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复兴之路——城乡融合发展_黄星.pdf

视点-6-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年第 34 卷第 11 期（总第 559 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将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为此，中国在人口、经济集聚的中心区域城市，实行新型城镇化战略；同时在人口、经济稀疏的边缘区域乡村，实行全面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11月进行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有7个城市成为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 000万的超大城市，分别是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重庆市、广州市、成都市、天津市。根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城市规模分为五类七档，首次在原有四类小、中等、大、特大城市上设立超大城市，即小城市（50万人以下），其中20万50万人为I型小城市，20万人以下为II型小城市；中等城市（50万100万人）；大城市（100万500万人），其中300万500万人为I型大城市，100万300万人为II型大城市；特大城市（500万1 000万人）；超大城市（1 000万人以上）。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超大城市由6个增加为7个。中国的发展之路由乡土中国过渡到城乡中国再到城市中国。城乡中国是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市中国的重要转变时期，其基本特点为一半城市、一半乡村 2。国家一方面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强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巨型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3），另一方面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繁荣复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4）。农民工是两大战略的联系纽带。目前，中国城镇与乡村的发展状况如何，未来城镇与乡村将如何发展，本文通过对相关数据、案例、规律的分析研究，以期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1 城镇化发展概况城镇的发展依然是中国未来的主要增长来源。城镇自形成以来，一直是人口资源要素集聚的地方，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点轴渐进扩散理论、圈层结构理论等都指出区域经济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进行有效增长，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规律。发达国家早在1950年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从20世纪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体。中国自2010年城镇化率超过50%，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1.1 城镇化差异加剧中国城市的发展逐步升级。一些发展势头较好的城市集聚成更大规模等级的城市，有些城镇发展成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带，一些发展较弱的城镇逐步衰落：II型小城市逐步升级为I型小城市，中等城市升级为大城市，II型大城市升级为I型大城市等；有些城市从人口到经济各方面在流失、衰弱。城镇化的差异性方面县域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从2010年“六普”发展到2020年“七普”，江苏省40个县及县级市县域常住人口规模增加的有15个县市，增量超过10万人的有6个。25个县市出现人口减少，有7个县市人口减少10万人以上 5。1.2 超大、特大城市聚集效应明显分析“七普”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情况（表1）发现，性别比低于100（女=100）的城市仅2个，分别为沈阳市（99.38）和大连市（99.19）；老龄化较严重的城市（5个人中有1个60岁以上的老基于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复兴之路城乡融合发展黄星1，2（1.西华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四川南充637009；2.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摘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实行新型城镇化与全面乡村振兴战略。城镇化呈现出差异加剧，超大、特大城市集聚效应明显，农民工省内务工成为主流的特点；乡村振兴内地以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为主，香港则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型模式。提出发展“政府引导+村民自治”上下结合型模式，以当地特色为基础，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整合资源、要素，提高内部驱动力、加强社会协同效应、注入政府引导力量，全面促进乡村振兴，指出未来区域发展的趋势是城乡融合发展，以城带乡、以乡固基。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政府引导；村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 F120.4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20-0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四川省粮食主产区撂荒耕地空间格局及机制研究”(19XJY008)；国家自然基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运行机制与综合效应研究”(41971220)。作者简介 黄 星（1979），女，四川南充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土地资源管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视点-7-人）有大连市（24.71%）、上海市（23.38%）、沈阳市（23.24%）、哈尔滨市（21.98%）、重庆市（21.87%）、天津市（21.66%）、青岛市（20.28%）；而年轻的2个城市深圳市（5.33%）和东莞市（5.47%）处于劳动年龄1559岁的人口占比居前两位，分别为79.59%（深圳市）和81.41%（东莞市），同时其性别比也是居前两位，分别为122.43（深圳市）和130.06（东莞市）。也就是说，深圳市和东莞市以年轻的男性居多，而沈阳市和大连市以年老的女性居多。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口迁移流动的情况，数年来东北地区人口持续流出、以青壮年为主，使性别比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5.07，且低于自然界男性多于女性的性别比规律；同时，深圳市、东莞市为新兴城市，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吸引力，其人口增长主要为外来人口流入，尤其是年轻男性流入较多。位于人口集聚前三的超大城市，其经济集聚效应也较为明显，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均处于全国前列。