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反启蒙实践：理论境遇与批判进路.pdf

2023 年 5 月第 21 卷第 3 期总 81 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May 2023Vol.21 No.3 Sum No.81收稿日期 2022-11-22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本论 及手稿的工作日批判及其双重效应”(项目编号:2022BZX006)。作者简介 周露平(1980),男,江苏高邮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哲学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所谓人的解放意义上的新启蒙,就是对启蒙传统的再启蒙,对旧启蒙的历史局限性和自我逆反性的辩证扬弃与内在超越”。换言之,马克思的启蒙思考是延续着传统启蒙,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推进,即扬弃启蒙的过程。参见郗戈:马克思的启蒙批判与当代中国的“新启蒙”,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2128 页。资本逻辑是指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核心与关键内容。资本论的反启蒙实践:理论境遇与批判进路周露平(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哲学研究院,上海 200240)摘 要 资本论是理清马克思与启蒙关系的关键性文本。有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只是延续着资产阶级的启蒙路径,做了简要的修补与完善工作。这种误解极大降低了马克思反启蒙的理论贡献,很容易将之划入一般启蒙思想家的行列。资本论作为反启蒙的巨制,直接澄清了现代启蒙的实质就是“资本-启蒙”的模式,在这样的原则高度上,穿透资本建构启蒙的诸多幻象,直接批判启蒙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资本论提出超越资本启蒙、重置未来社会的革命,即以无产阶级革命超越资本启蒙。关键词 现代启蒙;资本论;无产阶级革命;反启蒙;批判进路中图分类号 A811.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3)03-0053-09 一、引言资本论与启蒙思潮的关系探讨是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资本论的反启蒙思想不是“照着说”“接着说”,而是“重新说”。有趣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也给我们造成“重新说”的错觉,尽管这些思潮看似激进与极端,但仍然是在“资本启蒙”的框架内加以反思的。只有马克思真正穿透资本建构启蒙的诸多幻象,直接批判启蒙背后的资本生产关系,提出超越资本启蒙、重置未来社会的启蒙,即“无产阶级启蒙”。马克思的理论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唯物史观的澄清工作,即现代启蒙是资本统治下的社会化启蒙,这是在宏大叙事中把握住现代启蒙的实质,即资本如何启蒙;另一个是资本论回应了资本启蒙的具体内容及反启蒙的路径方式,由此建构起超越现代启蒙的无产阶级革命,助力人类解放运动。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想真正弄清资本论对启蒙的态度,必须澄清近代启蒙的思想史。首先,什么是启蒙?康德的启蒙定义流传广且影响大,他认为未启蒙是人缺乏运用理智的勇气,那么启蒙就是赋予人这样的勇气。但这个定义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可追问:勇气何来?理智何在?勇气与理智如何统一?我们以为,启蒙不仅是一种运用理智的勇气,更是对运用理智的社会环境加以考察,即启蒙打碎的是传统世界的权力机制,不断祛魅宗教世界的神秘性,进而创造出主体性世界的环境。诚如以赛亚柏林所言:“整个启蒙运动的共同特点是,它否定基督教的原罪说这一核心教条,代之以这样的信念:人之初天真无邪而又善良,或在道德上中立,有可能由教育或环境加以塑造,或者往最坏处说,人虽有严重缺陷,仍能通过与环境相配合的合理教育,或通过譬如说卢梭所要求的那种对社会的革命性改造,得到极大的改善。”1显然,启蒙塑造了以主体性为内容的现代世界,那么这种启蒙由何而来?换言之,是什么推动着整个世界能够跨越地理、民族、宗教与国家的限制,统一在共同生存模式下?究其原因在于,现代资本不断以启蒙文化与实践摧毁习俗世界,同时又为现代世界提供交往准则与精神支柱。资本及逻辑塑造现代文明世界的同时,也启蒙了现代世界的交往原则、精神原则与制54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 5 月度法则等,即启蒙运动其实就是“资本发育并制造启蒙”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世界也呈现出“启蒙的否定性病症”,尽管哲学家们对此有所反思,但是他们并未真正区分两种启蒙内容:一种表现为启蒙具有先天合法性,换言之,启蒙是永恒存在的,虽然有问题,但这种问题只是启蒙的内容已经不适合或不属于新的世界,需要启蒙的“升级换代”他们只是对启蒙的工具理性带来人类生存缺憾的批判,诸如面对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精神颓废、贫困危机等社会现象;另一种是启蒙只是这个世界的原则或环节,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换言之,世界需要新的发展节奏与生产逻辑,这不局限于现代性视域之内,而是提出更为宽阔视野下的历史发展逻辑。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思想家们对前一种“乐此不疲”,试图在启蒙内部找到调节或优化发展的理念模式,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高举反启蒙旗帜,将现代性看作是“启蒙神话”,详细分析与批判了启蒙通过现代文化工业形成的社会范围内的“同质化”理性模式。这里有三种反思的模式,第一种强调启蒙的自在逻辑,否定个体或社会的生成性力量,进而否定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第二种通过宏大叙事的解读方式将启蒙看作是人类自我合理化的历史叙事过程,它否定的是历史的进步性框架内的诸多因果关系,如革命与启蒙、社会与启蒙、生产启蒙,只将启蒙看作是人类发展史的大尺度生产性动力;第三种认为启蒙总是设想最为优化的社会整体,将这种社会看作是资本生产的最为合适与标准的配置,否定的是任何瓦解这个社会的历史性能力,如阶级斗争等。总之,如何判断资本论的反启蒙工作?首先要澄清现代启蒙的建构方式及其性质,然后通过资本论破解启蒙的问题症结,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内容,为人类解放提供革命路标。二、问题的提出:现代启蒙的建构进路与理论症结众多思想家对资本启蒙历史加以提炼与总结,构建了近现代思想史的反思内容。假如尝试以思想发端与问题解决来划分这些思想家的看法,主要有三重研究进路。第一,经济启蒙的理论设置。古典经济学以利己主义与原子个人为内容,以理性经纪人假设为基础建构了现代经济世界的理论原则,复现了资本启蒙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如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对市民社会的经济法则作出了启蒙。