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惠州商界活动述略_兰天祥.pdf

第 43 卷第4期2023 年 8 月惠州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IZHOU UNIVERSITYVol.43.No.4Aug.2023【责任编辑：】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34（2023）04-0001-05DOI：10.16778/ki.1671-5934.2023.04.001抗战时期惠州商界活动述略兰天祥1（惠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惠州516007）摘 要：抗战胜利是全民族勠力同心、共同奋斗的结果，它离不开商界的付出。抗战时期，惠州商会沟通政府、联系商户，从响应政府号召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建议举办救济贷款发展市场、恢复航运繁荣市场的经济举措，到自觉抵制日货、参加自卫游行、主动组织募捐支援抗战的爱国行动，再到组织消防公所、救济灾难民、协助建立教养院等热心地方发展的公益事业，处处都可以看到商界的影子。他们的努力与付出，增加了地方抗战的实力，是全民抗战的一个缩影。关键词：抗战时期；惠州商界；商会活动中图分类号：K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34（2023）04-0067-06DOI：10.16778/ki.1671-5934.2023.04.011商会自1904年产生后，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影响、最具实力的商人团体。到1911年，全国共有商务总会55个，商务分会787个1。作为工商界的社会组织，商会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协调商人利益、维护商界团结，补充政府社会救助不足等方面不遗余力，特别是运用经济和组织手段平抑物价、受理并调解商人纠纷保护工商界利益、通过协助和清减免税项等方式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壮大了工商业者的实力。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商会纷纷采取抵制日货倡卖国货、鼓励献金（机）运动组织慰问队、救济灾难民等举措为抗战尽绵薄之力。本文主要从惠州商界与地方市场、惠州商界与抗日救亡运动、惠州商界与地方公益事业几个方面就惠州商界这一华南地区重要的抗战力量抗战时期的活动略做阐述。一、惠州商会的历史沿革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更是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颁布一系列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到1912年，全国共有商会998个2 75。水陆交通便利的惠州，吸引了兴宁、梅县、五华、大埔、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等地商人纷至沓来，开铺建厂，往来频仍。交往中因利益驱使，纠纷在所难免。“为维持商场秩序，保障商人利益，解决商人纠纷，安定市场，促进商业繁荣。同时协助政府兴办地方公益事业，造福市民，推动社会发展3 18”，惠州商会因此诞生。惠州商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10年代。这个时期商会是在市内各行业商人中推选代表基础上组建，组织机构内设会长、秘书、文书、勤务四个岗位。其中会长是以商号为单位、经各商号先行推选若干董事再从中公推选出，聘任秘书、文书各一人、勤务若干人协助会长完成会内各项工作。为保障商会运转，其经费主要由府、县两城各商店按营业等级负担摊派，同时聘请地方人士担任顾问加强其组织。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至解放。这个时期商会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地方社团组织法程序组建，成员称呼稍有改动，“董事”改为“理事”，“会长”改为“主席”。三十年代再次发生变化，“理事”改为“理监事”，“主席”改为“理事长，其他均无改变。惠州同业公会是惠州商会的基层组织。