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风险的战争效应：安全跨域外溢机制研究_胡宇光.pdf

2023 年第 4 期 29 经济风险的战争效应：安全跨域外溢机制研究*胡宇光 郑先武 【内容提要】巴里布赞的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提供了安全跨域外溢的分析方法，克服了不同领域的安全研究相互割裂的局限。文章基于新综合安全观的视角分析经济风险的战争效应，提出“二阶段论”的理论框架，将经济风险促成战争的过程分为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常是线性逻辑，经济风险通过影响一国经济基本面演变为经济威胁；第二阶段是复杂的多线程逻辑，经济威胁可能通过激励和诱发两种机制作用于军事安全领域，产生或加强实力安全困境、破窗困境、存续困境和防御困境等四种困境，最终促成战争爆发。二阶段论在现实中有五种运行逻辑，分别是直接与军事安全相关、效率与安全的矛盾、货币霸权的衰落、经济依附和（国际）金融危机，历史案例为这五种逻辑提供了佐证。由此证明，二阶段论亦可作为新综合安全观在中观层面的补充与完善。【关键词】新综合安全观；经济风险；战争；跨域外溢；二阶段论【作者简介】胡宇光，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邮编：210023）。【DOI】10.14093/10-1132/d.2023.04.002【中图分类号】D815.5；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23）04-0029-28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与区域格局演变研究”（项目编号：22ASS00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为本文完善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概由作者负责。经济风险的战争效应：安全跨域外溢机制研究 30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非传统安全观异军突起，部分相关研究完全摈弃了传统安全观的核心议题军事安全，转而向经济学、社会学和环境科学靠拢。这种“去军事化”的安全研究固然在技术方面有所进展，但却与安全的本源背道而驰。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军事安全的地位确实趋于下降，纯粹的领土战争已经较为少见。即便是在高政治主导的乌克兰危机中，也有相当的经济因素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安全观，即融合了两种主流安全观的思想，这种思想能够解释安全威胁如何实现跨域外溢，如经济威胁是否具有战争效应。作为安全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巴里布赞（Barry Buzan）的新综合安全观较好地诠释了这种外溢效应。但布赞的理论框架过于宽泛，涉及“多途径安全”的部分仅寥寥数语，既未呈现跨域外溢的路径，也无充分案例作为支撑。新综合安全观的理论大厦尚有诸多亟待完善的空间。本文选取该框架下的一个中观层面，以期回答关于经济与战争的三个问题：第一，经济风险如何转化为国家安全层次的经济威胁，这一威胁又如何促成战争的爆发？第二，经济威胁是战争的根本原因还是“催化剂”，经济威胁导致战争是否需要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第三，同一类经济威胁作用于不同国家时，为何最终却导致了不同形式、不同战略进攻方向的战争？一 经济威胁向军事安全的跨域外溢 尽管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理论研究日趋完善，但是学界对安全、安全的威胁因素与构成要素的分类仍不甚明朗。刘跃进认为，经济安全兼具“传统”和“非传统”双重特征。这种模糊甚至矛盾的分类表明，各个安全领域之间存在联结关系，威胁是跨领域存在的；经济威胁在一定情况下会溢出经济安全领域，转而成为军事、政治和环境等安全领域的议题。在新综合安全理论中的这一“外溢”效应，具有突出的表现。（一）新综合安全观下的安全跨域外溢 新综合安全分析框架是一种宽泛的安全议程。布赞划分出军事、政治、经济、郑先武：安全研究：一种“多元主义”视角巴瑞布赞安全研究透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185 页。刘跃进：安全领域“传统”“非传统”相关概念与理论辨析，学术论坛2021 年第 1期，第 39 页。2023 年第 4 期 31 社会和环境安全五大领域，并指出它们是相互渗透而非独立存在的。军事安全涉及国家武装进攻和防御能力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以及国家对彼此意图的感知。战争是一国维护自身军事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国家增强和维持军事能力根本上是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事实上，除攫取领土、抵御军事入侵、打击敌方武装力量等高政治、传统安全层面的原因外，低政治、非传统的经济、能源、人权等问题同样是战争的重要成因。根据新综合安全观的解释，这些原本属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部门的威胁外溢到军事安全部门，进而导致了战争的后果。布赞提到，对安全威胁的军事化定义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目标。事实上，大多数低政治议题仅会造成低政治层面的影响而无法进入安全领域。以经济安全为例，只有当经济威胁的后果超出严格意义的经济领域而出现外溢时，才能称之为安全问题。布赞系统地论述了五大安全领域如何相互影响。在军事层面，可通过军事手段建立国际霸权，影响经济安全；现代战争与核武器的研发使用可导致环境污染，影响环境安全；战争可能带来诸如“越南综合征”的严重后遗症，影响社会和政治安全。在经济层面，重商主义造成武力更容易被使用的国际环境，影响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往往伴随工业污染，影响环境安全；封闭市场需要建立社会制度的“防御性壁垒”，影响社会和政治安全。在社会层面，“地方性”要素会助长实力安全困境，影响军事和政治安全。在环境层面，突发性的环境问题可能危及所有安全领域。新综合安全观为安全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框架，指出各个安全部门间存在诸多联系，打破了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的固有局限。但是，布赞对安全威胁的跨域外溢只做了笼统概述，非传统安全威胁在传统安全领域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论述，经济风险的战争效应更是其理论框架中亟待深入的一项议题。