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上海语言生活变化_俞悦鸣.pdf

171文化传承一、引言城市化与全球化的加速使上海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广泛的语言接触形成了上海多元的语言生活，也改变了上海本地居民的语言使用习惯和语言能力。人们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语言，几种语言的能力并不均等。在上海城市语言面貌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以上海本地居民为研究对象，观察不同年龄段人群语言行为的差异可以了解整个城市的语言发展态势。变异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变化就产生和体现在共时的变异中（徐大明 2006:151-152），通过实时观察语言现象获得显象时间（apparent time）证据，可以揭示“进行中的变化”，从而预测语言未来的发展方向。学者们在不同城市开展语言调查，选择年龄跨度较大的几代人，发现普遍存在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的代际差异（generation gap）（付义荣 2004，薛才德 2009，周薇 2011），于是方言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引起学界广泛讨论。有学者对青少年方言能力感到担忧（汪平 2006，钱乃荣 2011）；也有学者在青少年群体内部展开调查后发现方言能力会随年龄增长而回归（孙晓先等 2007，俞玮奇 2012）。过去学者们在上海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话的优势地位十分稳固，普通话只在学生群体中占主导，预测未来两种语言将长期共存、互补发展（孙晓先等 2007，薛才德 2009，俞玮奇 2015）。经过十年的发展，当前上海城市语言生活面貌是怎样的？我们再次对上海居民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能力进行调查，一方面验证前人的预测，另一方面对变化的产生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总结出下列研究问题：各年龄段的上海市民在普通话、上海话等方面的能力有何差别？不同年龄群体的语言使用习惯有何不同？上海语言生活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除普通话与上海话外，是否还存在其他语言的使用共同构成城市的“多语”空间？若存在，那么几种语言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二、研究方法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以获得数量大、范围广的数据，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语言使用、语言能力、第一语言习得情况以及语言态度。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收集到有效问卷257份，选择12岁以前就在上海生活的215个样本作为调查对象，其中包括青年128人、中年57人和老年27人。问卷回收后运用SPSS软件进行定量分析。研究重点关注当前在社会交际中仍十分活跃的中青年群体，老年群体的数据将作为参考。此外，我们还在三个群体中分别选择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居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作为对问卷数据的验证与补充。访谈问题的框架主要参考语言习得专家佐尔坦德尔涅伊（2021）关于语言习得动机和态度的相关问卷，根据本研究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改造。三、结果呈现（一）语言能力。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三代人的掌握程度都达到了100%，半数以上受访者认为自己普通话说得非常地道。在薛才德（2009）开展的调查中，认为自己普通话说得最流利的居民只占24%，可见国家推普政策在上海实施效果显著。三代人的上海话能力存在代际差异，青年一代的会话能力明显不及中老年群体，有60%的中老年表示能够用上海话流利表达，而在青年群体中只有不到40%。青年一代的上海话能力是不均衡的，信息接收能力尚得以保持，城市化进程中的上海语言生活变化俞悦鸣城市化高速发展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改变了上海语言生活，通过问卷调查以及半结构化访谈观察上海老中青三代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差异可以发现，普通话已取代过去上海话的强势地位，青年群体的上海话使用率与能力明显低于中老年群体，上海话在下一代存在传承断裂的可能。社会经济发展中语言市场价值的改变是导致该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关键词：语言变化；年龄差异；上海话；语言市场价值内容提要2023年第7期采写编172文化传承但输出表达能力却已明显衰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青年群体的英语及其他外语水平则明显优于中老年群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对老年人的英语掌握情况调查不多，但在本次调查中，接受了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教育的老人普遍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可见上海自改革开放以前就十分重视对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联系日益频繁，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英语这种国际通用语的能力培养。（二）语言使用情况。就语言使用情况而言，普通话如今已进入上海居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但作为正式语体在银行、政府部门等正式场合中使用，还深入到一些市场、小饭馆等非正式场所及家庭领域。在上海话使用率最高的家庭领域，青年的上海话使用率明显低于中老年。青年群体用上海话交流最多的对象是祖父母（66.4%），与父母用上海话交流的比例（56.3%）已和普通话（53.9%）相当，相比孙晓先（2007）的调查（70%）已大幅减少。接受访谈的四位青年也表示自己跟父母讲普通话时，对方也会转用普通话，而祖父母大多情况下会坚持讲方言，因为对老年人来说，方言是他们更熟悉的语言，交流效率更高。可见上海话主要通过在家庭内与祖辈的交流实现传承。教育领域的语言使用分为正式教育场合和私下的亲密领域。在亲密领域，即与朋友、同学交谈时青年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率（89.1%）大大超过了中老年（40.4%和22.2%），讲上海话的只占18.8%。