家族血脉的延续，也是中国自我革命的历史写照，同时也有横向的乡村、都市空间中的表达，存在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乡村之间的空间切换。因此，具有在场感、时代感与现实感。寻常百姓家本身存在多重文本的转换，有口述录音文本（录制了36盘录音磁带）、交代材料、信件、照片、账本、单据、思想汇报、合同等，这些客观性较强的隐形文本，为整个非虚构的写作提供了实证性的材料。而作者如何把这些相关的材料与情感逻辑、生活逻辑、社会逻辑，以及理性的反思嵌人与合在一起，这本身就需要整体的驾驭与控制能力，自然要涉及材料选择、故事整合与叙述节奏等的艺术把控等问题。这里会有一个难点的出现，即在革命化的场域里，如何塑造个体自我的主体性，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性的问题。因为普遍大众人物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在狂热的非常年代里，基本是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盲从，甚至会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来服从革命集体利益与道德规范。如何正确处理亲情、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显在的时代命题，同时也成为作者的表述困境。这种情感与意识形态合在一起，对世俗中的民众来说，具有了属于独特时代蕴含出来的革命性力量，必然会压缩个人的情感选择空间，进而影响到人的思维及其行动。进一步去追索，人民作为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尴尬处境，在革命政治性的逻辑中，存在复杂性。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性是如何在历史共性中展开，这成为一个文本所要考察的对象。而在极端非常的时代，个人的情感受制于政治性的影响。如大哥的爱情被政治切断，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成了其生命悲剧的根源，他后来无奈地与邯郸的技工草草结婚。而婚姻生活的草率，与自我事业发展上的不顺，成为了交缠在一起的烦乱，导致了大哥命运不可避免的悲剧性。顺着这样的逻辑，我们发现了主体诉求与生活哲学问题的纠缠。如何处理家庭生活与社会发展逻辑之间的间离，以及个人所受到的社会牵制性问题，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与现实生活中，对家族结构困境进行了深度的挖掘与表达。在历史与现实生活实践中，个体处理来自社会与自我否定性的张力，导致了不断地在改造过程中进行着的自我确立与自我否定的冲突。而这种作为生活主体的非政治性的诉求，也成为普通民众必然要面临的两难困境。进一步说，在革命激荡氛围中的寻常百姓的生活遭际，折射出极端时代社会、道德、伦理秩序的混乱，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存在，涉及因社会意识形态导人到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场景与生活空间，而他们又是如何剥离或适应这种政治的导人，或者说如何完成自我改造的问题，就成为普遍民众所面临的切实的现实问题。该文本中所涉及的父亲动荡时期的交代材料，诸如“系统交代历史问题”、“更正补充募布施起始时期”“补充材料”和“检举揭发”，就是一个有效的历史潜文本，提供给我们理解历史时代语境与文化背景下，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与生命形态，乃至思维方式，是如何被革命性地引导，进而要遵从集体主义原则而形成。这样，以当代的视角去审视历史的真实，就会更加理性地看待“革命文化”大潮中的激情与情怀，及所塑造出来的真实人物生命形态与精神生态。而作为一个移动中的历史主体，是如何才能走出这种被历史的被动塑造的境况，也是我们所要思考的延伸性问题。二、移动中的家国一体化的情感经验表达家族结构是一个模块，既容纳着家国一体化的情感经验，也是个体的情绪表达与民族情感的合拍，是构成整体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基石。这里，家庭个体作为主体，必然涉及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国家等共同体的关系。而这恰恰是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社会建构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最明显的是家庭承担了社会功能，尤其是在家风、家教文化的建设上，父母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气质，他们朴质正直，与人为善，勤俭持家，无论人的品格，还是在代际结构、传递中所呈现出来的爱与和谐，都是很好的榜样与例证。比如对祖父与叔祖父的创业、发家过程的讲述，还有他们信仰之后归零的艰难的展示。尤其是父亲经历了对父辈的生活道路与生活方式的反叛，走出乡村、进人城市，后又进人乡村，之后又回城后各种创业与劳作，既是一个家族的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汇集。这样都通过一些具体的细节来进行展示的，如父亲不要叔父的财产，但尽了作为儿子的本分与孝心。这种家风也延伸到社会空间中，父亲由于几次投资失败，几次卖房、卖地，去偿还，都是守着一份朴实的信用。其间，父亲为了养活儿女，开公司、烧锅炉、做小商贩、种田、逮蚯蚓、抓土鳖等，还有母亲的踩缝纫机绣花的计件获酬等，坚韧地维持着家庭过活，并过得极其有尊严。父母“挣钱，把孩子们抚养成人和供孩子们读书”31 2 36。而母亲也常常训诚，“别让人家说我和你爸对你们没家教”3 2 1 6，因此，“我向父亲学会了吃苦耐劳、勤勉努力，我向母亲学会了让109自己遇事就扛着（有担当）”31 2 1 4。可以说，父亲的脊梁与母亲的智慧、勤劳，构成了整个家庭生命的底色，这恰恰表征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命底色，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其实，把性别差异及不平等放在家庭文化结构中进行考察，揭示了女性家庭一社会复合角色的功能作用。女子家庭革命是先导，因为家庭结构是对女性实施控制的社会生活场所。柳亚子认为“十九世纪民权时代，二十世纪其女权时代乎”4 8，指出“旧中国的大家庭制度，真正是万恶之源”5 。因此，“政治之革命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家庭革命以争国民个人自由”，呼吁“中国今日家庭不可以不革命”6 、“革命！革命！家庭先革命！”7 而梁启超于1 8 9 7 年所作的倡设女学堂启被视为兴办女学堂肇始，梁启超追溯“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而如今“夫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凄，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8 J61-562？梁启超提倡女学，可谓是唤醒女子进行家庭革命的先决条件。然而，即便是受过教育的母亲，也难逃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中“父母之命，媒之言”“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等观念的束缚。由于深受“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主女从”等的礼教规约，母亲待嫁时候有所反抗与反叛，可也担心会影响到整个家族女儿们的婚姻选择，对于婚姻的安排显示出了行为上的反抗，也仅止于有剪头发的行为。其实，将女性的解放纳入民族母体文化精神的同构上，对女性“国民之母”的身份的认定，“女子者，国民之母，种族之所由来也”9 4，成为“女界革命”的标杆。这种倡导强调了女子的母亲角色，仍然难以为性别平等做出实践性的指导。婚后母亲的角色，是女儿、母亲、妻子的混合体，这不仅跟社会对女性的引导有关，也受制于传统家庭文化的熏陶。虽然她一度成为扫盲的优秀教师，但是后来为了家庭，毅然放弃了自己独立自主的个人发展。而母亲的形象恰恰如古代110文本与民间传说中的表达，老子第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玄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认为玄是天地的来源，承担着人类的繁殖，这里蕴含了对母性崇拜或生殖崇拜；而苗族古歌枫木歌把蝴蝶当成苗族的始祖，视为人、兽、神共同的母亲，是繁衍后代的象征。湖南的苗族把蝴蝶与星宿联系在一起，尤其在苗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