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走”到“回归”：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精英培育探赜.pdf

第 期（总第 期）成人教育 ：从“出走”到“回归”：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精英培育探赜赵妍，郝佳彤（湖州学院“城乡共同富裕”研究中心，浙江 湖州 ；哈尔滨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摘要】乡村精英在发挥德治作用、推进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助力后扶贫时代精准扶贫等方面具有着重要价值。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可通过调整户籍体制，破解“欲回不能”的困局；健全人才引进与开发机制，促进精英合理流动；优化乡村精英治理体系，吸引更多精英回流；加强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解决回流精英后顾之忧；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营造就业创业环境。【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精英；回归【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 年度专项重点课题“龙江优秀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编号为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共同富裕突破点研究”，项目编号为 ；哈尔滨师范大学思政工作专项研究课题“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 三全育人 体系研究”，项目编号为 【作者简介】赵妍（），女，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湖州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通讯作者：郝佳彤（），女，哈尔滨人，博士，哈尔滨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于 年 月 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年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提出，要培育挖掘乡土文化本土人才，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是农业、农村、农民、农地等多维度的综合系统工程，也是乡村振兴内源动力与外源动力的双重结合。农村社会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而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其职责是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和促进乡村文明的发展。当前，由于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农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导致大量乡村精英“出走”，这给乡村现代化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乡村精英的历史变迁与内涵乡村精英这一概念经历了由传统乡贤向新乡贤的转变，与传统乡贤相比，新乡贤的特点体现在出现场域、社会治理和选拔标准等方面。乡村精英的历史场域“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 世纪的法国，通常用来表示“被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人”或“杰出人物”。莫斯卡与帕累托是学术界公认的早期精英学说的开创者。帕累托把精英定义为“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在中国，乡贤是连接国家和农民的重要角色，早期传统的社会秩序给乡村精英的成长与发展带来了广阔的机遇。“乡贤”一词最早见于东汉，是从先贤祭祀演变而来。近代研究显示，“三老”“有秩”“啬夫”“游徼”是对我国早期乡贤的称呼。费孝通认为乡贤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皇权下的产物，其乡贤资格的获得要遵守严格的法律规范。目前学者对乡贤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一般认为，乡贤是在农村社会中受人尊敬、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并作出过贡献的人。所以，乡贤是指在村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势和影响力的人，是村子里受到村民尊重的精英。在过去，乡贤们通过广施教化，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村民教育的不足。乡贤大多为德高望重者，他们的统治权力来源于自身的文化和才能，并依靠个人魅力促进乡村的发展。乡村精英的现实场域随着时代的变迁，新乡贤的概念也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新乡贤是以乡情乡愁为联系纽带，因热心乡村公益事业而被当地民众所认可的复合型精英。年出台的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明确了新乡贤的角色，新乡贤被确定为“文化传承者”“道德榜样”。相对于以往乡贤而言，新乡贤是指在新时代背景下具有道德、学识、情怀的一部分群体，并且该群体愿意为乡村事业发展主动作出贡献。他们大多属于农民群体，具有较高的工作能力和较高的声望，更容易被村委会吸纳，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带有“亦官亦民”的身份特征。“新乡贤”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较之传统乡贤，二者在选择标准、组织基础、角色定位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就农村治理而言，从传统乡贤到新乡贤的转变，体现了由“双轨政治”向“协同共治”转型的变化。“双轨政治”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和地方基层政权的治理关系，即“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或族权）平行运行的相互作用。在传统社会里，中央政权难以在县衙与村民之间进行直接的沟通，因此传统乡贤不仅是乡村治理的内在权威，而且在“双轨政治”中也起到了政治沟通的作用。而新时代的乡村治理正在逐步走向“协同治理”，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发展亟须乡村精英的参与，新乡贤作为乡村精英中的一员，他们是乡村振兴迫切需要的人才，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但是，目前的乡村社会状况与过去有很大的差异，新乡贤与传统的乡贤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在参与乡村治理工作过程中，新乡贤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与之前有很大不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社会治理上存在着较大差异。新乡贤的选拔标准体现了由“功名为先”向“功名淡化，德才兼备”的转变。在传统的社会里，乡贤的选取更多倾向于功名。通过科举考试的选拔，一部分人进入官僚政治体系，获取了功名，当他们从官僚政治体系退休返乡后，因致力于乡村社会建设且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类人被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乡贤。此外，为乡村社会作贡献也可视为获取功名的一种途径，如悬壶济世、建仓开渠、建路修桥等。而在现代社会，新乡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对乡村社会的情感认同和精神追求。同时，新乡贤注重自身个体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并能够对农民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所以，当下的新乡贤更多的是轻功名、重品德、重能力。二、乡村精英参与村治的价值乡村精英参与村级基层社会治理，既是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乡村自治和法治的必经途径。