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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格局及演进特征_夏美君.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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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 城市群 生态 福利 绩效 时空 格局 演进 特征 夏美君
生态环境学报 2023,32(4):814-824 http:/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mail: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20YJA630085);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21ZLZKZF00290)作者简介:夏美君(1993 年生),女(蒙古族),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循环经济与生态工业工程研究。E-mail:*通讯作者:李健,男,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循环经济与生态工业工程研究。E-mail: 收稿日期:2023-02-01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格局及演进特征 夏美君1,2,李健2*,闫永蚕2 1.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2;2.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300384 摘要: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是协调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福祉增进的重要途径。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中国极为重要的战略区域,深入探究其生态福利转化过程中生态经济转化阶段和经济福利转化阶段,有助于把握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薄弱环节和内部差距。运用两阶段 DEA 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从动态视角考察京津冀城市群 20062020 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并刻画生态福利转化过程各阶段效率的时空格局,借助 Kernel 密度估计、Moran 指数、传统和空间 Markov 链揭示其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1)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总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 1.7%,两阶段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7%和3.1%,经济福利转化阶段是制约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关键环节。各城市在生态经济转化阶段呈现全片增长的发展格局,城市间差异在经济福利转化阶段相对较小,但增长表现相对较差,形成低效连片的发展格局,空间分布格局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2)城市间生态福利绩效的绝对差异出现不同程度的扩大趋势,两阶段分别于 2020 年和 2019 年达到研究期内城市间差异的最大值,生态经济转化阶段存在微弱的极化趋势,需要加强各城市在该阶段的均衡化发展。(3)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在两阶段均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也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特征,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很难实现短期内跃迁式发展。经济福利转化阶段虽然存在跨状态转移,但最大的转移概率仅为 0.068,生态经济转化阶段向高水平转移的概率相对较高,且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在各阶段向上或向下转移受到邻域城市的差异化影响。关键词: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格局;演进特征;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经济转化阶段;经济福利转化阶段 DOI:10.16258/ki.1674-5906.2023.04.019 中图分类号:X196;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906(2023)04-0814-11 引用格式:夏美君,李健,闫永蚕,2023.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格局及演进特征J.生态环境学报,32(4):814-824.XIA Meijun,LI Jian,YAN Yongcan,2023.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J.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32(4):814-824.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尚未实现根本转变,近年来,资源短缺与能源安全(刘华军等,2022;文琦等,2022)、生态系统退化(李红霞等,2022)及气候变化加剧(马诗萍等,2022;尚秀丽,2023)等问题频发,对民生福祉产生重大消极影响(林克涛等,2020;赵林等,2022;邱坚坚等,2023),甚至导致出现“高经济增长,低福利增长”、“有增长没发展”等发展问题,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并非最终目标,政策立足点也逐渐转向关注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袁艺等,2021)与环境附加成本。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等内容被再次重申。在此背景下,如何协调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福祉增进之间的关系,即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在生态门槛内实现民生福祉的持续提升是当前面临的重要瓶颈,而破解该问题的重要途径在于提升生态福利绩效(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EWP)(邓远建等,2021;王兆峰等,2021)。EWP是指将生态资源消耗转化为福利水平的效率,反映单位生态资源消耗所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程度,最终目标是在不超过当前生态系统承载力水平的前提下实现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情况的重要工具(Daly,1974;诸大建,2008)。这一概念以生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建立在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的观点之下,强调资源环境在自然资本绝对稀缺的“满的世界”成为人类福利发展的主要制约性要素,承认经济增夏美君等: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格局及演进特征 815 长存在自然极限(诸大建等,2014a),契合了生态、经济与福利耦合协同的发展需求。