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培训和就业素养对长三...民工职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_陆昱江.pdf

第8卷 第3期教 育 经 济 评 论V o l.8,N o.32 0 2 3年5月C h i n a E c o n o m i c s o f E d u c a t i o n R e v i e wM a y 2 0 2 3教育、培训和就业素养对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陆昱江,崔玉平 摘 要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和职业技能三个维度测评其职业发展水平。测评结果显示,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中就业质量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最大,社会保险也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职业技能优于全国同类劳动者。以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职业培训和就业素养能够提高职业发展水平,个人自然条件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创新继续教育模式、改进职业培训方法、提高就业素养和倡导多元化就业成为促进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行动路径。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教育;职业培训;就业素养一、问题的提出职业发展是劳动者追求优质物质与精神生活,推动实现既定职业规划目标并制定实施新职业规划方案的动态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我国新时代战略发展目标。推进共同富裕并不是简单通过再分配政策机械式调整社会财富分配,而是要引导和鼓励中低收入人群提高职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依靠职业发展、通过职业发展逐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最优平衡。农民工是我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截至2 0 2 2年末,我国共有2.9 6亿农民工,其中“8 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近半。与第一代农民 收稿日期 2 0 2 2-0 9-0 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城乡融合中教育促进流动人口高质量就业的机制与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 2 Y J C 8 8 0 0 8 8)。作者简介 陆昱江,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电子邮箱地址:8 9 8 2 5 5 4 1 6q q.c o m;崔玉平(通讯作者),苏州大学教育学院/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电子邮箱地址:c u i y u p i n g s u d a.e d u.c n。DOI:10.19512/ki.issn2096-2088.2023.03.003第3期教育、培训和就业素养对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1 2 7 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需求更加强烈,他们长期生存在城乡夹缝之中,既缺乏城市发展根基,又与乡村的联系发生割裂。在城市化进程中,他们一方面难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又不愿像父辈一样返乡生活,因此被称为“无根的一代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社会境遇,缩小他们与城镇居民在工资收入、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距,是防范社会阶层固化和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在此形势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探索影响他们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并提出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测评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职业发展测评方案,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研究侧重,设计了多套职业发展测评指标。例如,李春玲(2 0 0 5)利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包括教育、收入、权力、企业性质以及是否从事受歧视行业等5个维度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民工聚集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很低。L e s c h k e(2 0 1 4)提出工作质量指数(j o b q u a l i t y i n d e x),测量维度包括劳动时间自主权、劳动保障、作业控制、工作强度、技能提升和获得工作生活保障。刘莹莹(2 0 1 8)从微观层面评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态时,参考工作质量指数的构成维度,构建包括劳动收入、工作强度、劳动保障和就业稳定性等4个维度的就业质量指数。另一方面,S c h e i n(1 9 7 8)完善了职业生涯管理理论,把职业周期分为前期探索、岗位进入、职级提升、稳定就业、危机应对和职业退出等9个阶段,并根据发展方向将职业发展分为垂直发展、水平发展和向心发展。该理论揭示了职业发展的两个关键点:一是职业发展的基础和定位,二是职业发展的前景预期。国内学者研究指出,就业质量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认同的基础(刘丹和雷洪,2 0 2 0),排除运气和事故等不可测因素后,职业潜力和抗风险能力成为影响职业发展前景的关键(邓涛,2 0 1 0;王慧博,2 0 1 2)。笔者借鉴邓睿(2 0 2 0)的研究成果,采用就业质量指数描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基础,同时增加职业技能和社会保险两个维度(邓涛,2 0 1 0;王慧博,2 0 1 2),分别衡量他们的职业潜力和抗风险能力,以此评估他们的职业发展前景。一些国内学者采用月/年收入、周工作时长、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否签订劳动合同4个指标评价农民工就业质量,分别对应劳动收入、工作强度、劳动保障和就业稳定性4个测量维度(赵明霏和冯婧,2 0 2 0;周闯1 2 8 教 育 经 济 评 论2 0 2 3年和沈笑笑,2 0 2 1)。笔者调研发现,长三角地区存在许多以亲友关系为纽带组建的小型工作团队,其成员在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仍能长期稳定工作,因此以失业状况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更贴合实际。同时,有大量灵活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自费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他们的参保行为和就业活动并没有直接关联,而工会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合同指导、劳动保障、司法援助和生活救济等一系列帮助,加入工会意味着获得基本劳动保障,以此评价他们的劳动保障水平更合理。此外,考虑到“五险一金”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抗风险能力,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五险一金”的情 况 评 价 他 们 的 抗 风 险 能 力。