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理学“发明”的宋元理学诗表达方式及其文本形态.pdf

2023年第4 期(总第30 0 期)北方丛THE NORTHERN FORUMNo.4,2023Total No.300基于理学“发明”的宋元理学诗表达方式及其文本形态王培友【摘要理学之“发明”，因其涵涉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故必然成为宋元时期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基本表达方式。基于理学“发明”的理学诗书写，外显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三种基本表达方式：直接解释、阐释理学话语以作“发明”；籍“物”而以考索、注疏或说明而作“发明”；“格物致知”以作“发明”。基于理学“发明”的上述三种理学诗表达方式，表征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若干种典型文本形态，因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化价值。【关键词宋元理学诗发明表达方式【基金项目】2 0 2 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元代理学诗文献集成与研究”(AZW009)【作者简介王培友，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1 0 0 0 8 3）D0I 编号 1 0.1 37 6 1/23-1073/c.2023.04.007“发明”是汉唐学者所总结的重要经学阐释方法。东汉徐防认为，子夏“发明章句 1 0 0。此说为黄宗羲、刘师培等所承继，已成为目前学界普遍承认的看法。但实际上，以“发明”经典的方法来表达思想观点，至迟在孔子时代已经是重要的说理方式之一。今本周易之以系辞象等阐释经文，上博简孔子诗论衣等所载孔子说诗，孟子以“四端”说“性善”，苟子以“性恶”“气质”等释“性”与“命”等，均可谓儒家代表人物之“发明”经典的方法。汉初的四家诗文献遗存，东汉郑玄诸经注，唐孔颖达诸经正义等，均表征出“发明”之于经学阐释的重要价值。可以说，自孔子而后以至于唐，“发明”已经成为解读或阐释儒家经典的重要方法。58汉唐诸儒以“发明”来阐释儒学经典的做法，对宋元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人许衡注意到周敦颐以“发明”而创辟理学：“太极、阴阳、五行，下至于成男女而化生万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乃发明天地之秘。”2 1 5 1 3其指出周敦颐以“发明天地之秘”而建构其理学。清人黄宗羲表赞二程门人谢良佐之理学思想：“其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皆其所自得，以发明师说者也。”2 9 2 黄氏认为谢良佐以“自得”而“发明”二程学说，进而生成其理学思想。考察可见，自周敦颐、邵雍、二程直至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叶适，宋末黄、陈填、杨简、王柏等，以及元代的许衡、刘因、姚燧、许谦、陈栎、同恕、黄缙、韩性、欧阳玄、贡师泰、吴当、第五居仁等，其“发明”之目的往往与“明理”“见性”“明善”等理学认识论、工夫论和目的论紧密相关。因各自“求道”理路之不同，宋元理学家又有“观物”“用敬”“体贴”“格物致知”“明心”等不同的“发明”之法。考察表明，宋代理学家之“发明”，在承继汉唐诸儒之“发明”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具有了造作、阐释、说明、引申、解说、考索、界定、甄别，以及澄思、践行等颇为复杂的含义。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理学家诗人，同时也是理学实践主体和道德实践主体。由此之故，理学之“求道”途径、方法的“发明”，也就具备了认知性、实践性和审美体验性等理论品格。而受“文以载道”“因诗求道”等思想观念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大多数理学家是把作为“物”的诗歌当作了承载“道”的载体形式来看待的。