抗战期间惠州主要有平码业、粮食业、轮船业、金银业、药材业、旅业、烟丝酱料业、缸瓦山货业、苏杭布匹业、五金铜铁业、咸鱼水果业、茶楼制饼业、杉木家私业等13个同业公会。新中国成立后，惠州商会改组为惠州工商联合会。二、抗战时期惠州商界与地方市场随着广州开埠，特别是1903年“中英商约”惠州开埠后，国外的火水、汽油、火柴、布匹、药品、橡胶等商品收稿日期：2022-05-30基金项目：惠州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X-SZZX2021003）作者简介：兰天祥，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E-mail：2023年第43卷惠州学院学报输入惠州渐多，加之原有苏杭广佛绸缎百货、府属九县的海味、食盐、谷米、木材、禽畜、柴炭、竹器、土布、冬菇、纸把、油类、糖豆等农副土特产等也都运抵惠州销售，水东街成为东江流域物资集散地。1907年，水东街已经形成了平一、平二、平三、平四等四个坊市；1928年，原仅有2、3米宽的水东街改扩建为宽14米、长723米的商业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江流域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商业不振，木排价跌三分之一、土纸每担18元降至5元、冬菇7、8元跌至2元，海盐堆积如山，客商亏损倒闭者不下500家4 601。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惠州成为香港物资运至内地的主要通道。大批物资如汽油、机油、棉纱、布匹、西药、文化用品、火柴、火水等通过九龙沙鱼涌、坪山、澳头、淡水，用人力或船只水运到惠州，再由惠州转运老隆、韶关、桂林、湖南、江西等地。抗战期间，惠州直接伤亡人口21 473人（其中，死亡16 397人，受伤人员5 076人），居民财产损失1.02亿（参照1937年7月的法币价值）5 23，27，仅日军第一次占领惠州时就“毁店二百余间，损失资财200多万元”6 3。日军第二次占领惠州时更是出动数百人携带燃火工具焚烧商店民房，水东街及塘下街等繁华商业街80%的店铺房屋遭焚毁6 3。尽管抗战期间惠州多次罹难，然而因为交通等优势，惠州商业仍坚强地恢复和发展起来。表1抗战前后惠州商铺增减情况一览表（部分）行业名称布匹行业百货行业金银首饰药材业平码行烟丝业酱料业旅馆业杂货业鞋履业战前数231810221035211540抗战期间数282223245、60141030305行业名称五金业（陶瓷业）水果店（蔬菜业）理发业（照相业）食品业（畜牧出口行）食盐、海味、咸鱼业山货土产业（土纸业）糖果、饼干店粮食加工业（米店）木业、造船、家私店茶楼酒家战前数5（5）4（？）13（？）13（？）58（8）？2（30）4？抗战期间数16（9）8（244户）17（8）30（10）1512（13）2012（40）100户30注：根据姚萌柱等的 惠州的市场建设和私营工商业（惠州文史第五辑），梁大和与苗庆庚的 抗战期间的惠州茶楼（惠城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林宽的 惠州酱料业今昔（惠城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张焕棠、朱思敏的 民国末期惠州市区商店概况 等文章内容编制而成通过抗战前后惠州商铺增减情况一览表（表1）可以看出，惠州商业取得一定发展：20来个行业开设店铺300余家，米店、茶楼、旅馆的增多从侧面说明了惠州流动人口之多，而以赚取中介服务费为代表的平码行较之前增长五六倍之多，更印证了惠州商贸往来的繁庶。全面抗战时期惠州商业的发展得益于地利，更得益于商界同仁的不懈努力。（一）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市场稳定是商人获利的基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东江流域政局动荡，惠州商界就曾“召集粮商清查屯粮，发放平粜，以解民困”3 31。全面抗战时期，战乱灾荒并存，各地物价悬殊。博罗苏村和惠州相距七八十里，上谷惠州市价七元，苏村四元余，猪肉惠州每斤七角几，苏村四角几7。商人“采办转运”7从中谋利的同时，稳定繁荣了市场。1940 年夏，惠阳“淫雨过多，早稻失收，耕牛疫死”，秋季“土涸苗枯，收成绝望”。惠州官员陈骥召集地方贤达，组建“惠阳平粜会”，制订新简章；会议推选周醒南、张友仁、翟雨亭、李彦宾、苗谷人、罗坤、赵维忠、罗克尧、叶秉机、李望山、叶端本等为平粜会委员，其中苗谷人、翟雨亭曾担任惠阳商会理事长。在国民政府“放拨湘米，运惠接济”、米商纷纷推出余粮、每天数千小贩挑运粮食及杂粮赴惠贩运之下，惠州城粮食逐渐充裕，民众六成以上归来，米价每斗25元降至20元，稍次点的每斗18元，番薯1元2.5-3斤。