对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情况，离发达国家的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万美元以上还有差距，除北京市、南京市、深圳市、上海市以外，其他城市和全国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1.3 农民工流动省内务工成为主流城市的非均衡发展，一方面基于城市内部人口的流动与调整，另一方面来源于农民工市民化。未来大城市的发展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其集聚能力和对资源的整合能力依然构成主要的增长极，大城市的人口占全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综合职能在国家繁荣富强、国民经济发展上起主导作用。一些新兴城市将成为农民工异地市民化的主要接纳地。同时，县域城市的差异化发展，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成为可能。2019年底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使各地的登记失业率有所上升，部分产业如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等受到较大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规模出现下降，就近就业、灵活就业的表 12020 年中国超大、特大城市主要人口及经济指标排序城市人口数/万人城区人口/万人性别比（女=100）014岁占比/%60岁及以上占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全国141 17857 517105.0717.9518.7072 000100 5121上海市2 4871 987107.339.8023.38155 800174 6782北京市2 1891 775104.6511.8419.63164 889185 0263深圳市1 7491 744122.4315.085.33159 309139 4364重庆市3 2051 634102.2115.9121.8778 17398 3805广州市1 8681 488111.9813.8711.41135 047135 1386成都市2 0941 334101.0313.2817.9885 679104 4637天津市1 3871 093106.3113.4721.66101 614118 9188武汉市1 245995108.0713.0517.23131 441107 5679东莞市1 047956130.0613.125.4792 17679 60110西安市1 218928104.6315.5416.0579 181104 36311杭州市1 194874108.6713.0216.87136 617132 18812佛山市950854119.1215.1010.52114 15794 53613南京市931791104.2712.7518.98159 322138 00514沈阳市90770799.3811.4023.2475 57095 90815青岛市1 007601103.9015.4120.28123 828116 11516济南市920588100.5016.4419.96110 199108 39117长沙市1 005555102.4916.6415.33123 297105 60318哈尔滨1 001550100.0910.4621.9854 57084 79619郑州市1 260534105.4419.0512.8496 13489 46420昆明市846534104.7414.9814.4080 584102 30421大连市74552199.1911.6524.7194 68598 812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年鉴2021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黄星：基于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复兴之路视点-8-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年第 34 卷第 11 期（总第 559 期）人数等逐步增加。2021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1.7岁，其中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6.8岁，农民工的平均年龄逐年增加，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越来越大（表2）。从传统农民工到二代农民工到农民工二代，老一辈的农民工逐渐老去，二代农民工逐渐成熟，而农民工二代有的已在出生的城市市民化；农民工对于未来的归宿有了更多的思考，年龄、疫情、就业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使省内务工占比逐年上升，同时本地农民工占比也逐年上升（表3）、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需求增加。未来农民工县域城镇化、市民化是初代农民工的主要归宿。表 220102021 年农民工各年龄段占比(单位：%)年份1620岁2130岁3140岁4150岁50岁以上20106.535.923.521.212.920116.332.722.724.014.320124.931.922.525.615.120134.730.822.926.415.220143.530.222.826.417.120153.729.222.326.917.920163.328.622.027.019.220172.627.322.526.321.320182.425.224.525.522.420192.023.125.524.824.620201.621.126.724.226.420211.619.627.024.527.32 乡村振兴发展模式探索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21年2月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2021年4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促进法。乡村振兴从提出到规划到组织机构与立法，正逐步深入与全面迈进。一直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都受到党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自2004年以来，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以“三农”问题为主题，强调了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重要地位。2020年中国完成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战，7 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消除了绝对贫困。依靠精准扶贫，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改善了老少边穷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环境、人才文化等状况，缩小城乡间的差距，使乡村的面貌有了巨大的改观。乡村是城市的根，是城里人最初的来源。中国长期依靠农业为工业建设积累资金、工农产品存在“工农剪刀差”，农业农村的发展是不充分的，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非农化转移既有规律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选择需求，但乡村的生产、生态与文化功能是城市不能替代的。2.1 乡村振兴内地模式探索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对乡村振兴的探索，从脱贫攻坚时期就开始思考与施行。如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的明月村，全村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