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乡村精英在构建基层道德机制、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助力后扶贫时代精准扶贫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构建基层道德机制，增强德治作用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德治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运用乡村地区独有的文化和道德资源，推出使得全体村民内心所自愿遵循的行为规则体系，最终实现乡村的“善治”。虽然当今的乡村社会面貌已有了很大的改变，但“熟人社会”的基本特点却未从根本上改变。“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对乡村社会本质的典型描述。费孝通认为，在“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以个体为中心的私人关系，而社会关系就是各种私人关系交织而成的网络。在农村社会中，非正式的制度往往比正式的法规更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通村民常常被非正式的人情、道义、风俗所约束，而这恰恰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有效准则。乡村精英在伦理与教育方面扮演的角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矛盾，这与约束村民的人情、道义、风俗恰好同频共振。所以乡村精英在推进基层民主、自治、法治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运用乡村社会中的人情、道义等因素，服务于德治建设，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乡村精英助力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公共事务的综合治理要求各方积极参与，除了政府之外，还有多元的社会团体和公民。在国家权力逐步向行政村渗透的现实背景下，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不仅是一种创新，也是对原有管理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乡村精英作为村领导组织与普通村民沟通的桥梁，能够确保乡村治理制度的高效运转，并有助于改进和完善现有的治理制度。以江西省安福县为例，为了展示乡村精英的功德事迹，地方政府修建了文化园、学者塔等主题文化建筑，并建立了专门的议事大厅。作为一种非正规组织的重要形式，它把非机构的精英与政府内部的精英（例如村官）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群体，并使各成员间的关系得到有效协调，有效促进了乡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乡村精英助力后扶贫时代精准扶贫首先，后贫困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绝对贫困已近乎完全消失，而相对贫困则依然存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乡村精英在思想观念、组织协调能力、民众声望等方面都具备很高的影响力，因而能够组织贫困群体开展脱贫行动。其次，要想在后贫困时代实现可持续扶贫，必须发展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业、新的业态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而在乡村中，高素质人才大多来自乡村精英群体。再次，乡村精英能够增强扶贫效能。一方面，在乡村精英的带领下，可以减小扶贫所依靠的外来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乡村精英依托对乡村的了解、对民众的了解、对乡村文化的了解，可有效巩固扶贫的成效，避免当扶贫工作队或扶贫干部离开贫困区域后，村民再次陷入贫困的泥潭。除此之外，乡村精英还能够激发贫困群体自我脱贫之“志”。三、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精英“回归”的优化路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乡村精英从乡村“出走”。乡村精英如果只有“出走”而没有“回归”，其结果必然导致乡村社会空心化的现象愈演愈烈。乡村精英的“回归”是对乡村内生动力的再一次修复。因此，探讨乡村振兴视域下如何优化乡村精英的“回归”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调整户籍体制，解决“欲回不能”的困局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因此，乡村振兴亟须各类高素质人才的参与。目前，各乡村都对人才资源抱有很高的期待，并做出大量努力吸引农村籍人员“回归”，但是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才在“回归”的过程中，存在着难以跨越的户籍制度壁垒，使其“无法返乡”。为此，要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障碍，实现城乡居民户口一体化。建国初期，为了便于国家的有效管理，户籍管理制度把家庭的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户籍制度无形中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二元户籍制度一方面阻碍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城乡的收入差距。因此，有必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要确立户籍基本功能，改变对非农业人口的歧视条款和规定，剥离附加在户籍之上的各类权益，例如婚姻登记、社会保险、医疗住房、招生就业等。其次，以常住地为户口登记标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再次，加快人口管理数字化进程，通过统一的人口信息平台、智能式身份证、统一信用体系等端口对人口信息资源合理共享，从而有效解决信息不畅带来的纠纷多、案件多、隐患多的问题。健全人才引进与开发机制，促进精英合理流动首先，培育新型农民。新型农民是一批世代居住在农村地区并以集体的土地资源为生产基础，通过自己或代理人参与现代化劳动并获取对等的土地收益，是一群从事现代农业的有文化、精技术、会经营、敢创新、懂市场的农业劳动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年，“新型农民培育工程”被写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并提出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将其作为指导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同年 月，由国务院出台的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年）又提出了“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作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战略部署。这是我们党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决策。近年来，农民在基层民主选举、协商、民主考评等方面的参与度、积极性、创造性均有所增强。温岭“民主恳谈”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是一种由“领导说了算”向“农民直接参与表达”的重要转变，是基层协商民主的成功范例。然而，许多地区尚未建立“赋权于民”的制度机制，没有养成农民参与民主政治的习惯，导致“被民主”“被参与”“被现代化”等实例层出不穷。如果在乡村基层民主管理过程中，村民被排斥甚至沦为被利用的工具，那么现代公民权利、新型农民培育都是空谈，随之而来的则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未来，新型职业农民是引领乡村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是实现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其次，培养新型乡绅主体。一方面，要使乡镇干部沉下心来，实现角色转换。在精英流失、农村发展后劲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吸纳一些乡镇干部“扮演”新时代的“乡绅”角色。乡镇干部的职责下沉、角色转换，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乡镇公务员的职别是按照乡镇行政层级划分的，属于国家权力“金字塔”结构的下层，承担着具体的工作。同时，乡镇公职人员的人数也与其所从事的工作内容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