他们对经济社会加以范畴化抽象,提出了商品、商业、市场、货币、资本等术语概念的启蒙。在他们的工作基础上,马克思才可能进一步研究得出:现代启蒙是资本以理性原则塑造世界的活动与观念,形成了现代世界的生产时空规则与社会运动法则。但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古典经济学尽管看到了现代资本的历史建构性作用,将人类的自我解放(如财富、发展与未来等)内容与启蒙经济性的向度结合起来,以此论证资本的合理性;但他们并未对启蒙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贫困危机、经济危机、环境危机、精神危机等作出应有的回应 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以资本或现代所有制作为合法性前提,经济理性成为整个经济性启蒙的核心话语,任何违反经济理性的行为都是违背资本生产原则的。一句话,整个经济学的启蒙是经济发展的逻辑原则与理论总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延续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关于“财富的生产来源于人类自身”的看法,同时详细考察了财富的自然性质与人类性质,认为财富来源于劳动。那么,斯密是不是建构起了以劳动为启蒙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显然劳动只是现代资本运动的一个物质环节,起到社会物质交换的中介作用,“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2,即劳资关系的结构模型直接建构起经济学的两大基础。斯密的经济启蒙思想的最终目的是解答如何实现现代世界的“富国裕民”问题,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思想保证。斯密在此对诸如社会产业制度、社会财富制度、赋税制度、国际贸易制度等都做了一系列的合现代性规划。他从资本发展的维度宏大叙事地说明了现代世界的生成内容与发展趋势,正如海尔布罗纳所言:“经济社会的创造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由人以及人的思想和行动来创造的。”3资本启蒙表现为双重解放:一个是将社会发展规定从封建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以私有财产的制度化与计算化方式加以确定;另一个是从等级、附庸及神秘等社会运动中解放出来,高度彰显出利己主义与原子个人的互动有效性。总之,古典经济学已经深刻意识到,经济启蒙的全面展开,取决于现代世界的生产关系的转变;同时也是社会财富生产方式、积累方式的本质性变迁,形成了现代私有财产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言:第 21 卷第 3 期周露平:资本论的反启蒙实践:理论境遇与批判进路55 “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4同样,斯密也赋予了经济启蒙以市场交往本能即交换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5,这是现代启蒙内容的关键内容。由此,古典经济学直接激活了财富世界具备政治性功能与社会性功能的议题,指认现代启蒙内容就是经济启蒙。它直接聚焦为“富国裕民”的现实效应,即为资本发展提供支配性力量,反对中世纪社会的经济生活只是社会关系的附属物的现象。第二,政治启蒙的政治规定。这分为两条路径:一个是“顶层设计式”的启蒙路径。这主要以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为代表。霍布斯明确了教权的界限,为现代君权做启蒙式的交代。首先,现代国家是世俗国家,以排除神性等级对其的干扰,国家运动不再以神意为内容,而是以自然秩序与法则为基础,将国家作为一种可以控制、进而改善的事物。其次,需要通过契约形成臣民对君主的服从与协调,臣民绝对忠诚本国君主,同时君主能够保障臣民的生活与安全。霍布斯以契约方式,即以“权利的相互转让”6规定了君主的活动界限,目的是规定出符合资本发展的君民关系,以防止社会受到自然状态下的“生存法则”的破坏。最后,君主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提供社会良性发展的规定内容,“在世俗国家中,由于建立了一种共同权力来约束在其他情形下失信的人”7。与之呼应,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种启蒙的“顶层设计”。首先,作为现代世界构成质料的人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政治生活不是服从神意与天性,而是形成于人的政治理想。其次,国家不是神意世界,而是人工设计的制品。政治活动不仅是神意下的内容,而是可以将之作为一种技术加以操作的;同时,这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活动必须依循理性原则。他们共同反对神定论与等级论,认为合理性的政治可以超越命运,“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8。最后,君主改变的是国家政治能够涉及的道德与交往状况,而且能够靠机运合理性管理好国家。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言:“机运可被驾驭。政治问题成了技术问题。”9所以说,好的管理技术可以塑造出明君。简言之,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都从国家管理的高度提出了政治启蒙的概念。另一个是“平民自发式”的启蒙方法。如卢梭等以平民视角对现代契约制度提出了启蒙思考。如果说前面两者从政治活动的合理性维度规定了现代政治的活动原则,那么卢梭则表达出对现代政治的优化。卢梭洞察到在现代政治框架下,人的政治权利如何通过所有权与法律等被剥夺、而沦落为文明世界的“废弃物”的现实。由此,他证实了人的文明进步与人类的群体堕落是同步的历史境遇。他的解决思路是,一方面对封建专制进行抨击,同时又强化平民主义或自然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他不同意霍布斯与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中的“人性恶”的观点。卢梭认为人是由于丧失自然状态,同时被塞入了现代社会的欲望,才产生了现代法律与政治制度,“制度是应当由受益人而非受害者创造的”10。现代政治是由既得利益者创造的,政治启蒙侧重于如何维护人类的自然状态,使之免受极端政治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那样,现代政治启蒙(包括政治革命)打碎的是传统习俗世界,将国家统治上升为市民社会的交往行动,实现政治的两大启蒙:一是对政治个体的启蒙,使社会成员能够广泛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二是对构成政治个体的生产世界(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启蒙,使之变成了政治革命的内容。“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11,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