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民粹主义：一种民粹主义新形态_王剑峰.pdf

第 41 卷第 7 期2023 年 7 月科学学研究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Vol 41 No 7Jul 2023文章编号:1003 2053(2023)07 1164 09科学民粹主义:一种民粹主义新形态王剑峰(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3)摘要:科学民粹主义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新形态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所谓“科学民粹主义”意指大众在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对科学精英形成的一种抗争性话语与实践。科学民粹主义是大众精英对抗逻辑在科学场域的全新拓展，当民粹主义者将其反叛的对象转移至科学，那么，以反科学、反智和反知识为显著特征的科学民粹主义由此显现。追根溯源，科学共同体科普工作的不到位、对大众产生直接负面影响的科学知识和事件、科学的过度政治化以及民粹主义概念的不稳定性，共同促成了科学民粹主义的形成。作为一种两面性的新形式民粹主义，科学民粹主义在给科学和政治两大领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的同时，亦在客观上倒逼科学共同体和政府拿出相应的变革举措。就当前和未来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国家、社会和民众应当警惕科学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关键词:科学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反科学;反智主义;反知识中图分类号:G301/D089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22 05 23;修回日期:2022 09 08作者简介:王剑峰(1990 )，男，讲师，博士，E mail:wangjianfeng1990 yeah net。2020 年初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Coro-navirus，或 COVID 19)重创整个世界，西方社会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民粹主义现象。这一科学民粹主义是以 5G信号塔传播病毒、注射消毒液预防“新冠”病毒、口罩中的金属线收集个人信息等为代表的反科学行为和言论，与西方近些年来已然盛行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美欧民粹主义有着天然的反科学传统，有如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等学者所指出的，“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引发了对科学专业知识的攻击”1。作为一种新的、正在进行中的社会现象和思潮，科学民粹主义的内涵、本质及其社会影响等值得进行必要的学术探析。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科学民粹主义的系统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两位瑞士学者尼尔斯米德(Niels G Mede)和迈克莎菲尔(Mike S Schfer)在疫情爆发后最早开展了对科学民粹主义的学术研究2。本文意在围绕概念、内核、动因和影响四个方面展开对这一新形态民粹主义的具体透析，力图最大程度地还原科学民粹主义的真实面貌。1科学民粹主义的概念概念是认知事物的最基本单元，明确而清晰地界定研究对象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从形式逻辑的视角出发，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概念界定通常可以采用“邻近的属概念+种差”这一特定模式，其具体路径如下:首先，纵向框定与被界定概念邻近的属概念，明确所要界定概念属于哪一大类别;然后，横向比较所要界定概念与属概念下的其他种类对象之间的不同点，找出二者之间的种差3。就本文所指涉的研究对象来说，如果遵循此一概念界定方法，首先则要找到“科学民粹主义”的属概念，即“民粹主义”，确定它是民粹主义的其中一个种类;然后再比较“科学民粹主义”与民粹主义属概念下的“经济民粹主义”“文化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环境民粹主义”等种类对象之间的关键区别，即挖掘“科学民粹主义”与其他类别民粹主义之间的种差。“科学民粹主义”(scientific populism，或 science related populism)是脱胎于“民粹主义”(popu-lism)的子概念或下位概念。尽管“民粹主义是一个DOI:10.16192/ki.1003-2053.20221213.001第 7 期王剑峰:科学民粹主义:一种民粹主义新形态棘手的难以捉摸的概念”，很难对民粹主义进行归纳性描述并给出普遍性定义4，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依据“人民”“精英”及“公意”等核心构成要素 5 找到一般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概念。例如，卡茨穆德(CasMudde)将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最终将社会分裂为纯粹的大众 和 腐败的精英 两大同质性、对抗性集团的意识形态”6。弗朗西斯科帕尼扎(Fran-cisco Panizza)认为民粹主义是指“通过象征性地将社会分为 大众(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与他者进而简化政治空间的一种反现状话语”7。从这两个代表性定义可以窥探出民粹主义话语体系或者社会实践的最核心特征，即将复杂多样的社会结构高度简洁化地拆解为“精英”和“大众”两大对立阶级，在诉诸大众或“人民”的同时抨击精英或权威。这里，精英的“邪恶、腐败和无知”与大众的“道德高尚、纯洁和丰富经验”是两大集团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重要根源。事实上，作为一种最早根植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现象和思潮，早期或者主流的民粹主义定义多是对民主、代议制、人民、领导者、政党、工人运动、阶级等政治元素进行反思的知识结果。因此，这类民粹主义概念本质上都可以划归到政治民粹主义的范畴之中。其后，伴随着民粹主义的泛化，这一概念逐渐被引入到经济、文化、网络、生态环境等社会和自然领域，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场域范式。例如，文化民粹主义与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文化之间的联系有关8。全球气候变化等环保议题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催生了环境民粹主义9。“当民粹主义情绪和思潮借助互联网表达和传播，并达到一定声势”便形成了网络民粹主义10。当经济因素成为塑造民粹主义的一种力量时则引发了经济民粹主义11。而新技术尤其是算法技术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导致了算法民粹主义12。可以看出，上述不同形式民粹主义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具体运用场域的不同，而科学民粹主义即是这种特殊性之一，它是民粹主义思潮、政策和实践在科学场域的投射。