Barry Buzan et al.,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8,p.8.Michael Sheehan,“Military Security,”in Alan Collins,ed.,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50-151.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 页。巴里布赞：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余潇枫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1 期，第 121 页。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Colchester:ECPR Press,2016,pp.285-286.经济风险的战争效应：安全跨域外溢机制研究 32 （二）战争的经济动因 经济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国际政治和安全体系提供了国际经济赖以运行的框架；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产生的财富是国际政治体系的基础”。经济与战争之间更是存在着微妙联系，但战争的经济动因究竟是什么，目前尚无定论。较具代表性的学说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利益驱动论，即认为（主要是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是战争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继承克劳塞维茨战争观的同时引入阶级分析法，指出战争与阶级利益相互联系，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恩格斯认为，“暴力仅是手段，经济利益才是目的”。在论述资本原始积累时，马克思也指出，资本原始积累是通过暴力手段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而商业战争正是该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规模，并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战争的分析并非从国际关系视角出发的，因此不太重视均势和认知等因素的作用。在论述普法战争时，马克思指出，战争的根本动因是维护法国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而非所谓的均势与尊严。通过这些论述，我们不难总结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即战争是根植于私有制的、国内统治阶级为获取和维护经济利益而采用的一种暴力。除马克思主义外，其他学者也探索了战争的经济动因，但并未形成高度系统化、学说化的理论框架。以经济动因的具体所指为依据归类，可大致分为资本推动说、军事凯恩斯主义、战争人口说和货币霸权说等四类理论。资本推动说认为，战争是由国内资本推动的，目的是实现资本增殖和利益最大化。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论述了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三者间的关系，指出资本是国家发动战争的条件和强制的基础，同时又是战争追求的目的。希孟 卢墨尔（Hyman Lumer）认为，战争是一项生意，企业是最大获利者，资本家通过 Robert 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03 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5 页。黄毓森：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2019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22 页。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0,Cambridge:Basil Blackwell,1990,pp.70-76.2023 年第 4 期 33 战争来实现财富的转移与积累。“特别是在美国，资本家阶级一直是靠战争致富的。”彼得马丁（Peter N.Martin）和布鲁诺霍尔纳格（Bruno Hollnagel）认为战争是一种投机，战争带来的利益是绝对可观的。王湘穗指出，战争与金融间存在共生关系，形成了战争金融体系，这是资本的逐利本能和战争赢者通吃特性的结合。战争是一种投资，是促进资本增殖循环的一种流血手段。庇古（A.C.Pigou）指出，工业化国家的商人希望免除外国领土上的重税障碍，金融业者希望在海外取得更大特权，军工制造者希望通过战争销售货物，于是对外扩张战争总能得到国内资本的支持。战争的资本推动说与古典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较为类似，都认为暴力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但前者更加强调金融的作用，认为战争是一项投资或投机，资本通过该过程实现增殖。这一思想的基础是西方经济学，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分开来。军事凯恩斯主义认为，战争的经济动因是扩大需求、推动增长。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应对经济衰退，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等人将凯恩斯的思想应用于军事领域，认为政府的军费支出会通过乘数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善了美国的经济状况，从而出现了“战争繁荣经济”理论，其逻辑是战争带来垄断，垄断带来垄断利润和就业；军品生产既能创造需求，又不与民用工业品竞争市场。军事凯恩斯主义强调军事活动对经济的溢出效应，即军事支出能够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因此推动经济增长就成了战争的一大动因。但研究表明，当军费开支在财政支出中占比超过 15%时，积极的溢出效应将被消极的挤出效应逐渐抵消。这印证了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对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大规模军备支出使国家经济中的特定行业受益，但也会分流社会其他部门的资源，使国家经济无力应对其他国家的商业挑战。”尼尔 弗格森（Niall Ferguson）希孟卢墨尔：美国战争经济与危机，金石、刘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5 年版，第85-88 页。彼得马丁、布鲁诺霍尔纳格：资本战争，王音浩译，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