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辛探索——基于文化史的考察_张少难.pdf

大连干部学刊党史党建论坛2023 年第 6 期33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基于文化史的考察张少难（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 10091）摘要：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引起了国人对中国文化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价值重估，达成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随后，正确回答了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从文化的角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一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又在客观上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问题。最后，在回答中国文化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文化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83（2023）06-0033-07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无数有识之士就为寻求救亡图存的复兴之路而不懈努力，他们从“器物”转向“制度”，又从“制度”转向“文化”。在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并将之作为改造中国的锐利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的，与中国的内生性文化自然存在着诸多不同，如果生搬硬套势必会造成水土不服，因此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既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应有之义。而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的摧残重新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的重视，由此引起了连锁反应在探讨文化的民族形式与如何建设新文化的收稿日期：2023-04-26作者简介：张少难（1998），男，回族，安徽阜阳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2022 级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大连干部学刊2023 年第 6 期34过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发展。一、对中国文化的价值重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总能够感受国运之变化。自九一八事变始，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向中国发起进攻，而且妄图竭力摧毁中国的民族精神、灭亡中国文化，这样的暴行激起了文化界的猛醒。1940 年 1 月，张闻天就曾控诉过日本摧残中国文化的暴行，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大肆破坏中国的文化机构，“强迫学习日文日语，以日文日语代替国文国语”“在它的占领区，建立奴化教育的统治机关与制度”“收买、欺骗、引诱、麻醉与强迫文化人与青年知识分子为其服务”1。总之，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文化上、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它的殖民地文化，从而巩固它在中国的统治。面对中国文化岌岌可危的境况，自然应当振臂高呼保卫中国文化，发扬中国文化之优良传统。但是，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人士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却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过程，这就不得不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甚至更早。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悄然兴起，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追求使他们热情歌颂西方文明。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相悖。因此，在 20 世纪初期，他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着封建蒙昧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接踵而至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打开了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潮流的闸门。毛泽东评价道：“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2但是，在这一系列运动中，没能避免出现形式主义的倾向，因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知识分子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还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他们用相对孤立、片面的观点看待中国文化，这就造成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认为一切新文化都是先进文化，即使是帝国主义将之披上新文化外衣用以统治国人精神的思想工具，也被错误地认为是先进文化。二是认为一切旧文化都是落后文化，甚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归类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糟粕之中。后来，这两种倾向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发展得以纠正，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伴随着对资本主义及其思想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入，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想法所创造的思想文化的幻想破灭了。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掌握了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使他们反思新文化运动中对待传统文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倾向，开始提出要发扬中国文化。第三，伴随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侵华危机的日益加剧，知识分子尝试以中国文化作为激发全国人民奋起反抗的精神武器，于是也开始着眼于发扬中国文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摒弃了对待传统文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十分理性的认识，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价值重估，并提出要发扬传统文化，筑牢中国反抗侵略的精神之基。第一，鲜明地阐发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就曾对形形色色对待中国文化的错误态度进行批判，指出，我们必须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特点，并着重强调，我们要做“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不但要开来而且是要继往的”3。第二，充分估量中国文化的历史地位。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指出，中国文化是“我们祖先及近代一切先驱者所辛勤创造的伟大文明产业”3。同时，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不仅给予了中国人民以伟大的精神滋养，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都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第三，厘清民族存亡与中国文化存亡之关系。中华民族的存亡与中国文化的存亡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化的存亡是取决于民族的存亡的”，如果中华民族灭亡，那么中国文化也将不大连干部学刊2023 年第 6 期35复存在。因此，全国文化界必须承担起文化抗战的使命，要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来保卫祖国的文化”3。第四，指明了今后文化的运动方向。从贤在 现阶段的文化运动 中指出，抗战引起了文化上的变动，敌人所期望的就是“毁灭中国文化，根绝中国民族意识”。为此，文化运动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保证抗战的胜利，所以它的内容首先就是民族的”。“我们的民族自然也有可贵的传统，值得我们加以发扬。”4总而言之，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否定了新文化运动中对待中国文化“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的错误倾向，开始大力提倡弘扬中国文化。可以说，没有对待中国文化乃至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将言而无序，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实现结合与共生。可见，中国共产党厘清对待中国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二、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伴随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来自西方的学说纷纭而至，许多进步青年对这些学说的了解都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5，并不是十分清晰。但是无论是社会主义学说还是别的什么学说，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中国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已经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价值重估，认识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将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那么，如何看待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关于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一种是保守传统文化的主张，如“东方文化优越论”“中国文化本位论”和儒学复兴论等，他们的实质不过是披着民族形式的外衣，意图掀起旧道德旧文化的复古逆流，从而排斥文化革新，拒绝吸收世界文化中的先进成果，将中国文化禁锢在封建主义的窠巢之中，因而这种主张内在地排斥了作为外来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则是全盘西化的主张。这种所谓的“西化”，显然不是指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政策不谋而合，“全盘西化”的结果不过是使中国完全沦为西方的附庸。显然，这些讨论并没有解决对待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而且可以看到，以上两种观点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就是不论是否摒弃中国文化，都要反对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这就不必希冀这些讨论能够正确解决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了。因此，这一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延安文化界人士的身上了。为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延安文化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艰辛探索与学理论证。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中国化”这三大概念终于历史性地交汇了。其中，1938 年 6 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的 论新阶段讲话是对相关探讨的高度概括与凝结，讲话中强调，如果“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6534，所以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这篇讲话稿的问世，如一声平地惊雷，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论新阶段中提到的“特点”，显而易见地包含中国文化。简言之，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就是结合起来。因此，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去考察，这个命题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为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而提出的。特别是在 1943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一则决定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自己民族一切优秀思想以及道德传统的继承者，并将之视为须臾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且将在今后继续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大连干部学刊2023 年第 6 期36并指出，近年来发动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7。可见，整个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命题一经提出，就内在地要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须臾不能离开中国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已然问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要求已经提出，那么就必须要阐释在结合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扬中国文化两者不可偏废。毛泽东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6534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尊重中国历史，发扬中国文化。张闻天也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是存在共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当“充分的吸收外国文化的优良成果”，而外国文化的优良成果不外乎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1。第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要批判地继承与发扬中国文化。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我们要继承民族的历史遗产，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6533。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腐朽落后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区分开来，在批判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吸收其中的精华，摒弃其中的糟粕。张闻天也指出，虽然统治旧中国的文化是封建主义的，但是其中同样具有进步精神的文化因素，必须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对这些进步文化因素“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1。因此，正确的态度就是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发扬中国文化。第三，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文化的弘扬并不是“中体西用”。当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却被一些反动文人攻击为“中体西用”。他们所谓的“中体西用”甚至不是站在变革旧中国的立场上，而是在“保持旧中国的立场上来学习和接受”8。为此，中国共产党回击道，我们决不同于“中体西用论”者，他们只看到了物质文明发展的要求，所需要的只是国外的自然科学技术，而我们需要的是吸收全人类的一切优秀成果，“不论是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哲学的、文艺的”1，即我们的目的是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先进文化应用到中国实际中去，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提到更高的阶段。三、“民族形式”的提出与讨论：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对中国文化态度的纠偏，正确对待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随后迎面而来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