职 业 潜 力 方 面,新 韦 伯 主 义 学 者P a r k i n(1 9 7 3)提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财富分配制度是决定一国社会分层的两大基石,其中职业资格证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人职业走向。在无法改变个人家庭出身的情况下,提高职业技术和考取职称证书是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主要途径,但他们时常面临有技术无证书的困境,主要原因是缺乏正规培训(李强,2 0 1 0)。因此,可以根据是否接受正规职业培训以及是否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评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潜力。(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劳动 者 职 业 发 展 的 影 响 因 素 是 人 力 资 本 领 域 的 研 究 重 点。B o s k i n(1 9 7 4)构建职业选择的L o g i t模型,论证劳动者在评估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后,会倾向于选择预期收益净现值最高的职业。C h e v a l i e r(2 0 0 7)提出,人力资本积累决定劳动者职业地位,教育、工作经验和岗位级别正向影响收入水平,同等情况下,男性劳动者的平均薪酬要高于女性劳动者。关于社会资本的作用,O u e r d i a n(2 0 1 9)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证明,导师培养制能让员工获得更多的关键型人际关系网络(i n s t r u m e n t a l n e t w o r k),从而帮助他们实现职务 晋 升,不 过 实 证 结 果 也 显 示,表 述 型 人 际 关 系 网 络(e x p r e s s i v e n e t w o r k)与职业成功的关系并不显著,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也不起中介作用。总体来看,国外学者普遍认可人力资本对职业发展的决定作用,并倾向于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与职业发展相关的中间变量。国内学者研究认为,教育、培训和工作经验等传统人力资本要素能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曾福生和周化明,2 0 1 3;李俊,2 0 1 4;田立博等,2 0 1 6;范小梅和吴晓蓉,2 0 1 8)。同时,就业素养也会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状态(苏小菱,2 0 2 2)。就业素养是指个体成功就业所必备的观念、品格与当前我国的正规职业培训主要包括技工学校培训、地方就业中心培训和民办教育机构培训。第3期教育、培训和就业素养对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1 2 9 能力。从构成上看,就业素养包括就业发展意识、就业品格和就业能力等三个方面。对缺乏城市根基且学历水平偏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就业发展意识是他们对就业发展的主观认知。关键的就业品格包括自我控制和接受教育培训的意愿,以及承受工作生活负担的能力,其中自我控制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组成部分(梁伟军等,2 0 1 6),有助于他们更好适应城市生活(刘俊威,2 0 1 2),抗压能力可以减轻就业与生活环境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造成的不利影响,降低他们的心理风险(谢建社,2 0 1 0)。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较大,可以用就业转移能力反映他们的就业能力。据此构建农民工就业素养测评4个维度:就业发展意识、自控与受训意愿、抗压能力、就业转移能力。此外,社会资本也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孙世会,2 0 2 1),而个人自然条件(如年龄和性别)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亦存在差异(曾福生和周化明,2 0 1 3)。归纳而言,传统人力资本要素、就业素养、社会资本以及个人自然条件等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支柱,并随着他们职业周期的变化而演进、融合。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假设1:教育和培训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假设2:就业素养能够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假设3:个人自然条件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三、问卷设计与量表检验(一)就业素养问卷的编制与试测为了达成研究目标,即检验上述研究假设,编制了“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素养问卷”。基于文献综述、专家建议和农民工访谈结果,设计3 3个题项,使之隐含就业素养的4个维度,采用李克特七分量表形式,根据与题述内容的符合程度设置7等选项,分别赋值1到7分,分值越高代表符合程度越高。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随机发放2 0 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 8 3份。根据题项总分值排序,取前后2 7%的样本分设高分组和低分组,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删除差异不显著的题项;测算各题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和校正相关系数,删除不显著和相关系数以及校正相关系数小于0.4的题项;共删去2题(“我能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和“我知道如何寻求心理辅导”)。修改了部分题项的问法,然后再次进行小范围试测,结果显示总量表的C r o n b a c h 值为0.9 6 9,整体信度较高;球形检验结果显示,模型KMO值为0.9 4 3,p值小于0.1%。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1 3 0 教 育 经 济 评 论2 0 2 3年于1的4个共同因子总方差解释度达到7 1.2 3 7%,满足统计学要求。最后共有3 1个题项保留下来,形成大范围正式施测的问卷。(二)就业素养问卷正式施测与检验1.样本描述性分析2 0 2 1年8月,课题组在昆山、上海、杭州、合肥四地开展调研,采取简单抽样方法,向制造业工人、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修理工人和餐厅服务员等“8 0后”新生 代农民工较 为集中的 人群发放1 2 0 0份 调查问卷,回收1 1 0 5份问卷。剔除1 7 2份无效问卷,剩余9 3 3份有效问卷,调查有效率约为7 7.7 5 0%。如 表3所 示,调 查 样 本 的 男 女 占 比 分 别 为5 7.0 2 0%和4 2.9 8 0%。一市三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分别为9.2 1 8%、3 2.6 9 0%、3 1.0 8 3%和2 7.0 1 0%。年龄方面,受访农民工平均年龄2 9.0 9 0岁,3 1岁 及 以 下 的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占 比6 7.5 2 4%。收 入 方 面,2 0 2 0年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为7.6 5 4万元。学历方面,7 8.6 7 1%的新生代农民工学历水平不超过初中,只有1.3 9 3%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