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琵琶记》的悲剧审美意蕴_杨蔚然.pdf

04今古文创论 琵琶记 的悲剧审美意蕴杨蔚然（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琵琶记 是元代戏曲作家高明以民间流传的戏文赵贞女蔡二郎 为蓝本改编而成的一部剧作，讲述了蔡伯喈和赵五娘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自其问世以来，文人学士对它的评论和研究从未停止过。目前，有关 琵琶记 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主题、悲剧原因分析等方面，而对其审美意蕴的研究似显不够。因此，本文从其悲剧内蕴出发，来探讨它作为中国古典悲剧作品的独特审美价值和审美特征。一、琵琶记 悲剧主题的呈现作为中国古典悲剧的代表之一，琵琶记 蕴含了浓厚的悲剧意味，这主要体现在作品的主人公、创作的社会环境以及作家本人的审美理想上。（一）作品人物的悲剧琵琶记 主要以蔡伯喈和赵五娘的生活经历为线索进行叙述，塑造了两个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尽管他们最终有一个团圆结局，但从他们长期的生活境遇来说，都具有浓厚的悲剧性。在塑造蔡伯喈这一人物形象时，剧作围绕着他的“三不从”，即“辞试父不从、辞官君不从、辞婚相不从”展开。蔡伯喈是一个孝子，他想要的只是服侍父母、尽善尽孝，但父亲却希望他能够赴试。恪守孝道的他不敢违抗父命，只好赴京参加考试。在中了状元后，牛丞相想要招他做女婿，但他内心挂念着父母和妻子，想早日回到家里，却得不到允许，被迫留在了京城。父亲、牛丞相、皇帝等人对蔡伯喈提出的一系列合乎传统伦理观念的要求，使得他一再屈从，导致自己个人的意愿完全被压抑。正如他最后发出的喟叹：“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可惜二亲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1316虽有了高官厚禄，自己尽孝终养父母的人生追求却破灭了。赵五娘美丽善良，勤劳刻苦。刚结婚没多久，就面临着公公对丈夫的逼试。尽管对于丈夫十分不舍，但她无权干【摘要】作为中国古典戏曲的优秀作品之一，高明创作的南戏 琵琶记 被誉为“南曲之祖”，在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作品中的人物、创作的时代背景，还是作者的审美理想来说，都具有浓郁的悲剧意味。此外，琵琶记 还蕴含着深厚的审美价值，具有不同于西方悲剧作品的独特审美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特色。【关键词】琵琶记；悲剧意蕴；审美价值；审美特征【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8-0004-03【DOI】10.20024/ki.CN42-1911/I.2023.28.001涉。丈夫离开后，她独自一人在家照顾公婆，承担起家庭的全部重担。作为一个普通的妇女，赵五娘的愿望只是想安稳平静地和丈夫共度一生。然而，在残酷的环境下，赵五娘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在帮丈夫承担起“尽孝”职责的同时，自己对情爱的渴求却遭到了压制和剥夺。（二）时代社会的悲剧琵琶记 虽是围绕着蔡伯喈一家的不幸展开，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所折射出的正是当时整个时代社会的悲剧，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在黑暗的社会背景下，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陈留遭受灾荒，皇帝下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但粮草和银钱在路途中就已经被不少官吏贪污掉了。因此，当赵五娘满怀希望去领救济粮时，得到的就是粮食已被分完的噩耗。这样的困窘，不仅仅是赵五娘及蔡公蔡婆一家有，当时整个社会都是如此，他们只是黑暗腐败统治下苦难老百姓的其中之一。此外，黄仕忠先生在 琵琶记 研究 中说：“琵琶记 与其说是一曲孝道伦常的赞歌,还不如说是一曲礼教的悲歌。因为它表述的是虔心以孝道行事的孝子的悲剧。而造成悲剧的根源却正是伦理纲常本身。”2伦理纲常是古人无法挣脱的罗网，琵琶记 中处处体现着三纲五常的要求，善良朴实的两位主人公深受其束缚与压迫，失去了自己的人身自由，呈现出深刻的悲剧性。蔡伯喈本不想参加考试，但父亲一心想让他做官，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这正是封建社会正统价值观的表现。父为子纲的“合理”要求不可动摇，深受封建思想束缚的蔡伯喈不敢违抗，只好离家赴试。同样，赵五娘的经历也揭示了封建礼教社会下妇女的艰辛和苦难。家乡遭遇灾荒，她艰辛顾家，即便受到公婆的冤枉与指责，她也未曾停止尽孝。