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皖籍作家王莹《宝姑》的女性叙事_王忠霞.pdf

文学研究372023 年第 28 期论皖籍作家王莹 宝姑 的女性叙事王忠霞（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学部 安徽 芜湖 241000）皖籍作家王莹（19131974），幼年丧母，被卖作童养媳，因不堪忍受婆家虐待，出走投奔在汉口的舅母，入护士学校就读，其后相继在上海艺术大学和复旦大学求学。在此期间，王莹开始在 东方杂志 申报 等报刊上发表短评、散文及短篇小说等。王莹热衷戏剧表演，曾参加夏衍等组织的上海艺术剧社、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主演了 女性的呐喊 赛金花 马门教授 等多部剧作，是 20 世纪 30年代文艺界的知名才女。国内有关王莹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王莹的戏剧和电影表演艺术研究1-4、王莹与丈夫谢和赓的传奇经历研究5-8、王莹与赛珍珠的深厚友谊研究9-13、王莹的文学创作研究14-23。整体而言，对作家的文学著作尤其是 宝姑（The Child Bride）24几乎没有深入研究，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宝姑 是王莹在美留学期间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小说手稿经由王莹的好友，美国作家蒲爱德女士译成英文。由于历史原因，书稿的中文版本和译文版本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得以出版，夏衍为此书作序，称小说“很有时代特色”25，并坚信小说“一【摘要】皖籍作家王莹的长篇小说 宝姑 讲述了一位深受封建礼教迫害的童养媳如何实施自救的成长故事。作者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探索女性的主体意识，主人公的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因之而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呈现出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和革命意识建构双线并行的特点，反映了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重要特征，即性别革命往往和阶级革命有着同质性，性别解放自觉融入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关键词】王莹；宝姑；女性叙事【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8-0037-04【DOI】10.20024/ki.CN42-1911/I.2023.28.012基金项目：2020 年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研修项目（项目编号：gxgnfx2020059）；2022 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 现代皖籍女性作家研究（项目编号：2022AH052629）。定能得到知音者的赏识”25；施蛰存在读过 宝姑 之后，盛赞王莹的文笔“明朗、洁净”“文学趣味极高”26。小说聚焦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江南小镇，讲述了一位深受封建礼教迫害的童养媳如何实施自救的成长故事，主人公宝姑在革命先辈的帮助下，冲破封建家族的桎梏，努力学习，接受进步思想，最终实现蜕变，成长为一名正直的革命青年。一、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女性主体意识是探索女性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我意识包括了独立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进取意识、创新意识以及成就意识等等”27。小说逐一呈现了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底层女性的生存图景，将东方女性群像的压抑与隐忍在一个个矛盾冲突中渐次展开。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国家积贫积弱，民众苦不堪言，社会上各种思想激荡，其中，“启蒙”与“救38今古文创亡”成为 20 世纪初现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然而在江南一隅，对于被困在屋子里的女人们而言，这些主题似乎与她们无关。小说中刻画的女性虽然身份、背景、个性等存在较大差异，但表现出强烈的趋同性：集体失语。她们对男女间不对等享受权利的现状习以为常，甚至认为世界本应如此，她们只要遵守就可以了，即使部分女性偶有抱怨，也只能一声叹息：谁叫我们是女人呢！她们从未就此问题展开深入的追问，“我们何以成为我们？”波伏娃在 第二性 中就女性的属性发出灵魂拷问：女人是什么？