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能与决策权力的重新分配——兼论技术民主范式的可能性.pdf

【治理现代化研究】DOI：10.14182/ki.j.anu.2023.03.009技术赋能与决策权力的重新分配兼论技术民主范式的可能性*张樯（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南京 210023）关键词：技术赋能；技术民主；决策权力；认知分工摘要：在现代社会中，技术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对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挑战民主政治的一些传统观念。就决策权力的分配而言，一方面，社会治理复杂性的增加对决策的专业化水平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使得决策权力从政治代表向技术专家转移，形成技术专家对于决策过程垄断的局面。另一方面，技术扩散在一定程度上赋予民众质疑专家决策的能力，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得网络中的评价结果成为民众决策的重要依据。当专家决策的合法性被动摇后，技术赋能民众将导致政治决策朝着民粹主义方向发展。结果是，“技术专家普通民众”在政策领域的互相排斥成为当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而使技术民主的范式建构在现实中面临一系列挑战。要克服当代民主的局限性，就需要改变“技术专家普通民众”在决策权分配上的零和博弈局面，想象并建构一种以认知分工为基础的技术民主。中图分类号：C91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3）03-0075-07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Decision-Making Power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Decision-Making PowerOn the Possibility of Technical DeOn the Possibility of Technical De-mocracy Paradigmmocracy ParadigmZHANG Qiang（School of Govern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Key wordsKey words：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technological democracy；decision-making power；cognitive division of laborAbstractAbstract：In modern society，technology as a key variable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social governance and has challengedsome traditional notions of democratic politics.As far as the distribution of decision-making power is concerned，theincreased complex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has placed increasing demands on the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in decision-making，which has led to a shift in decision-making power from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to technical experts，creating a monopolyof technical experts over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On the other hand，the proliferation of technology has，to a certainextent，empowered the public to question the decisions of experts.Especially，the emergenc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hasmad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in the network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eoples decision-making.When the legitimacy of expertdecision-making is shaken，technology empowering the public will lead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direction ofpopulism.As a result，the mutual exclusion of technologists and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policy sphere became animportant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which makes the paradigm of technological democracy face a series of challengesin reality.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contemporary democracy，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zero-sum game oftechnologists-common peopl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to imagine and construct a technologicaldemocracy based on the cognitive division of labor.*收稿日期：2022-03-01；修回日期：2022-05-08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公共行政的社会理论研究”（21JHQ070）作者简介：张樯（1995-），男，安徽黄山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哲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Hum.&Soc.Sci.）第51卷第3期Vol.51 No.32023年5月May.2023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1卷技术进步一直是政治变迁的重要驱动力。现代大规模生产技术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有技能的劳动力队伍，使他们在经济上能创造价值，在政治上也有能力参与，这成为现代大众民主的基础。同时，任何新技术的社会扩散都需要经历一个从精英主导到大众掌控的过程，这导致大众民主在决策时需要依赖于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技术门槛的存在区分精英与大众，并决定两者在决策权力分配上的不对称关系。从决策的角度来看，技术与民主并不是天然兼容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产生冲突。民主作为一种决策方式，其决策过程在规范意义上是开放的。然而，由于技术门槛的存在，有关技术的决策过程往往是排斥性的，只有掌握技术的人在决策中才有发言权。随着当代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知识与信息在社会中的分布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技术进步增强了技术专家的解题能力，为技术专家垄断决策过程提供合理依据，从而拒绝普通民众的政策参与；另一方面，技术的普及和扩散可以降低普通民众的信息收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普通民众的决策能力，使他们在决策中拥有与专家对抗的能力。从技术进步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来看，前者是实现技术民主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技术可能会进一步固化民主政治在决策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关系，从而造成决策过程的政治排斥；但同时，技术也可以重塑当代民主政治，并呈现技术民主这一可能的美好愿景。由此，本文对技术赋能专家与技术赋能民众两个面向进行考察，试图分析技术进步是如何重塑政治，尤其在新技术条件下是如何重新分配决策权力的。从现实情况来看，“技术专家普通民众”的相互排斥构成了当代政治在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改变“技术专家普通民众”在决策权分配上的零和博弈局面，就需要实现专家与民众在认知上的分工。从民主的认知分工（the division of cognitive labor）理论出发，本文试图论证技术民主作为一种全新范式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一、技术进步与决策权力的转移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马克思与恩格斯用“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来表达现代技术对于人类政治的巨大冲击，标志着技术成为政治发展的一股重要驱动力量。到了当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技术在人类政治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其中，技术对人类政治生活最为深刻的影响之一就体现在对于政治决策权力的重新分配上。近代以来，代表型政治是人们广泛承认并得到运用的政治权力分配方案。在代表型政治中，经选举产生的代表获得了行使决策权力的合法性，并以表决的方式来行使权力。虽然选举代表这一权力每一位公民仍能享有，但在国家的重要政治决策中，作为公民的民众则是缺席的。所以，代表及其组织是现代政治权力最重要的执掌者，也正缘于此，代表的产生成为现代政治最为重要的内容。正如皮特金（HannaFenichel Petkin）所言：“代表是一回事，治理（governing）则是另一回事。绝对不能将代表的权利与决策的权利混淆起来。”就某种意义而言，“代表的权利”属于代表的合法性问题，而“决策的权利”属于代表的自主性问题。雷菲尔德（Andrew Rehfeld）将代表的合法性问题和自主性问题凝练为代表的“存在”（being）维度和“行动“（activity）维度，而代表的行动维度可以被概括为“代表代替（stand for）被代表者做X”。存在维度对应的是合法性，指的是代表能够得到选民的认同，而行动维度则要求代表具有一定的决断力，采取适当的行动维护被代表者的利益。当社会及其治理的复杂性仍然在选民的理解范围之内，并且选民利益之间的差异程度较低时，人们对于代表合法性问题的重视程度要甚于自主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可以被视为选民利益表达的工具，人们对于代表的决策能力并没有很高的要求。然而，代表型政治在现代遇到的主要挑战在于代表“行动”维度的坍塌，并由此可能引发“存在”维度的危机。换言之，代表在面对复杂公共事务时缺乏相应的决策能力，无法代替被代表者“做好”X。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美汉娜费尼切尔皮特金著，唐海华译：代表的概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77页。Rehfeld A.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8，no.1（2006），pp.121.76第3期张樯：技术赋能与决策权力的重新分配技术进步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增加了社会尤其是公共事务的复杂性，二是提高了技术专家的解题能力。当公共事务越来越呈现出技术上的复杂性，政治代表越来越无法胜任做出高水平决策，就使得技术专家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这意味着，代表将自己的活动领域收缩到“存在”维度，而将“行动”维度让位于技术专家。最为典型的是，20世纪后期在美国的公共政策领域兴起了一场“成本收益”分析革命，出身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等的技术官僚在政治决策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原则是“除非收益证明成本合理，否则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在实际操作中，“成本收益”分析将决策变成一个关于净收益的货币化计算过程。例如，如果一项高速公路安全的规制政策能以200万美元的成本取得300万美元的收益，该政策的净收益是100万美元，就意味着这是一项可以执行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技术官僚通过将决策过程简化为数字的计算问题，从而为集体问题寻找理性的解决方案。同时，由于技术专家的决策都是通过抽象化后的数字计算得出的，在使得决策理性化的同时，也增强了决策的中立性。技术理性及决策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