赵五娘是封建伦理价值体系下最为倡导的“孝妇贤妻”，但这一形象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当丈夫被公公逼文学评论052023 年第 28 期迫离家赴试时，她其实是心生不愿的。但到了丈夫离家后，她又抛弃了心里的不满，成了“孝妇贤妻”的代表。她的这一转变，正是封建伦理道德在她心中内化的结果。（三）作者审美理想的悲剧高明倡导戏曲必须要“有关风化”，具有教化百姓的作用，他肯定忠孝节义，叙写“子孝与妻贤”的内容，希望能够通过戏曲的力量，宣扬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然而不管是蔡伯喈还是赵五娘，在作为“载道”的工具去践行作者的审美理想时,都遭遇了重重的不幸。从“三不从”可以看出，他笔下的蔡伯喈，入仕为官并非出自本心，而是在权势和封建伦理紧逼下迫于无奈的选择。并且在做官后，蔡伯喈受困于京城，不能回乡看望父母，也无法尽孝。此外，他塑造“有贞有烈”的赵五娘，集传统美德于一身，却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家中粮食紧缺，她变卖首饰来换粮；为让公婆吃上一碗饭,自己却以糟糠充饥，受尽苦难。尽管剧作最后是一个典型的“大团圆”结局，但通篇展示的都是作为榜样的两位主人公悲惨的境遇，表现出一种无法消解的浓郁的悲哀之情。这带给读者更多的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反思与质疑，而不是去向他们学习，这使得高明想要借助戏曲进行教化的审美理想难以实现。二、琵琶记 的悲剧审美价值高明在创作 琵琶记 时，开篇便提出“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11的看法，体现了他想要“动人”的审美追求。为达到这一目的，高明做了很多努力。他给读者展示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描写了他们悲剧性的境遇，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使读者从中得到启示和感悟。（一）彰显悲剧主人公的崇高与顽强悲剧主人公往往有近乎完美的人格特质和精神境界。通过展现他们的悲惨境遇，不是让人沉溺于对困难、挫折的忧伤与恐惧之中，而是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悲剧主人公崇高的精神品质与顽强的意志力，令读者在审美情感上得到升华，激发他们不畏任何艰难的意志力。在剧中，赵五娘的身上几乎具备了中国传统妇女应有的美德。她刚出场时，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妇女，所希望的也是可以和丈夫白头偕老，过着平淡的生活。可是，在“功名逼人”的社会环境下，面对蔡公要儿子做官的要求，地位低下的她只好退让接受，自己一人留在家中照顾公婆。在家中粮食紧缺时，为了让公婆过好，她变卖首饰来买粮充饥，甚至后来不惜自己吃糠，也要让公婆吃上小米。公婆相继去世后，为了安葬他们，她又卖掉自己的长发，用麻裙包土，用双手自筑坟墓。在埋葬公婆后，她亲手画下公婆的遗容，背着琵琶，不远千里上京寻夫。赵五娘只是一个柔弱平凡的女子，却独自承担了如此之多。她的所作所为，展现出了她崇高的品格、顽强的毅力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震撼着人心。正如朱光潜所说：“在可怕的命运之前，我们感到自己渺小而软弱。但是，悲剧人物面对不幸灾难时那种超人的毅力和英雄气魄，在我们心中唤起人类尊严的感觉，很快就抵消了这种暂时的阻碍。”3赵五娘的伟大与坚韧，让读者赞叹与钦佩，使他们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得到心灵的陶冶和升华，从而超越自己的软弱，敢于直面挫折与挑战。（二）唤醒人的个体意识在封建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受到压抑，较为缺乏个体意识，文艺往往也成了为封建社会服务的工具。琵琶记 中，高明以“三不从”来安排情节，把蔡伯喈塑造成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孝子。面对父亲“光显祖宗”的愿望，他虽有自己的想法，也做过一些反抗，但他性格软弱踌躇，最终还是牺牲自我，答应了父亲。后来在京城面对做官、成婚的要求时，他更是身不由己，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赵五娘的个人意志也是受到压制的，她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别人而不是自己。面对丈夫离家赴试的决定，她内心虽有不舍但还是克制了自己的情感。在丈夫上京后，她又独自一人承担起重任，代丈夫尽孝。高明本意是要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导，通过描写一对孝子孝妇，树立榜样，对人心进行教化。但他将这一幕幕悲剧场面直观地展现给读者，带给他们强烈的审美冲击。在体味浓浓的悲剧性时，读者不免会去思索，如果蔡伯喈不那么优柔寡断、缺乏主见，而是反抗到底，坚持自己的意愿，可能也不会导致悲剧的发生；也不禁去叹惜赵五娘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为公婆做出的牺牲。