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概念的历时、共时观察及其启示.pdf

年月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 u n 第 卷第期(总第 期)J o u r n a l o fB a o j iU n i v e r s i t yo fA r t sa n dS c i e n c e s(S o c i a lS c i e n c eE d i t i o n)V o l (S u m N o )【政治学】D O I:/j c n k i j b u s s “文化中国”概念的历时、共时观察及其启示陈静(福建商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摘要 世纪 年代,“文化中国”概念产生后,在学术界、大众文化界等领域被普遍使用至今,并从共时层面延伸到历时层面.从历时层面观察,“文化中国”在中国的历时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集权官僚政治和儒家伦理稳定结合的文化体系.从共时层面观察,“文化中国”建构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主要表现为海内外认同、关注中国文化的个体、群体及实践活动.历时层面“文化中国”以儒家伦理为精神内涵,共时层面则缺失对精神内涵的充分关注.从历时层面“文化中国”以及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出发,共时层面的“文化中国”当以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为精神内涵.唯其如此,才能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关键词 文化中国;观察;启示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文化中国”概念源起及推广“文化中国”概念源起于 世纪 年代末,一群马来西亚的华侨出于浓烈的“中国文化乡愁”,创办了 青年中国杂志,杂志的第三期,以“文化中国”为题,刊发了“建立文化大国专题”“神州文化推广专文”等内容.这是“文化中国”概念首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学者韦政通先生肯定了该刊物的办刊水准,并于 年将“文化中国”的概念带入学术界.从此,港台学者、海外汉学家在传统和当代文化的讨论中频频提及“文化中国”.傅伟勋于 年推出“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一书.梁燕城于 年在加拿大创办 文化中国 季刊.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于 年开启了相关的研究计划,并在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等处做了学术演讲,树立“文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影响.世纪 年代末,随着两岸学术交流的深入,“文化中国”的概念进入了大陆学术界,在思想与实践领域被广泛运用.方克立教授曾以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的身份于 年在厦门召开的闽台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作了“文化中国”概念小议的发言;张岱年先生曾为 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一书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的序;中国文化书院与原杭州大学曾于 年举办了以“文化中国”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学术机构、社会组织、学者对“文化中国”多维度的关注、解读一直延续至今.大陆学者更重视“文化中国”的民族性,从中探寻民族、国家的文化共识及意义,重视“文化中国”的历史角色以及对解决当下中国问题、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文化中国”的概念也从学术界、思想界推广至新闻出版界、舆论界等大众文化领域.“文化中国”在多维度的语境中由概念至思潮、符号、范式、意象等等.那么,“文化中国”所指到底为何?就其字面而言,即“文化”构建的“中国”.国家概念涵盖了疆域、政治、种族、文化等等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大学传统文化理论教育的学术建构研究(项目编号:J S ZM ).作者简介 陈静(),女,福建福州人,文学博士,福建商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教育.内容.因此,“文化中国”不同于“中国文化”,前者应考量文化与疆域、政治、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其对国家发展的作用,而后者的重点则在“文化”.综合学者的论述,“文化中国”所指涉及历时、共时两个层面.历时层面的“文化中国”主要指的是历史中国的文化格局,即集权官僚政治和儒家伦理组合的文化体系,其精神内涵为儒家伦理,该体系在中国的历时进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稳定性,没有随着疆域、政治、民族的变迁发生本质的变化,对维系和推动古代中国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共时层面的“文化中国”所指主要是探求中国文化共识、推广中国文化影响力,借此构建良好中国形象的学者、文化人及学术组织、文化机构等主体及实践活动.由于共时层面的探讨更重视实践意义,对精神内涵的总结和关注相对有限.因此,探查历时层面“文化中国”的内在逻辑,从中获得借鉴和启发,寻求共时层面的精神内涵,提升共时层面的实践质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颇有意义.二、“文化中国”的历时观察原生于共时层面的“文化中国”概念进入大陆学术界后,很快跻身于历时层面的学术话域.在中国的历时演进中,疆域、政权、民族不断变化,但儒家伦理和帝制官僚政治构成的“文化中国”格局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史中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文化中国”和地理中国、政治中国等共同构建了历史中国的体系,并担当了重要角色.历时层面只有与共时层面形成共振,并能够指导共时层面的实践,才具有显著意义.因此,“文化中国”在历时层面担当了怎样的角色、为何如此?应该是历时观察的重点所在,以期获得共时层面的启示.(一)“文化中国”的赓续造就了历史中国的绵延地理中国的变迁最早的“中国”字样,源起于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有“宅兹中国”.“中国”意为“国之中”,即西周人以为的天下中心“洛邑”,即今日的洛阳.之后的三千余年,“中国”的边界不断延伸.春秋时期,“中国”扩大到汉人统治的中原,即黄河中下游地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四夷”相对.秦统一天下,完成了黄河和长江流域农耕区的整合,“四夷”并入“中国”.历经两汉、魏晋、隋唐五代、宋辽金的分分合合,世纪的蒙古族政权建立的元王朝实现长城南北的大统一,实现了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的合并,世纪中叶的清朝形成了今日中国的疆域基础.从黄河中下游的汉人聚居地到 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疆域,地理中国在三千多年的进程中发生巨大的延伸.