“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28，此处性别所指并非自然属性的性别，而是就性别的社会属性而言，她认为，父权制罪孽深重，它规定女性是依附于男性的“他者”，是男人拥有的财产的“一部分”，这种颠扑不破的金规铁律仿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女人是父权制度规范下驯顺的身体，她们屈从于封建父权制的规范，并将这一规范承继下来，麻木地传递给下一代女性，她们反复将这种规范放在嘴上，讨论、念叨、哀叹、哀怨，她们的自救途径只有一条：嫁个好人家。小说中刻画的多位女性地位卑贱，心理被动，缺乏主动精神与主体意识，祖母、母亲、大表嫂、甚至包括主人公自己，一开始是没有话语权的，历史更迭了几十个年头，周家的女人们祖母、母亲、宝姑三代女性依然不具备女性主体意识，完全是工具般的存在。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旧文化中，“节”和“孝”的规训已经渗透至女性的心灵，内化为女性自身的道德标尺，导致无数婚姻悲剧上演。祖母、母亲逆来顺受，被动地选择认同她们的“妻职”与“母职”；丈夫被抓了壮丁，苦命的大表嫂却没有获得邵家的理解和同情，反而被处处刁难，她“一声不吭、双唇紧闭、面无表情”，活成了一个工具人；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家暴描写竟然构成了女人们的日常，落魄的金先生随意用戒尺殴打年轻的金师娘，热心的方伯母几乎每日挨喝醉的丈夫的拳头；宝姑公公老家的二房寡嫂与货郎情投意合，意欲改嫁，却被族人剥夺了唯一的儿子的抚养权，母子分离，只因族人笃信传统伦理观念中的“贞淫观”：寡妇改嫁是一件女子失德，有伤风化的丑事这些女人们暗自相互宽慰，发泄了一些愤懑之后依然回到那封闭的小屋子里继续这种无奈、隐忍与绝望的生存方式，从根本上说，这些困在屋子里的失语女性不具备女性主体意识。二、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李小江认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指的是“女性意识到身为女性的我们应该也能够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生活的主人”29，这在“五四”新文学作品中，突出地表现为女性应当追求个人价值、追求婚姻自主、走出封建家庭。小说的后半部分重点围绕宝姑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和建构展开叙述。在封闭的邵家，宝姑被圈养在小小的院落之间，唯一与现代的联系来自她入读的学堂，正是在学堂中宝姑得到历史老师魏先生和体育老师海女士的启蒙，开始认真思索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也就是在此时宝姑渐渐萌生了女性主体意识，“从小到现在，这也许还是第一次，我清清楚楚地面对着我的切身问题在思索和忧心吧？”24正当她自由驰骋在知识的海洋中，虚伪、势利的婆婆千方百计逼迫她辍学。由于婆婆从中作梗，导致宝姑和未婚夫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多重压力之下，宝姑大病一场，身心倍受摧残，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意欲吞鸦片自裁，幸被及时救下，深感晦气的婆家即刻将宝姑送回周家，以免惹上人命官司。自此，宝姑与未婚夫渐行渐远，直至关系完全破裂，失去了最后一点精神慰藉的宝姑幡然醒悟，她“更清楚地看见面前的一切，不存在一点幻想，”并下定决心：“我得赶快想法子逃走！绝不能回到他家去！”24女性困于空间，只有走出去才有救赎的可能。认清婆家人的真实面目之后，宝姑毅然踏上逃亡之路。卷三“山穷水尽，我挺身转向别条路”，详述了宝姑为了自救而逃出邵家之后的学习与成长。在外祖母的帮助下，宝姑辗转逃到汉口，投奔在那里开学堂的舅母，改名易姓后入读新的学堂。从此刻开始，她的成长考验正式来临。首先，她必须学会适应新的环境。为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和求得新生的希望，她发奋学习，“我要刻苦，发奋，学历史老师讲的那些历史上艰苦奋斗有为的人物，锻炼我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24她极度渴望开始新的生活，与从前污秽不堪的人生完成切割，她不断地勉励自己，“从现在起我是向一个新方向走去了。我要把旧生活完全忘去我要好好地去生，重新抬起头来做人！”24幸运的是，宝姑在新学校感受到快乐的学习氛围，结识了活泼开朗的同学，同学们抽出课余时间为她补习功课，很快，她进步飞快，越来越开朗。其次，她还必须努力治愈少年时的创伤，然而，童养媳经历所带给她的创伤又岂能轻易抹去，她时常受到梦魇的折磨，在梦里，她又变回那个失去亲生母亲庇佑、父亲厌弃、继母嫌弃、婆家虐待的童养媳，每天担惊受怕，生怕邵家人有一天会从天而降。果然，不甘心人财两空的邵家竟然真的找上了汉口的舅母追问宝姑的下落，他们甚至拉拢宝姑善良的外祖母，企图诱导她说出宝姑的下落。面对婆家的苦肉计，宝姑经过深思熟虑，立场坚定：“我是没有一点思量的余地的，再怎样我也绝不回去。”24此时，主人公第一次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有了清晰的认知，遵从自己的意志，喊出了自己的心声，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在与“常识”的本质主义性别观的决裂中完成建构。