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到“读”：民国古籍出版的转向--以《四部备要》为例.pdf

出版史研究097*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沈知方年谱”（项目编号：22FTQB018）的成果之一。1吴永贵.学习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J.出版广角，2007（4）：21-23.2 根据邱崇丙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调查一文公布的数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的中文图书124040种。参见：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77.从“藏”到“读”：民国古籍出版的转向以四部备要为例*李贝贝摘要：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经历了从为藏置而出版到为阅读而出版的转变，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既是转变的典型案例，也是重要推动力量。四部备要的生产逻辑和技术路径，涵盖了民国古籍出版转向的主要范式。第一，出版观念的革新。中华书局提出新的善本观，将善本的认定从传统对年代久远的强调，转移至对校勘和印刷的偏重，并将之运用于四部备要的具体出版实践中。第二，古籍内容的重编。标点符号是文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统古籍向来不加句读，阅读困难。鉴于此，四部备要选取阅读最广泛的古籍，邀请名家点句，排版印刷，降低阅读难度，推动了古籍的普及。第三，古籍丛书营销的创新。中华书局将四部备要化整为零，或单行本，或数本一组，分别销售，既符合一般读者的购买能力，又为不同需求的读者提供了购书指导，将古籍真正送到读者手中。关键词：四部备要 古籍阅读 新善本观 古籍句读 古籍营销中图分类号：G239.29古籍即古代典籍，广义上包括历代流传下来的一切书籍，狭义上主要指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据统计，民国时期共出版古籍 26859 种，1以出版总量 10 万种计，2古籍几乎占据三分之一份额。虽然数量和占比不算少，但民国古籍在出版活动中的地位却发生了变化，从旧书坊中唯一的出版门类，逐渐成为现代书局中的众多出版门类之一。为适应外来知识引入促成了新知识生态和近代教育发展培育的新知识群体，古籍出版在理念和实践上多有转变。古籍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与一般图书相比，除具备阅读价值之外，还具备较高的收藏价值。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士大夫而言，古籍收藏和阅读是并行不悖的两种使用方式，但近代以来随着阅读群体的扩大，收藏逐渐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专属，阅读也转变为扩大了的普通读者的唯一诉求。这种分化造就了民国古籍出版的两个选项：侧重服务高知群体的古籍收藏和侧重满足普通读者的古籍阅读。知识的凝滞与流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种知识类型的寿命，进入流通领域的知识，往往能够在接受者身上获得新的生命活力，故相较收藏，阅读对于古籍的传承至关重要。那么，在民国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下，古籍出版如何从面向精英的“藏”“读”并重，转变为面向平民的重“读”轻“藏”？四部备要作为民国时期的一部重要大型古籍丛书，不仅规模宏大、编校审慎、印刷精良、传播广泛，且其中蕴含着民国古籍出版从“藏”到“读”的具体实践。作为典型案例，其编辑出版中采取了哪些方法？这些方法从怎样的编撰思想中产生？其编纂思想又是从怎样的古籍观念和传统知识重建思路中生发？最终形成了怎样的0982023年第3期古籍出版样态？以下将围绕这些问题，就四部备要的出版理念、内容编辑、图书营销等进行探讨。一、“寻找”与“制造”：面向大众阅读的新善本观民国时期的古籍阅读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不知道读什么，第二是没有好的版本，几乎所有的古籍出版都在尝试解决这两个问题，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和中华书局的 四部备要 提供了不同的路径。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皆出自四库全书，该书成于清乾隆年间，全书共七部，著录书籍 3461 种，79309 卷；存目书籍 6793 种，93551 卷，总计 10254 种，172860 卷。