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唤醒了读者的个体意识。（三）对传统文化不合理之处进行挑战在 琵琶记 中，封建社会落后观念的影响处处有所体现。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崇尚“三纲五常”的思想，提倡忠君爱国、克己复礼，将读书做官作为男子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的途径。因此蔡伯喈想要“三辞”，却得不到父母的支持，朝廷、丞相也不会同意，只好一次次地妥协。蔡伯喈深受传统文化中这些不合理的思想及礼法的影响，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也直接导致了后面种种悲剧的发生。此外，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还尊崇“男尊女卑”的观念，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赵五娘在家中根本没有话语权，所以即便她不想让丈夫离去，也无可奈何。在封建伦理道德的迫害下，她失去了独立人格，从不在乎自己，所做的都是为了丈夫、公婆。她的这一形象是封建社会所要求的完美女性，但她的不幸与痛苦也正是这些封建礼教带来的。高明的这出悲剧，将封建社会的局限性展现了出来，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到悲剧最根本的成因，对封建传统文化重新进行审视，从而促进某些不合理观念的更新和调整。06今古文创三、琵琶记 的悲剧审美特征正如王季思先生所言：“悲剧作品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各自产生、发展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民族性格的各异，在思想倾向、人物性格、情节结构等各个方面，又各自形成不同的艺术特征。”4中国古典悲剧扎根于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养分，这使得它不同于西方悲剧，具有一系列独特的审美特征，琵琶记 作为中国古典悲剧的代表也正是如此。（一）偏“平民化”人物和题材的选择西方悲剧中的人物一般是身份高贵、地位显赫之人，如皇室贵族、英雄豪杰等，偏“贵族化”。作为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他理想中的悲剧人物要有高贵的身份，处于激烈的社会矛盾斗争的中心，肩负着重任。同样，在题材的选择上，西方悲剧强调要去描写“崇高”的事件。这样，所描写出的悲剧人物，“他们作为时代骄子，遭遇不幸且毫不屈服，直至毁灭和牺牲，其身份、境遇和结局形成强烈反差”5，可以对人的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作用。然而，中国古典悲剧更多侧重的是普通人的逆境和磨难，偏“平民化”。琵琶记 里塑造的主人公蔡伯喈、赵五娘等人都是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描绘的也是他们悲惨的遭遇。蔡伯喈是个有情有义、善良孝顺，但又软弱动摇、优柔寡断的平凡书生；赵五娘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弱女子，美丽善良，勤劳能干。通过描写蔡伯喈、赵五娘这些小人物虽有着善良、孝顺等美好品质，却落得个悲惨的境地，强调了他们身上的无力与无奈，以激起人们的同情之心，从而获得一种悲剧的美感。（二）“双线”结构的成功运用西方悲剧在结构的设置上一般采用“一悲到底”的模式，很少有喜剧成分的进入。与之不同，中国古典悲剧通常会以“双线”结构来贯穿全文，即一悲一喜、悲喜交融的模式。正如明代吕天成称赞 琵琶记 为“神品”，认为它“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6琵琶记 在“双线”结构上运用得十分成功，从蔡伯喈离家赴试开始，便分为了两条线索，一面是蔡伯喈在京城得中状元，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一面是赵五娘留在家中，不辞劳苦地照顾公婆，过着贫苦的生活。“双线”结构的运用，蔡伯喈的乐景与赵五娘的哀景，一乐一苦，一喜一悲，二者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增强了悲剧的效果，产生了浓郁的悲剧氛围。尤其是高明在第十八、十九出戏，写蔡伯喈在京城与牛小姐大婚，喜气洋洋，紧接着第二十、二十一出戏就写赵五娘在家艰苦度日，以糠充饥，蔡母又饿又愧而亡。这几出戏的对比更为强烈，使得悲剧性更加明显，达到了悲剧的高潮，让读者对“悲”有着更深刻的感受。可以说，这种苦乐交错的“双线”结构，不仅不会影响到 琵琶记 整体的悲剧基调，还能不断调节气氛，让读者更好地欣赏与体会到这种悲剧效果。（三）“团圆”结局下的凄凉西方悲剧作品在结局的安排上是以悲剧结尾，将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