据此，在纵向追溯作为本原的民粹主义以及横向类比不同民粹主义场域范式种差的基础上，本文将“科学民粹主义”界定为:大众在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对科学精英形成的一种抗争性话语与实践。这一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涵:其一，通过“科学精英”和“科学知识”的描述突出这一概念发生的“科学”场域，从而最大化区分科学民粹主义与其他形式民粹主义的根本差异所在。其二，“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意在强调科学民粹主义的攻击领域和反叛对象。其三，“抗争性话语与实践”描绘了科学民粹主义中的两个对立阶级 普通大众与以专家、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等为代表的科学精英，这两个矛盾对立面的存在推动着科学民粹主义的演进。2科学民粹主义的内核作为科学场域范式与民粹主义的混杂体，科学民粹主义在继承其“母体”民粹主义内蕴的本质要素(如大众与精英的对立、反现状和对抗性话语等)之外，亦表现出了其自身特有的若干内核，具体来看:首先，科学民粹主义的思想渊源是欧洲(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反科学(anti science)传统。反科学是与科学相伴而生的，“明显的反科学思潮和运动最早只能出现在近代科学诞生之际”13。人类历史上的近现代自然科学率先在欧洲诞生，欧洲社会依凭这类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大大强化了对物质世界的认知。然而，囿于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反自然哲学传统以及科学发展内蕴的阶段性局限，欧洲科学信仰盛行的另一面是反科学思潮的凸现。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指出，欧洲现代科学兴起过程中带有大量偶然因素，而文艺复兴等历史性革命并没有荡除科学自身存在的非科学烙印，由此就形成了“以天真的信念为基础的反理性运动”14。欧洲近现代科学内蕴的非科学和反理性特质是诱发欧洲社会反科学传统的本源，这一反科学思潮随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而发展，并在与科学对抗的过程中日渐强盛。欧洲 16 世纪以来的反科学传统所导致的一项最消极的社会影响就在于，它“在大众层面打破了对科学的尊崇和信仰，进而导向对科学的不信任、反抗和排斥”15。可以说，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对科学的反叛与对科学的尊崇是同步而生的，西方的科学历史越久远，其反科学传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渊源就越根深蒂固。事实上，西方社会的“反科学势力历来有着强大的民众运动和思想文化基础”15，这种科学的对立势力在社会秩序正常运转或者普通大众的既得利益未受到侵害之时往往不会崭露头角，但是，一旦出现以科学知识和大众的经验与常识为5611科学学研究第 41 卷主要矛盾的公共危机或社会失序时，西方社会及其大众的反科学传统就会变激发出来并逐渐演变为深刻的科学民粹主义。当前欧洲和美国社会盛行的科学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历史上的反科学传统的一种回应。其次，科学民粹主义的首要特征是其反科学属性。“反科学”特质是科学民粹主义区别于经济、网络、文化和环境等不同场域内的民粹主义的最显要特征。一般来讲，科学民粹主义中的反科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科学无用论”。大众之所以有理由不再将科学奉为知识生产的圭臬，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有组织的正规科学研究之外，发现有价值的知识和认识”16。科学民粹主义者坚信依凭其自身的常识和社会经验所构建出的知识足以抗衡、甚而取代权威的科学知识。二是“科学欺骗论”。对科学民粹主义者来讲，主流的科学知识是脱离大众、被科学精英用来迷惑大众的“谎言”，科学知识被视为配合政府行动的“阴谋”，由此造成了科学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信任危机。三是“科学有限论”。社会、自然与宇宙等客体的复杂性，意识形态、政治氛围以及价值传统等非客观因素的干扰，科学共同体认知的局限性，加之宗教或伦理的约束使得科学民粹主义坚信科学探求真理和知识生产的过程是有边界的。四是“科学终结论”。科学民粹主义者贬低科学内在的一系列功能，认为科学自身以及科学知识和科学进步的“终结”只是时间问题，而科学退场后的空白应当由普通大众的经验和智慧填补。反科学从根本上来看都是“草根”阶层对科学知识权威的反抗。科学民粹主义者将科学视为是由政治和科学领域内的精英建构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那么，科学的社会建构属性意味着它能被其他力量所解构。科学民粹主义者意在通过“无用”“欺骗”“有限”和“终结”等标签来解构科学，瓦解科学、科学家及科学知识内在的无上权威的崇高形象。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指出，对科学判断的挑战、对所谓“专家共识”的怀疑使得公众对自然科学的权威地位产生了矛盾心态，很多欧美人对进化论、转基因生物的无害性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科学解释并不认同17。科学民粹主义分子对科学知识以及生产这些知识的专家普遍持不信任甚或反对立场，他们怀疑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强调专家共识是不可靠的、不成熟的。第三，科学民粹主义的本质是科学场域中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anti intellectual-ism)之间有着深刻的渊源，历史经验表明，“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往往同时出现”18，而理查德霍夫施塔特(ichard Hofstadter)更是将民粹主义者的反精英行为视为反智主义的三种类型之一19。当民粹主义与科学相结合催生出科学民粹主义这一全新领域时，反智主义在这种特殊形式的民粹主义中得到了最为强烈的体现，这是因为反智与反科学、反知识、反理性往往是相并而生、融为一体的，而科学民粹主义者对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的拒斥心理最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民粹主义实质上即是科学问题领域中的反智主义。当既有的科学知识与个体的常识、世界观、宗教或意识形态信仰、政治理念等不一致或发生冲突时，为了实现内在认知上的平衡，一旦个体选择维系自己原有的价值信念而强烈反对科学知识，那么，带有浓厚反智色彩的科学民粹主义就会占据个体的认知结构。科学民粹主义是反智主义的重要根源，反智主义是科学民粹主义的本质特征，二者在逻辑上产生关联的中介点在于其共同具备的反知识(counter knowledge)特性。科学民粹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只不过是一种“编造的叙事”，知识分子、学者和专家等科学精英构建出的知识意在操控普通大众。科学民粹主义者对科学知识的不信任源于他们崇信以解构和批判为目的的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即认为“科学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学:权力精英的意识形态议程深刻和重要地影响着科学研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