3四库全书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古籍丛书，民国时期多次出现重新刊印它的讨论和尝试，但限于战乱、版本、技术等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实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择选四库全书内容的十分之一左右，先后刊印出版了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于 1919 年 2 月开始正式印行，1922 年 12 月全部面市，1930 年代又出了续编和三编，1926 年重印 1922年的版本，并加上“初编”二字。1934 年已印刷三次，前两次的印数超过 5000 部，供不应求。四部备要从1920 年着手筹备，1923 年开始发售预约，至 1927 年全部出版，1934 年重印五开大本、洋装本，1937 年五开大本第十期准期出书，同年洋装本第三期出版，前后历时17年，是中华书局规模最大的几个出版工程之一。四部丛刊与四部备要的选本和印刷，折射出民国古籍出版的两种典型路径。总体而言，四部丛刊择珍本影印，注重“藏书”；四部备要选善本排印，注重“读书”。从表 1 可知，中华书局的选书种类，比商务印书馆多出 100 余种。二者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四部丛刊没有收录“二十四史”，四部备要 收有完备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包括了“我国四千年来之政治史、外交史、社会史、风俗史、经济史、实业史、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以及货币、赋税、水利、备荒、并历代伟人传记”4，读者可根据个人所需，分别阅读研究，是治国学者最有用之要籍也。如此重要的“二十四史”，为何四部丛刊没有收入？其实并非商务印书馆将其忽略，而是限于版本问题，商务印书馆在影印 四部丛刊 时“因正史未得善本，故暂从缺”5。“从缺”处理背后的原因，是商务印书馆注重珍本的古籍出版观念。早在商务印书馆部署四部丛刊时，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善本派”和以王云五为代表的“实用派”就产生过争论。6最终“善本派”获胜，四部丛刊 专收珍本，成就了中国近代古籍影印的重要成果。后来商务印书馆在1930年专门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书贵初刻”的古籍出版思路限制了其内容选择的自由度，若无初刻珍本，宁愿从缺。与商务印书馆强调年代久远不同，中华书局对“善本”有自己的一套认知：“何谓善本？内容完全，雕刻精美，校对审慎，印刷明晰，是为善本。”8中华书局在四部备要出版之际，登报对比四部丛刊的善本选本，进一步明确了其善本观：“（甲）四部丛刊，专重古刻，及旧抄研究版本之学者，四部备要专求善本，便利读者。（乙）四部丛刊只求版本之佳，所选各书，大多数为好古者参考之需，吾人不必尽行诵读也。四部备要均为吾人求习国文者不可不读之书，故种数虽少，而要已备矣。”9诚然，3王余光，吴永贵，阮阳.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228.4每月储蓄五元四角便可于二年半得一部聚珍仿宋版五开本二十四史N.申报，1930-01-01.5古本二十四史将发售预约N.申报，1930-03-27.6“当权的一派主张四部丛刊应该尽量采用宋、元、明的刊本而精工影印。这一派可称为善本派，也有人讥讽地称之为制作假古董者。另一派主张注重实用，例如庄子，便应该采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或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墨子就应该采用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等等。这是实用派。”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0.7经史子集种数为初编本，合计种数为初编、续编、三编总数。8空前之精刻万卷善本古籍四部备要N.申报，1926-10-08.9通讯：汇录四部备要意见之答复J.中华书局月报，1922（3）：4-5.表 1 四部丛刊与四部备要品种对比表版本 品种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合计四部丛刊725种22种61种22种214种/8000余卷四部备要56种/1685卷74种/4851卷79种/1152卷140种/3656卷349种/11000余卷出版史研究099四部备要“共计二千余册；经、史、子、集最要之书，大略备矣”10。这则宣传四部备要的广告，虽然存在拉高自身、贬低四部丛刊的意味，但也客观陈述了二者的差异。