京津冀城市群是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大增长极,然而其经济发展差距悬殊、资源环境超载、内部民生发展落差明显等问题表现更为突出(陈明华等,2019;孙钰等,2022)。鉴于此,本文选择京津冀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需要注意的是,各城市 EWP 的基础要素如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等存在异质性,且作为 EWP 重要影响因素的环境规制(李成宇等,2019)等具有空间非均衡特征,这势必会引致城市群内部 EWP 差异,甚至出现极化发展趋势,进而阻碍京津冀城市群 EWP 整体水平的协同提升,对生态文明建设构成巨大挑战。为明确 EWP 提升短板,缩小城市群 EWP 内部差距,实现城市群内 EWP 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城市群 EWP 整体水平,准确测度京津冀城市群 EWP水平、解析 EWP 时空格局与厘清 EWP 动态演进特征,就尤为重要。科学评价EWP水平是探究EWP时空格局和演进特征的前提。对 EWP 水平的衡量主要基于福利水平和生态消耗指标(王兆峰等,2021)。其中,关于如何衡量不同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主观福利指标和客观福利指标。主观福利指标主要包括自我报告式的生活满意度(Verhofstadt et al.,2016),文化差异、享乐适应、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都会影响受访者的主观评判,局限性比较明显。客观福利指标主要包括 GDP 及其改进指标(臧漫丹等,2013),其中,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是目前学界比较具有权威性的表征社会福利的指标,包括经济、教育和医疗健康(Bian et al.,2020a),该指标简单易行,从经济和社会维度对福利水平进行有效测度。随着生态环境重要性的不断凸显,缺乏考察环境维度的传统 HDI 已经不能够全面反映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丰富内涵。关于生态消耗的衡量,生态足迹通常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指标(Zhang et al.,2018),由于城市层级生态足迹数据的缺失,学者采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指标测度生态资源消耗水平(徐志雄等,2021)。就 EWP 的测度方法来说,研究初期学者多采用比值法,具体量化为快乐生活寿命与人均生态足迹的比值(Common,2007)、HDI 与人均生态足迹之比(诸大建等,2014b;冯吉芳等,2016)。为避免单一指标比值法的局限性,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构建多变量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有学者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肖黎明等,2021;徐志雄等,2021)测度 EWP,该模型具有期望产出唯一的局限性。也有学者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或其改进方法(龙亮军等,2017a;龙亮军等,2017b;Bian et al.,2020b)对 EWP 水平进行测算,但通过 DEA 方法评价 EWP的研究大多将生态投入和福利产出过程视为“黑箱”(龙亮军,2019a),采用单阶段 DEA 模型,未能准确反映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与福祉之间关系,故无法关注生态福利转化过程,难以识别生态福利转化过程中各阶段的有效性,不利于掌握 EWP 提升的薄弱环节。关于 EWP 的时空格局特征分析,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现有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多集中在对各地区 EWP 水平进行简单的数据比较分析。有学者基于三维生态足迹和 HDI 对中国四大海岛区域的 EWP 行进评价与比较分析(Long et al.,2020),有学者依据评估结果将中国 31 个省域的EWP 划分为经济主导提升型、福祉带动提升型、福祉滞后下降型、经济滞后下降型和总体下降型五类(王圣云等,2020),也有学者基于 42 个国家 EWP的截面数据进行国际对比研究(龙亮军,2019b),上述研究均支持 EWP 呈现出空间格局分异特征这一观点。第二类研究对 EWP 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现有文献多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方法,从全局 Moran 指数、局部 Moran 指数(郭炳南等,2021)和 Lisa 聚类(Feng et al.,2019)等方面证实 EWP的分布格局具有空间依赖性,各地区的 EWP 通过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形成空间关联网络(刘煜等,2021)。第三类研究初步探索了 EWP 区域差异的演进趋势。部分研究采用收敛模型对 EWP 的区域趋同进行研究(邓远建等,2021),部分研究利用Theil 指数将 EWP 的总体差距分解为区域间差距和区域内部差距(Wang et al.,2020),也有研究基于分布动态学方法从省域视角考察了 EWP 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林木西等,2019;邓远建等,2020),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而,从更为细致的微观城市视角分析 EWP 的时空差异与动态演进趋势的研究尚显不足,且为数不多的既有研究多忽视空间关联效应对 EWP 转移的影响,从而无法精确考察 EWP 的分布动态演变过程,不利于城市群EWP 的协同提升。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EWP 指标体系不够完善;对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阶段性缺乏深入剖析;基于城市尺度的微观视域考察 EWP 时空演进特征的研究匮乏。基于此,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尝试从3 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第一,构建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维度 HDI 作为产出变量。将环境要816 生态环境学报 第32卷第4期(2023年4月)素纳入传统 HDI,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 EWP 评价指标体系,更加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第二,采用两阶段 DEA 模型和 Malmquist指数从动态视角测度京津冀城市群 EWP。从投入产出视角出发,以自然消耗为初始投入,经济发展水平为中间变量,福利水平为最终产出,进而打开生态福利转化过程“黑箱”,将 EWP 分解为生态经济转化和经济福利转化两个阶段,有利于考察EWP的整体水平以及其各阶段协调性,能够同时考虑多种投入和产出,避免了单一指标比值可能引起的偏差。第三,深入分析京津冀城市群 EWP 的分布动态演进态势。借助 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和 Moran 指数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刻画 EWP 的时间序列变化特征和空间分布态势,全面剖析 EWP 的时空演变趋势,进一步引入传统和空间 Markov 链对比分析 EWP 的转移概率大小和转移方向,揭示在空间滞后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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