故而，理学“发明”的诸方法手段、途径等，也就与诗歌表达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必然的联系。考察可见，作为兼备工夫论和认知论属性的理学之“发明”阐释思想及其方法，因其影响到理学诗人的理学诗书写，而表征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三种基本表达方式：直接解释、阐释理学话语以作“发明”，藉“物”而以考索、注疏或说明以作“发明”，“格物致知”以作“发明”。这三种理学诗表达方式，形塑出宋元时期典型的理学诗文本形态，并表征为宋元理学诗的审美风貌和语体风格，因此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一、直接性或间接性言理以作“发明”宋元理学家依托于“发明”，而在阐发理学性理精微、探索理学认识论和工夫论方法、建构其理学体系等方面，造极于精微高妙。理学实践主体往往也是理学诗的书写主体。因此，作为认知、实践等“求道”途径、方法和手段，宋元理学家之“发明”，自然也就迁移、转化（下文称之为“转化”）而体现在他们所书写的理学诗写作中，由此而成为其理学诗书写的重要表达方式。“发明”即是理学家诗人实现其迁移、转化的重要路径及学理依据。以解释、阐释表达方式而写作的理学诗，在理学家受到“发明”之影响而写作的理学诗中，所占的数量最大，种类也最多。这一类表达方式，又可以分为以直接性言理表达方式与间接性言理表达方式两大类别。宋元时期，以直接性的言理或解释表达方式而写作的理学诗，数量较为丰富。如邵雍有诗句：“人破须至护，物破须至补。补护既已多，卒归于败露。人有人之情，物有物之理。人物类不同，情理安有异。”3 4 6 3诗篇直接言理，诗篇开头即从人情、物理角度来谈“护”“补”的问题，强调“物极必反”之理，人情、物理都因“理”而统一。再如胡宏有诗句：“动中涵静是天机，静有工夫动不非。会得存存存底事，心明万变一源归。”31 2 1 0 8 诗篇直接言理，强调“心”体之体用问题，强调“静”中有“动”，存养之目的在于“心明”而识察万物之“一理”。与之相似，元人郝经亦有诗句：“太虚道之蕴，太极道之体。象滋本太元，气母托太始。维系复融液，有万皆本此。总向此中生，会向此中死。谁作先天囊，颠倒不见底。我欲包无穷，满贮本然理。”4 1 2 0 0 诗作言及“道”之“蕴”“体”“用”，及其与“象”“气”之关系，表赞周敦颐、二程等“发明”太极之功。而元人王旭杂兴三十二首，其中多有直接言理者。如其组诗之十四：“希圣与希贤，功夫不偶然。扫除心上地，开广性中天。”5 9 7 诗作强调“希圣”“希贤”之“工夫”在于存养心性，从“性”中求道。以直接性的言理或解释表达方式来“言理”，是宋元理学诗最为常用的方法。宋元时期以直接言理而写作的理学诗，往往重视入题直接而不假借其他，抓住其中话语思理的关键处来“言理”。如姜特立有诗句：“君子多参见王培友：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流变及其典型形态考论，载北方论丛，2 0 2 2 年第1 期。59短拙，动或福随之。巧拙不必问，天道自平夷。”31 2 4 1 2 8 诗篇抓住“祸福”两字展开论述，崇“拙”而抑“巧”，认为“拙”致“福”而“巧”触祸。再如元人胡遁亦有诗句：“人生一何愚，精魄常外驰。神为事物耗，梦逐声利飞。朝遂侥志，暮愧颠覆悲。百事欲佳美，一身不自持。此身如舍屋，主者当日治。此心同主者，有物当依归。”6 3诗作感慨于外物夺人精魄心神，强调惟有“日治”其身其心，杜绝外物侵蚀，方能“自持”。总的来看，宋元时期以直接言理来书写理学之性理、表述理学主张的诗篇，因其数量众多而可被视为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这一理学诗表达方式可远溯及邵雍、张载，经杨时、张九成、范浚、陈渊，以及胡宏等人的努力，而在南宋初期成为流行广泛的诗歌书写惯例。在此之后，朱熹、陆九渊及其门人后学，均有大量的以直接言理表达方式而写作的诗篇。至于元人许衡、刘因、吴澄、胡遁、侯克中等人的理学诗书写，亦多见这一表达方式。直接解释，是宋元时期直接言理表达方式的另外一种类型。宋元时期，一些理学家在写作理学诗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类似于“传注”“注疏”的表达方式来写诗，以对理学性理范畴或者命题进行直接解释来表达诗歌主旨。如袁燮有诗：“寓形宇宙间，所至习乃成。一心湛不挠，四体明且清。平居寡悔尤，处困心亦亨。”309%诗作释“习斋”之“习”，强调居敬、养性以成“习”，明确践履之于道德之重要性，诗篇直接解释“习”。