中华书局站在现代知识强调实用性、社会性和学习效率的角度，从内容、校对、字体、印刷等方面，在古籍出版实践中，发展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认知的新善本观，并进一步推进到认为善本的获得不仅可以靠“寻找”，还可以“制造”。中华书局新善本观的实践，贯穿于选本、校勘、印刷各个环节。首先，选本以“通行”为要。第一，选择内容精校而舍弃刊刻精良。从形制上看，宋元旧刻优于清刻，但因年代久远，常常不是印本模糊，就是卷页残缺，用于收藏研究，并无影响，但用于阅读，则诸多不便。相比之下，清代校勘学兴盛，该时期的精校本，多是由术业专攻的学者，汇聚宋元以来的善本重新整理，内容完善，故四部备要采用清代精校本居多。11第二，以“人人阅读”为目的和导向。“所选之书，均系诵读参考所必备，既不抱残守阙，更不畸轻畸重，与从来刻丛书者，其趣迥异也。”12第三，偏爱流传度、认可度较高的版本。“例如十三经古注，以相台本永怀堂本为最，十三经注疏，以阮刻本为最，昔人早有定论，梁任公国学最低限度书目，亦举相台本。为读书而刻书，非如讲骨董者以抱残守阙为职志也。”13其次，内容精编精校，以求准确无误。“本局力求审慎，每排一书，先由印刷所校三遍，继由校勘部覆校三次，每次由三人轮阅，各一遍，共计九遍，再由总校覆勘一二遍，总计校至十三四遍，力求免鲁鱼之讹。”14相比之下，四部丛刊 的主要精力花费在珍本搜寻，加之采用影印方式，注重留存文本之原貌，故客观来看校勘上的耗费和可发挥空间均不大。最后，舍石印影印，用铅印排印，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古籍的影印和排印各有优长，“石印法不改变原书行列款式，不会有什么错字，这是其便利、妥善处。然卷帙过于繁重，费工费时过多，售价过高，非一般人所能有，此实其弊。铅印法，比较的省篇幅纸张，定价可以便宜些，此是其利。然其弊，则在校对疏忽，错字太多”15。四部丛刊的影印，一方面是存其原貌，一方面是减少校勘的工作量，但书价无法兼顾。四部备要“何不影印而排校？尝试影古书，然印本漫漶或纸张黑暗，摄影之后竟同没字，其勉强可用者，亦复不甚明晰，本局不惮烦而为此植校之大工程，期善本流传于不朽”16。综上，四部丛刊的善本影印固然有助于保存珍贵版本，但从流通上看，主要是面向精英知识分子的收藏和研究，四部备要则另辟蹊径，旨在满足和引领大众阅读市场的需求和成长。随着现代教育理念、制度和方法等的引入和推广，中国近代的阅读活动，从士人阶层和文化精英下沉到了更为广泛和一般的普通知识群体，与之相对应，古籍阅读群体也大为扩展。新善本观指导下的选本、校勘、印刷等，正是针对这一新的阅读群体。除此之外，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文本形态特别是句读，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二、增加句读：服务大众读者的新编辑观就读者群体而言，长期以来，古籍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受过教育的传统士人，到了民国，现代教育的推行扩大了读书人口。但这批受惠于现代教育、学习白话或半白话的读者，在进行古籍阅读时依然困难重重。这就导致浩瀚的中国典籍需由知识阶层进行再处理，才能被知识水平不高的新兴普通读者所接受。再处理除了善本的选择之外，内容编辑也是重要一环。对民国古籍出版而言，句读或者说标点符号进入古籍出版，是内容重编最常用的方式。句读是传统的标点方式，主要包括圈和点两种，圈为句，标注话语的结束，点为读，标注话语的停顿。我国古书无论是经史子集的鸿篇巨制，还是武侠演绎、明清小说等，向来没有句读，故学习句读是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句读是学习传统知识的基础，也是进入文本世界的一个门槛，增加了从非知识阶层向知识阶层跃升的难10 辞海编印缘起M/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444.11 参见：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五集预约N.申报，1926-12-11.12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五集预约N.申报，1926-12-11.131416空前之精刻万卷善本古书四部备要N.申报，1926-10-08.15 郑振铎.向翻印“古书”者提议M/郑振铎.郑振铎作品精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205.1002023年第3期度。没有句读使那些即使略识文字的人也无法阅读，不知如何断句，无法获取文本的意义，从而在实际上造成了古籍阅读的障碍。故胡适提出整理古书的简略方法，第一项便是增加标点符号。17民国时期，国家和社会对知识国民的需求日益迫切，这就需要降低文化的准入门槛。现代标点符号的引入，即是其中的重要技术手段。新式标点符号最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