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叛徒斗争及现实启示_刘亚妮.pdf

第44卷 第2期2023 年 4月江西理工大学学报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44 No.2Apr.2023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叛徒斗争及现实启示刘亚妮，孙畔畔（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00）摘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实行“剿抚兼施”政策，游击生活极其艰苦，加之南方红军内部某些错误倾向的影响，以及某些个人意志薄弱、丧失理想信念等，各游击区相继出现叛徒问题。这些叛徒投敌以后，或出卖、杀害各游击区负责人，或带领国民党军队搜剿红军游击队，或从内部分化瓦解红军游击队，给红军游击队的革命斗争造成严重损失和危害。为了遏止叛徒问题造成的危害，重新在革命队伍内部建立信任和团结，各游击区采取惩办叛徒，进行反叛徒斗争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加强警戒防备工作等措施开展反叛徒斗争，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各游击区的反叛徒斗争也为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一些启示，即坚定官兵理想信念，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传承军队红色基因。关键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叛徒斗争；人民军队建设中图分类号：K263.4 文献标志码：A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伟大的长征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毛泽东曾对其历史地位与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说：“南方各游击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1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是党领导军民创造的光辉历史，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传承红色基因、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2。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党与叛徒的斗争是各游击区纯洁和巩固红军游击队内部，粉碎国民党意图分化、瓦解红军游击队的图谋，保存和发展壮大革命队伍的重要工作。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党的反叛徒斗争，总结各游击区反叛徒斗争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梳理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现有研究成果发现，目前学界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基本历程、基本经验、历史地位和作用、主要领导人物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3-8。有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党的反叛徒斗争有所涉及，但是尚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因此，分析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各游击区叛徒问题出现的原因及其对革命斗争带来的危害，研究当时各游击区为遏止叛徒问题对红军游击队进一步造成危害，增强红军游击队内部的信任和团结而采取的反叛徒斗争的具体措施，从中总结人民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提供借鉴启示，并拓展深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研究领域。一、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中叛徒问题的出现及原因分析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为使南方各苏区能继续坚持斗争，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中收稿日期：2022-09-19作者简介：刘亚妮（1975），女，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E-mail：文章编号：2095-3046（2023）02-0031-08 DOI：10.13265/ki.jxlgdxxb.2023.02.005引用格式：刘亚妮,孙畔畔.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叛徒斗争及现实启示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3,44(2):31-38.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3 年 4 月共中央决定留下部分红军，并成立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由项英、陈毅等人负责领导。奉命留下的部分红军和党政机关人员共约三四万人（其中包括2万多伤病员）9，他们和南方各苏区人民群众一起，继续就地坚持革命斗争。留守南方各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蒋介石必欲“彻底肃清”而后快。1935年春，蒋介石重新调整兵力部署，调集数十万军队对南方各苏区进行“清剿”。在国民党军疯狂的“清剿”下，又由于兵力悬殊，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损失，并先后进入深山密林转为群众性游击战争。面对异常险恶的革命形势和极其艰苦的游击生活，绝大部分共产党员和红军游击队员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坚持革命斗争，毫不动摇，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但是各游击区仍有一些意志薄弱者，他们政治上不坚定，思想上动摇，在国民党的威胁诱骗下，没有经受住考验，相继背叛革命。有学者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各游击区出现的叛徒人数作了统计：团级以上军官至少有四五十人，中央机关的有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谢然之；军区一级的有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佑、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朱森、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湘赣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振芳、莲安萍特委书记刘发云、下浙皖军分区司令员何英、浙南军分区司令员罗连生、湘赣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曾开福等10。甚至有些部队出现主要军官全都叛变的现象，如湘赣军区独立第4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16师两任师长方步舟、冯育云与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先后投降；还有新红 10军副军长倪宝树、红30师师长颜文清等10。南方各游击区相继出现叛徒问题具有深刻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一）国民党的“剿抚兼施”政策是出现叛徒问题的主要原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全面“清剿”中针对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依靠群众、分散活动的特点，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兼施”的方针，对红军游击队始终采取军事上包围清剿、经济上严密封锁、政治上分化瓦解的政策。