政治中国和民族的变迁伴随着地理中国的变迁和延伸,政治中国在中原汉族和草原民族之间屡次更手,衍生了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最早的中国人是周政权统治的黄河中下游汉族民众.西周的 尚书梓材 就出现了“中国民”的记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上天已经把中国臣民和疆土都付给先王).”(P )东周到秦汉,随着黄河和长江流域农耕区的兼并,汉族与蛮、夷、戎、狄融合.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 提到:山西、山东、江南、塞北等地的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爱”(P ).此处“中国人民”即汉政权统治的人民,已不再是单纯的汉族人.汉朝之后,草原民族大举入侵中原,形成政治分裂的南北朝,汉族和匈奴、鲜卑、氐融合.之后的隋唐天下一统,带来了地理中国的大延伸,而统治者的血缘已分不清是胡是汉,民众的构成更是多元杂糅.唐之后宋辽金并立,汉族、契丹、女真三族政权分裂天下,蒙古族政权建立的元王朝结束分裂,蒙、汉、契丹、女真、党项、回鹘等民族大融合.之后的明清政权,统治者经历了由汉族而满族的更替.历史中国的政治变迁,造就了多元融合的中华民族,不再有单纯民族血统的中国人.“复旦大学的基因研究专家与历史学家们合作,做了一个抽样调查,发现在今天的南方汉人血统里,按照父系来算,个当中个有胡人血统,按照母系来算,个当中个有蛮夷的基因.”(P )“文化中国”的稳定赓续在世界历史中,被入侵的民族常常国焉不存,被取而代之.历史中国的中原民族不断被草原民族侵犯,政权屡经更手,却没有消亡,而是不断发生民族融合,并形成地理延伸.在地理中国、政治中国的变迁中,“中国”的延绵得益于“文化中国”的稳定赓续.秦统一天下,建立集权帝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弥补秦政之不足,从此形成了帝制官僚政治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文化中国”格局,在民族融合形成的多元文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h t t p:/ww wb j w l x y c n/z a z h i s h e/s h e h u i/i n d e x h t m化共存和互化的局面中,此格局在之后两千余年的古代中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华 之名称,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P )自秦之后的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不论肤色和种族都称“皇帝”,有国号,有年号;官僚体制、科举制度一脉相承;国家精英来自儒家学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学子们的理想;彰显天命国运的纪传体正史一直延续.因此,历史中国谱写了世界上最悠久的古代文明史,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风貌.(二)儒家伦理、帝制官僚政治、农耕经济之间的高度契合造就了“文化中国”的稳定性历史经验显示,历代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政权总是放弃原有的部落联盟政治,沿袭中原地区的“文化中国”格局,唯有如此,才可能长治久安.其背后的逻辑在于集权政治高度契合农耕经济的发展,而儒家伦理又高度契合集权政治的需求.如张光直先生所说:“文明动力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P )帝制官僚政治与农耕经济之间的高度契合帝制官僚政治形成于公元前 年建立的秦王朝,其实质是集权政治.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帝位采取世袭制,“皇帝”通过官僚集团实现中央对地方的集权统治.官员选拔和任免权集中于皇帝,任何官职都不能世袭.集权政治两千多年历史中,中国总能从分裂走向统一,并日益壮大.集权政治和大国形态,通过长时间的考验和筛选,成为历史中国的理性选择.其背后的重要推手,应当是中原的农耕经济.中原地区,即“阴山山脉和辽河中游以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内地”,形成了面积和产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农耕区.而在地球同纬度的其他地区,却是大面积的干旱地带.究其原因,主要是“太阳直射点的周期移动与青藏高原的稳定地形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平均海拔高于 米的青藏高原,吸收了大量太阳辐射,形成了地表低气压不断抽吸外围气流的局面,大大增强了来自印度洋的南亚季风和来自太平洋的东亚季风,给东亚地区带来了充沛的水源、茂盛的植被,生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农耕区.另一方面,“如此规模的大气运动稍有误差就会带来严重灾害,这就迫使东亚国家要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物资调配能力”.在气候影响下,大规模、高频次的旱涝蝗灾害严重影响了农耕区的经济产出、国家安危,对国家的执政能力提出极高要求.在西高东低的地形影响下,发源于西部高原区的河流,向东流入大海,流域广阔,雨季绵延时,河流泛滥严重,因此河流治理是个跨地域的超大工程,需要发挥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实现越区域政治协作.另外,东西南北地理气候的差异,也造成了物产分布的不平衡,建设交通网络建立大市场、开通南北大运河实现南北物资流通等等,都是需要跨区域协作的超大工程.割据性小政府缺乏跨区域协作的政治能力,无法避免区域间争取资源的军事竞争,只有集权大政府才能胜任超大规模协作,带来相对平衡的经济发展局面,尽可能避免军事冲突.因此,在东亚农耕地理条件造就的农耕经济基础上,古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高度集权的大政府才能实现税收成本低于治理成本的局面,实现国家财政收益的最大化及民生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政权,通常在非农耕区和农耕区采取“两制”.辽的“北院”、元的“宣政院”、清的“理藩院”都是管理非农耕区的政治机构,满足游牧部落政治的需要,运作机制有别于农耕区的帝制官僚政治.正是在这样“以夷制夷”“以汉制汉”的基础上,发生了中国地理延伸和民族融合.这也是农耕经济与集权政治之间高度契合的一个旁证.儒家伦理与帝制官僚政治之间的高度契合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世界轴心时代文明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产生儒、墨、道等多种哲学思想学派.汉代的中国,产生了本土宗教道教,还从印度传入了佛教.各家思想中,只有儒家在历史中国的演进中担当了重要角色,成为“文化中国”的精神核心,主要是因为儒家伦理既包含心灵秩序规范,又包含了社会政治秩序,为政治提供了道德的合法性,高度契合了集权政治的需求.儒家思 想 始 于 春 秋,以“仁”“礼”为 核 心.“仁”的宗旨是高度的道德自觉,普遍性价值在于规范君臣、百姓各阶层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的道德秩序,具体表现为“施仁政、行王道”的民本思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追求、修身养性的道德习惯,等等.“礼”是一种区分社会阶层、规范君臣父子身份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