再如朱熹有诗：“圆融无际大无余，即此身心是太虚。不向用时勤猛省，却于何处味真。寻常应对尤须谨，造次施为莫放疏。一日洞然无别体，方知不枉费工夫。”31 2 7 9 2 全诗直接阐释于日用中求道的步骤、层级，强调久久用功而一日洞见道体。宋末元初金履祥亦有诗：“圆融无际大无余，万象森然本不瘫。百圣渊源端有在，六经芳润几曾枯。人于心上知涵处，古在书中非远图。会到一源惟太60极，包羲原不与今殊。”6 33诗作强调问学于六经，乃能洞见道体。从发展历程而言，以直接解释的表达方式而写作的理学家，似乎亦如以“直接言理”表达方式相类似，自邵雍发其端而在二程门人杨时之后，方成为较为流行的理学诗表达方式。张九成、陈渊、罗从彦、李侗等，都有不少的此类诗歌表达方式。之后，朱熹、陆九渊、黄、曹彦约、孙应时，杨简、陈文蔚、金朋说、真德秀、魏了翁、王柏、熊禾等，以及元人刘因、许衡、吴澄、姚燧、张伯淳、袁桷、孛术鲁等人，皆有不少诗篇使用了这一表达方式。间接性表达方式诸类型之中，以因象明理、象物比德这两种类型较有代表性。因之而写作的理学诗篇，往往因其具有形象性且具有较为完整鲜明的诗歌境界。这两者理学诗表达方式，大致是依托自然景物、社会生活之事物来取象以使用比拟、类比、比方等表达方式而实现“物”与“理”或“德”之关系的连接。其实现连接内在理路，是就“物”的外在形状、结构以及内在的本质、规律等同实践主体的某类属性相比拟或者类比，强调“物”与“理”或“德”同基于经过类比而有相同之处的某一认识结论，由此而实现了实践主体通过“观物”“格物”“体贴”等而对形而上的“心”“道”“德”等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以“因象明理”表达方式来写作的诗篇，如李复有诗句：“美木交柔柯，众叶光。寒暑迭往返，物生安有常。百年只瞬息，忍使生理伤。起坐理素琴，曲罢取酒尝。既饮复又酌，仰看闲云翔。得为太古民，优游见羲皇。“1 2 4 1 6 诗篇因夏景而言天地运化之不息，继之谈及应以释然之心以适运化之道，因物象而阐明天理、人情是此诗之表达方式。至于以“象物比德”而写作的诗篇，更是理学诗常见的表达方参见王培友：两宋理学：“象物比德”话语与诗性表达，载东方论坛，2 0 1 9 年第3期。式。如朱熹有诗句：“宝鉴当年照胆寒，向来埋没太无端。只今垢尽明全见，还得当年宝鉴看。”3 2 7 5 0 0 诗作以明镜之鉴物无隐之“性”，来比喻实践主体之心体，强调刮垢磨光之“克已”的“知性”工夫，是明见“心”体的必须条件。再如元人郝经亦有诗句：“大鹏欲南运，北溟待天风。有形皆受制，无体方独通。化冥复神俱，进退何雍容。掌握起消息，孰能为樊笼。”4 2 诗作以庄子鲲化为鹏之“象”而言理，以明“有形”“无体”之用，以表雍容进退、脱略樊笼之理。而元人胡亦有诗石砚屏，其中有诗句云：“兹石一何异，高广不盈尺。天地与海岳，纳影无遗迹。人出万物表，胡为自我贼。发我云汉章，明我天地德。”6 1 3 诗作因石砚屏而悟及造物之“理”，又推广而及为人之理，强调去“自我”而明“天地德”。总的来看，宋元时期，以因象明理和象物比德表达方式而书写理学诗，是比较普遍的。这说明儒学经典之“象物比德”表达方式，以及自诗经而奠定的比兴诗歌传统等，可能都对宋元理学诗书写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日常日用”而连带、引申以说理，是间接性言理方式的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类型。这是因为宋元时期的文人诗较少关注日常日用事物之中所蕴含或者可以引申出的“道（理）”。而自北宋中期以至于元末的理学学者，从体、用等若干方面拓展了“道在日用”话语的涵蕴，并使之与不少理学话语产生了关联。由此，“道在日用”具备了若干规定性特质，并逐渐被视为儒学区别于道、释的义理安顿处之一，从而该话语具有了贯通于天道、人道，而具备了本体论和道德论、工夫论和实践论、境界论和审美论等属性特征。该话语因之而具有了宋元理学“义理之网”的枢纽或关键节点之一的重要地位。宋元理学诗则因“发明”而及理学诗书写，往往从其所表达或者书写的“日常日用”事物之中引申出理学之性理、义理、物理、道理等，形成迥异于文人诗的独特诗歌风貌。如朱熹和秀野韵二首其一：“闻道无余事，偷然百虑空。何心分彼我，无地著穷通。天机元自尔，不是故匆匆。”其二：“久安岑寂，山栖恨不深。炙背迎朝景，加跌度夕阴。感君传秀句，把卷独呻吟。”3 1 2 7 5 3 1通观二首诗，内容大致是表达作者安于“日常日用”之生活，由“物”而及于求道、养性。再如元人刘祁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