几名受访青年回忆，在小学不允许说方言，此后就养成了在校内说普通话的习惯。随着校内移民学生与教师比例不断上升，课下选用彼此都能理解的普通话交流是必需。在工作领域同样也是普通话占主导，越年轻的群体普通话使用率越高，方言使用率越低，这同样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有关。受访老人表示自己的单位里基本都是上海人，和少数外地同事交流时，大家都说各自的方言，但彼此的方言差别不大，所以也都能听懂。几位中年人则表示身边许多来自其他省市的同事听不懂上海话，因此在办公室都说普通话。在公共领域，普通话更是居民们交际的首选语言。所有受访中青年都表示自己在公共场合见到陌生人时，因为不能确定对方是否能听懂上海话，会主动用普通话发起会话，随后根据对方的语言使用情况适时地转用。在正式程度越高的场合，普通话使用率也越高，上海话使用率就越低。（三）语言态度。从情感态度和理智态度两个角度考察市民的语言态度后发现，两代人对普通话的语言态度评价没有显著不同，而对上海话的语言态度评价则存在明显差异。青年对上海话好听程度、亲切感和实用性的评价都明显低于中年群体。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上海话会话能力和亲切感与实用性评价存在显著关联（表1），上海话说得更熟练的居民对上海话情感认同更高。表1 影响上海话会话能力的相关因素未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显著性（常量）1.0770.020好听程度0.0120.0060.934亲切感0.4360.2620.001实用性0.3280.2790.000调整后R20.197另外，虽然青年对上海话的情感态度评价高于普通话，但反观青年群体的实际语言能力和使用频率，高情感认同并不能直接促使人们主动提升语言能力，更不能改变他们的日常语言习惯；实用性评价背后的理智态度才是推动语言能力和使用率提升的主要因素。从对英语的语言态度评价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作为一门外语，居民们普遍对其不具有亲切感，但都认为英语是一门有用的语言，会主动积极学习英语。接受访谈的几位青年都表示自己还有学习其他外语的意愿。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不论是从学校层面还是从学生个人角度，都会不断重视英语能力的提升。四、原因分析上海居民语言使用习惯和语言能力的代际差异表明当前城市语言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是语言背景不同的居民为实现交际而不断发生的言语适应行为（speech accommodation）。随着外省市来沪居民逐渐增多，上海本地居民会不断发生向普通话趋同（convergence）的行为，形成在公共场合等领域首选普通话交际的模式。勒帕奇指出，我们适应的未必是听话人的言语风格，更是对方眼中自己的形象，通过言语适应行为来塑造听众眼中的自己（Wardhaugh，2015:99）。有受访者表示，自己与陌生人交流时不主动说上海话是因为害怕给对方留下“排外”的印象。使用率的提高会进一步促进语言能力的提升。老年群体在接受普通话教育时已经形成了稳固的上海话交际模式，且该群体在校期间的普通话使用更多限于课堂，因此他们普通话能力的提升更多是频繁的言语适应行为推动的。受访者中有一位就是典型，她表示自己是从与北方女婿和照顾孙子的保姆生活在一起后才会说一些普通话的。173文化传承后来日常接触的外省市移民越来越多，说普通话的机会多了，普通话能力逐渐得到提高。不仅在公共场合，家庭领域也频繁出现向普通话“趋同”的现象。由于青年学生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度过，容易养成课后用普通话交流的习惯，当这种习惯沿用至家庭领域，家中长辈也积极适应他们的语言转用普通话，导致上海话使用率进一步降低。受访者中有72%的青年将普通话视作母语，说明父母在他们幼年时就频繁用普通话与他们交流。家庭是方言得以传承的最后一道壁垒，若方言在家庭领域的代际传承发生断裂，那么这种语言就将面临消亡。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带动语言市场价值的变化。基于布迪厄提出的语言市场理论，一种语言所具有的市场价值反映了社会的语言意识形态，它会影响个体的语言态度，而语言态度最终会影响语言行为。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本身具有高于上海话的社会声望与价值，随着上海话使用空间的不断缩减，其语言市场价值也不断降低。对于市场价值低的语言，人们往往没有提升该语言能力的意愿。居民们对上海话的实用性评价（3.19）明显低于普通话（3.84），就说明上海话水平的高低不会直接影响他们学习、工作等方面的发展，缺少这一符号资本也不会影响收益，因此便不会努力提升上海话能力。而随着全球化发展进程深入国内，外语的市场价值则日益凸显。在服务性行业，英语水平较高的人在就业和晋升上就更具优势。许多受访青年都表示自己除英语外还掌握第二门外语。占有更多价值高的符号资本，就能够在“语言交换的经济”中获得更多利润（苑国华，2009:64）。因此当前英语与其他外语也和普通话与上海话共同构成上海的多语空间，未来它们在上海的使用率与居民的语言能力也会实现进一步提升。五、结论通过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本文了解到当前上海市民在语言能力上存在代际差异。青年人的上海话能力有衰退趋势，这种衰退首先出现在语言表达能力上。在外语能力方面，青年群体具有显著优势，但在英语教育颇受重视的上海，具备英语能力的老年人也占据一定比例。在语言使用方面普通话已占据主导，正式程度越高的场合使用率也越高。上海话主要通过家庭领域内祖孙交流实现代际传承。中年群体在家中与孩子交流时常发生转用普通话的行为，代际传承将很可能在下一代发生断裂，情况不如过去学者预测的那么乐观。上海语言生活变化的原因在于城市化发展下人口流动导致言语适应行为的频繁发生。本地居民在与移民交际时不断向普通话趋同，使上海话使用范围大大缩小。随之导致的是上海话市场价值的降低，人们主动学习和使用上海话的意愿开始衰减，上海本地方言也因此走向衰弱。我们可以预测，未来普通话仍将占据城市语言空间的主导地位，上海话的使用空间将进一步缩减，而外语的使用空间将有所扩大。虽然用外语自如交流并非当前上海居民普遍具备的能力，但从对外语的实用性评价及其具有的市场价值来看，未来会有更多人积极提升外语能力并实现基本的运用。因此，当前亟需采取措施保护上海方言资源，使之发挥好民系情感纽带的作用，打造和谐的城市生活。参考文献：1Ronald Wardhaugh,Janet M.Fuller.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seventh edition)M.New Jersey:John Wiley&Sons,Inc.,2015.2付义荣.南京市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及其思考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3焦成名.上海土著学生语言行为报告J.语言文字应用,2009(01).4钱乃荣.新世纪的语言环境和上海话的变化A.双城记:上海、纽约都市文化M.格致出版社,2011.5孙晓先,蒋冰冰,王颐嘉,等.上海市学生普通话和上海话使用情况调查J.长江学术,2007(03).6汪平.正确处理方言与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