文学研究392023 年第 28 期三、女性革命意识的建构作为一名革命者，王莹自觉在革命话语背景下探索主人公的女性主体意识，使得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建构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宝姑在学习中渐渐认识到性别革命往往和阶级革命有着同质性，某种意义上说，被压抑的女性与被侵略的中国构成了镜像关系，都是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的反抗。因此，她在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同时也培养了革命意识。卷四“山河万里，云涌风急”主要讲述了宝姑出走之后接受进步思想并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她的革命意识养成是在导师魏先生等革命先辈的指引下完成的。北伐战争打响，在长沙，宝姑和曾经的女师教师魏先生得以重逢，他的真实身份是革命军某军秘书。在魏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讲中，他告诫同学们睁开眼睛看看国家的版图，国土逐年沦丧到列强手里，听听人民大众痛苦的哭声，他呼吁同学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当前中国的现实，中国的老百姓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剥削，而革命军的任务就是要赶走列强，铲除封建旧势力，解放妇女，实行男女平权。在他的引导下，宝姑如饥似渴地阅读 新青年 创造周刊马克思小传 阶级斗争浅说 等进步书刊，享受这些精神食粮带来了思想升华；为配合革命军的宣传工作，她积极出演 豪绅家的丫头 等反封建、反礼教的戏剧，她的表演逼真、情感丰富，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在这些亲密的接触中，她不仅慢慢地修复了少年时代的创伤，重拾信心，并且对导师从敬仰的情感逐渐发展为爱慕之情，这种爱慕之情得到了导师的回应，两人互生好感，但他们并没有局限于儿女情长，而是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共赴国难，反映了在那个特殊年代，革命者崇尚个人情感让位于革命理想的崇高追求。大革命失败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宝姑离开长沙，去往繁华的上海，加入了革命组织“济难会”，一边开展革命工作，一边坚持理论学习，并与许多左翼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期间，她接触了更多的革命思想，思想和觉悟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她逐渐认识到，被压抑的女性与被侵略的中国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了镜像关系，女性和中国无数底层百姓一样，“陷落在一个深得无底的社会大泥潭里，被外来内在成年累月堆积下来的残渣和污泥，压得透不过气来，若不来一阵巨大风浪，把这泥潭连底都冲洗干净，一洗近百年来所受的外洋的侵压、凌辱和打碎旧社会的桎梏，我们这些无数陷落在泥潭里的人，又怎能翻得过身来？”24此时，她的心里坚定了为国家、为人民、为自由而奋斗的信念，“我也爱我生长大的国土，望我们这庞大而富丽的河山，完完整整地不受外蹄践踏。更望我们有一个，为国为民服务的好政府，把我们承受着几千年文化的人民，带向康庄大道上去。这是常人的信念，也是我的信念。”24并且，她愿意为这个信念牺牲一切，“这个信念，即便在枪击下面也不会变。”24如果说，魏先生在宝姑心中点燃了启蒙和救亡的星星之火，那么，主人公在对导师的崇拜与追随、对革命同志的信任与忠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感召中树立了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奋斗的崇高理想，从而完成了从一个普通女学生到革命者的成长与跨越，从这一点上看，主人公的革命意识建构具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深刻意境。四、启示20 世纪初，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 玩偶之家 传播至中国，其中关于“娜拉出走”在中国文艺界引发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娜拉也成为“五四”时期最著名的文化镜像之一。1923 年，鲁迅就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问题：娜拉出走后会怎样？在他看来，女性意识的觉醒只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如果不把握经济权，不能实现经济独立，“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30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就敏锐地注意到，女性独立的先决条件是实现经济独立，着实令人叹服，但经济独立是否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唯一标尺还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