（二）维持市面发展市场1938年10月，日军第一次侵入惠州城后，“县城水东街商店被焚达十分之八，府城万石坊、打石街商店各被焚一半”；另据 申报（香港版）1938年12月24日报道统计，日本入侵惠州造成府县两城被焚炸店户5 811 家、死伤人数 430 人、难民人数 34 000 人；惠阳15%的房屋遭受损毁8 223；附近农村被日军烧毁房屋有2 000余间，被杀害村民1 000多人9 656。面对战争创伤，商人清楚维持市面、照常营业就是为抗战出力、共同抗日，也更加明白尽快恢复市场就是增加生产，就是“助成最后之胜利”10 8。面对被焚毁的店铺，“现各商人乃就日前被焚店铺原有地址之砖石，砌回两旁短墙，架搭铁皮或木板上”作临时商店，摆卖日用必需品；因为屋宇损毁过多，更多商贩选择挑运货物往来乡市，形成流动市场，“赴惠贩卖者达数千人”。为尽快恢复商业，发展市场，商人们曾向政府申请举行商业运动，建议举办贷款救济商业，并就贷款用途、范围、数额、标准、建筑责任、确定租额、还款时间、租赁期限等进行讨论，特别是针对店主、店铺、赈济分68第 4 期兰天祥：抗战时期惠州商界活动述略会等不同贷款主体的建筑责任确定了不同的租金，最终形成了惠阳县贷款救济商业办法。1942年，惠阳县长梁国材以自卫经费不足为名，未经上级批准，擅自设立并征收牲畜出口捐。商人认为惠阳县自卫特捐委员会为筹措自卫经费，已经对牲畜出口进行了附加征收，于理于法都不应再征收。商人们起先向县府交涉无果，后通过商会向省政府反映并要求撤销，在惠阳商会和留省惠州人士的共同体努力下，省政府批准撤销牲畜出口捐11 27。（三）恢复航运繁荣市场惠州地处东江中下游，是东江流域的交通枢纽，水陆交通历来比较发达。全面抗战时期的惠州地处国民党管辖区和敌占区之间的缓冲区，为了防御日军侵略，惠州通往各地的公路均遭破坏，商品运输主要依靠水运，东江航道上可通河源老隆、下可至博罗苏村，西枝江涨水时可通航至淡水、平山、多祝等地。惠州逐步发展成为国内外物资集散地，工业品如布匹、棉纱、火水、陶瓷、洋钉、卷烟、中西药材、五金百货等，农副产品如梅菜、糖油谷米豆、禽畜蛋、竹木、冬菇、纸把、笋干、柴炭等都通过惠州中转，“当时东江河道有电船八九十艘，货驳船四五百艘12 76”。但1938年10月，惠州沦陷后“商旅往来，只循陆路”，航运业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为改变陷落后“货物运输，尚多窒碍”的情形，1939年3月惠州各航商“着恢复电轮行驶”，复通自河源经观音阁达龙川老隆，西接博罗、惠阳，东北接五华、兴宁，再经潮韶公路后转韩江航线。最终经商人们的努力，于1939年3月30日复通。“从1940年至1945年，惠州通往各地的轮船最多时达到一百多艘，大小木驳船散布整条东江，有成千艘之多13 115”，航运的恢复为抗战时期物资运输提供了便利。“数月舶来供应上海制造之货物，大量运抵九龙，转运至九龙东北地区沿海数地，然后循河道与陆路，经惠州而运至广东临时省会韶关。在该自由中国交通线上运输者，颇多上海制造之锦纱、布匹、纸烟、罐头食物、金属杂货等”。同时，航运恢复也利于人员转移。全面抗战时期，惠州航运商通过增开班次、轮渡等方式协助国民政府开展疏散及转运难民、商民工作；1941年底开始的粤港秘密大营救选择惠州东湖旅店作为中转站之一，应与其地处水东街商业旺地、航运便利方便撤离有一定关系。此外，惠州商界还响应政府号召参与难民垦殖区建设及组织服务团工作，特别是组织难民垦殖，“增加大量农产品，抗敌力量自然充”。三、抗战时期惠州商界与抗日救国运动（一）积极抵制日货运动“九 一八”事变后，国内“提醒民众，不购日货，不为日役等项”建议日起，特别是全面抗战开始后，面对日本疯狂而快速地侵略，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开展爱国运动”“扩大爱国团体的组织于工农商学各界”，执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特别是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14 318-320。全面抗战开始后，白崇禧认为“经济等于人的血脉”，提倡“实行国民公约，不买日货，不卖粮食物品与敌人”，通过“经济反封锁，就是要斩断敌人的血脉”15 4。全国上下一致实行“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14 327，掀起了规模、声势日增的抵制日货运动。期间，惠州商会暨各同业公会主席委员等就杜绝日货召开会议。1937年8月28日 大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