在军事上，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对各游击区实行层层包围封锁，分区进行“驻剿”“搜剿”“清剿”，妄图彻底消灭红军游击队。在经济上，国民党展开严密封锁，断绝红军游击队物质来源，对居民实行“计口购粮”和配给日用品制度，控制圩场贸易，严禁群众给游击队供应任何物资，企图困死红军游击队。在政治上，国民党采取“隔离”“瓦解”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连坐法，以至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强迫群众与红军游击队脱离联系。同时，国民党制定 修正共产党人自首法招抚投诚赤匪办法 等法令，引诱游击队员自首自新，提出“共产党人于发觉前自首者，得免除其刑”“如检举其他共产党人犯罪事实，因而查获人犯或其他证据物品者，得免执行其所首余罪行之全部或一部，或缓刑”11。国民党以此动摇红军战士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妄图从内部瓦解游击队。此外，国民党在游击区附近设立“招抚”机关，张贴布告、标语，散布“红军被消灭了、干部投降了”12的谣言，污蔑红军游击队是“朱毛不要的土匪”13，引诱红军游击队中思想上动摇的人自首,重金悬赏辑拿项英、陈毅和特委负责人，以瓦解红军游击队的军心。在国民党残酷的“清剿”及“瓦解”诱降下，红军游击队中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经不起考验，相继背叛革命。因而国民党的“剿抚兼施”政策是威胁诱骗革命队伍中一些动摇分子叛变的主要原因。（二）极其艰苦的游击生活是出现叛徒问题的客观因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军游击队的革命斗争异常残酷激烈，其生存环境极其艰辛恶劣。各游击区红军战士不仅要同兵力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和可耻的革命叛徒作殊死的斗争，还要同极其艰苦的游击生活作持久的抗争。各游击区红军战士的游击生活正如陈毅在 赣南游击词 中所描述的那样，“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日落西，集会议兵机。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立即就迁居。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天放晴，对月设野营。拂拂清风催睡意，森森万树若云屯。梦中念敌情。休玩笑，耳语声放低。林外难免无敌探，前回咳嗽泄军机。纠偏要心虚。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满山抄，草木变枯焦。”14各游击区红军和游击队长年累月被国民党军围困在深山密林里，时常粮食断绝，只得摘野果、挖野菜和剥竹笋充饥，过着苦不堪言的“野人生活”。队伍中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者，忍受不32第 44 卷 第2 期刘亚妮，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叛徒斗争及现实启示了如此艰苦的游击生活，于是叛变逃跑。所以极其艰苦的游击生活是促使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薄弱者叛变投降的客观因素。（三）南方红军内部的某些错误倾向对叛徒问题的出现有一定影响主力红军长征后，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留在南方各苏区继续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先后被迫转入深山密林进行群众性游击战争。在深山密林中开展游击战争，其艰辛残酷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这时的红军游击队比以往更需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固的内部团结。中央分局正确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制定出长期坚持，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15。这种基于整个革命形势发展所作的政治分析和制定的方针政策并不是每个红军战士都能深刻领悟、贯彻执行的。这时，红军游击队内部一部分同志被兵力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吓倒了，害怕革命失败继而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失去了继续斗争下去的信心和决心。于是他们主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不开展群众工作、不进行革命活动、不坚持革命斗争，坐等革命形势好转。这部分同志渐渐地丧失了革命斗志，想着搞点吃的、搞点钱，变成土匪，或者脱离革命队伍、背叛革命。这些都是政治上不坚定的表现，是错误的倾向。为了使中央分局制定的正确方针得以贯彻，各游击区就要不断地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在队伍中开展关于革命形势和政策的政治工作，正确地分析革命形势，阐明正确的方针。经过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绝大部分红军战士接受认可了正确方针，积极投入革命。但是仍有一些人，起初是被裹挟进革命的，革命意志并不坚定，在困难面前容易退缩，有的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有的留下帖子离开了，有的干脆背叛革命、叛变投敌了。故而南方红军内部的某些错误倾向对叛徒问题的出现有一定的影响。（四）某些个人意志薄弱、丧失理想信念等是出现叛徒问题的主观因素1937年 12月项英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第六部分“党内教育和斗争”中指出，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在长期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敌人不断的进攻下，尤其是与各方失去联系孤立作战的状况下，加之干部成分几乎全是农民，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倾向和现象。其中，最严重且最主要的现象就是叛变、逃跑。几乎在每一斗争达到紧张关头，或是全国某一事变结束，都或多或少地会发生叛变、逃跑事件。这种叛变逃跑的发生不是一时的动摇，而是有长久的根源。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不坚定，思想上发生动摇，只看到眼前的暂时的困难，看不到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认为坚持革命没有前途和希望，悲观失望，于是叛变逃跑。另一个原因是个人主义的发展，吃不了苦，不能为革命作出牺牲，没有被敌人捉到时革命意志坚定，一旦被敌人捉到后就背叛革命。还有就是革命意志在生活腐化中被消磨殆尽，为了个人前途在斗争一紧张时就背叛革命。这两方面原因相互关联且不易区分，再加之长期艰苦的客观环境，干部以农民成分为主，党的政治教育差等，导致了叛变逃跑现象的发展9。虽然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坚持革命斗争，威武不屈，但仍有一些革命意志薄弱、丧失理想信念的人背叛革命。可见意志薄弱、丧失理想信念等是叛徒问题出现的主观因素。二、叛徒对红军游击队革命斗争的危害由于国民党实行“剿抚兼施”政策，游击生活极其艰苦，加之南方红军内部某些错误倾向的影响，以及个别人意志薄弱、丧失理想信念等原因，各游击区相继出现叛徒问题。这些叛徒投敌以后，出卖、杀害各游击区负责人，带领国民党军队“搜剿”红军游击队，从内部分化、瓦解红军游击队，给红军游击队的革命斗争造成严重损失和危害。（一）出卖、杀害各游击区负责人叛徒对革命斗争造成的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出卖、杀害各游击区负责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许多优秀的游击区领导干部都是死在叛徒手中，或因叛徒的出卖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如江西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