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儒家文化人格的矛盾性及其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_刘鑫源.pdf

第44卷第4期Vol.44 No.42023年8月Aug.2023韩 山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收稿日期：2022-03-21作者简介：刘鑫源（1998-），男，山东济宁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2021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韩愈儒家文化人格的矛盾性及其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刘 鑫 源（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330031）摘要：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是构成韩愈儒家文化人格的两个方面。韩愈的儒家文化人格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性，主要表现为：积极用世、尊道奉君的政治人格要求与无人汲引、屡遭贬谪的尴尬现实相矛盾；中正平和、有益教化的道德人格要求与不平则鸣、好奇善谑的真实个性相冲突。儒家文化人格在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渗透在韩愈的文学创作之中。这集中表现为：批判现实、振兴儒道的慷慨之作与急躁冒进、妥协不安的诗文痕迹同在；文从字顺、高古平正的宗经作品与奇崛险怪、以文为戏的试验之作并存。韩愈儒家文化人格的矛盾性及其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唐代文人的普遍共性，又使得韩愈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了“奇崛中见平正”的深层次特点，彰显出他个人的独特个性。关键词：韩愈；儒家文化；人格；矛盾性；文学创作中图分类号：I 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883（2023）04-0012-08DOI：10.19986/ki.1007-6883.2023.04.003“唐朝是一个诗歌的时代，艺术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宗教的时代，却不是一个儒学的时代。”1道教的地位被统治者拔高、佛教在唐代盛行等因素，都显示出儒家的正统地位和纯度在唐朝遭受着巨大的挑战。然而，韩愈所生活的时代，却又是一个儒家亟需振兴的时代。面对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有志于古道”的韩愈向来是以复古明道为己任的。他的所作所为，足可以称得上是儒道复兴和古文运动的有力旗手。审视韩愈的家族传统，回顾他的学习历程，或许可以解释他与儒家信仰之间深厚的联系。韩愈自幼在一个有着为官传统的家庭中长大，他的七世祖韩茂以行伍出身，曾官居北魏尚书令，死后追赠泾州刺史、安定王。其祖父韩叡素“为桂州长史，化行南方”2798。他的父亲韩仲卿曾任武昌令、秘书省秘书郎等职位，叔父韩云卿、韩绅卿以及长兄韩会也曾居一官半职。虽然到韩愈这一代，这个曾经的士大夫家族已经没落，以至于幼年的韩愈还是在长嫂的艰辛抚育下成长的。但从韩愈的文章中依稀可见，他仍以家族中“文而能官”之士为豪。韩愈曾经自述读书学习的历程：“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者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2220热衷儒家经典、提倡古文的这颗“种子”，或许也是受到了族人的影响而埋下的。比如，他的叔父韩云卿就以古文创作见长，“为文散句单行，屏去骈俪”3；长兄韩会提倡儒学，复以古文见长，且与古文运动的前驱萧颖士、梁肃、李华等人相友善。因此，韩愈也可以说是成长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之中。正是这样的家庭传统，以及父兄辈在任官、道德品行、文学风格等方面的影响，还有根植于儒家经典的学习 12态度，才使得向来提倡参政入仕，且以儒家经典为旨归的儒家文化深刻浸染并伴随着韩愈的身心成长。因此也就形成了韩愈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人格特质。论及韩愈的人格，人们多注意到他以“气盛”为核心的人格特征，以及孟子建构的理想人格标准对他的人格和心态所产生的影响。4还有学者指出，韩愈的理想人格其实是以儒家道统论为指导思想的。5韩愈的人生经历丰富而坎坷，其人格特征的复杂性向来颇受关注，甚至备受争议。季镇淮先生早就指出韩愈的儒学复古主义思想内部所存在的矛盾，并提及韩愈在行为和活动上的矛盾之处6；阎续瑞认为韩愈的人格存在着明显的“悲剧二重性”，即鲜明独立的人格精神与人格的奴化色彩并存4；等等。对于韩愈人格特征的矛盾面，不能简单地凭藉“谀墓”“奴化”等不光彩行为和词语来做评价。韩愈既是思想家、政治家，更是文学家。因此，除了立足于前人在韩愈儒学思想层面所揭露的矛盾，以及他诸多被列举的矛盾行为之外，还应更为全面、细致地考察他人格上的矛盾性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及影响。基于此，我们从韩愈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人格特质入手，从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两个层面来对韩愈的儒家文化人格做解读，力图较为细致地展示韩愈种种心灵冲突，从内在冲突的层面来审视他奇崛诗风的形成，进而重新认识他那易被忽视的“奇崛中见平正”的诗歌特点。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心声流露：韩愈儒家政治人格的矛盾性及其文学表现儒家文化提倡参政入仕，以政治作为士人施展抱负的舞台。使国家实行仁政、维护社会的礼义秩序，是儒家士人在政治上的核心追求。所以，士人的人生价值必须要在政治仕途中、在“修齐治平”的过程中得到彰显。儒家对士人品格的评价也总是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从政治文化角度看，儒家文化所设计的君子人格实质上是一种政治人格”7。韩愈自贞元二年（786）入长安求仕起，一生都围绕着“仕途”的主题在游走，可以说一直是仕宦中人。应该说韩愈强烈的求仕欲和他犯言直谏、尊儒反佛的精神，正是受到了其内在的儒家政治人格的影响。当儒家文化与韩愈的政治理想、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时，韩愈便显示出了他积极用世、尊道奉君的儒家政治人格特征。（一）儒家政治人格在文学上的表现积极用世、尊道奉君的儒家政治人格首先要求士人在政治上必须有所作为，面对社会问题不能三缄其口，要坚持正义，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发声，并且要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社会礼仪秩序，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韩愈诗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反映生民疾苦、揭露时弊的，甚至在一些表文中还以直白乃至激烈的言辞讽谏于上，尤以排斥佛老最为鲜明，可谓是为维护儒家的理想社会秩序而不遗余力。如贞元十九年（803），关中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旱灾，京兆尹李实为巩固自己的恩宠地位，对旱灾不加理睬，反而加重聚敛，使民怨沸腾。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见到饿殍遍地，不能自安。他在诗中回忆到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需要注意的是，监察御史的职责实际上是监督和纠察官员的不法行为，“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8。因此灾情的救济工作应有专门人员负责，非监察御史的职责，并不需要监察御史第一时间参与。但是，在儒家仁义精神的强烈驱使下，韩愈虽然不负责灾情工作，却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他挺身而出，上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疏，陈述“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2841。这样一来，原本负责监察官员的御史却上了一道关于灾情的奏疏，矛头自然是指向负责人李实，甚至是皇帝唐德宗。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这样描述上疏时的形势与上疏的后果：“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专政者恶之，遂贬。”9事实确如皇甫湜所言，这次上疏触怒了权贵，换来的是韩愈人生中的首次贬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其实在这之前，韩愈寄身汴州、徐州幕府时，就已经写了一些反映当时藩镇割据、社会动荡、生民疲敝的诗歌。如在汴州时所作的汴州乱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在徐州时所作的赠张徐州莫辞酒 汴泗交流赠张仆射 归彭城等。其中如汴州乱 此日足可惜赠张籍 归彭城等诗，更是生动地记述了贞元年间藩镇动荡、藩镇 13军官自相残杀的混乱局面，以及韩愈自己在混乱时局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些诗歌在内容上记录了当时的形势和个人见闻，在精神上寓讽于事、痛伤民瘼，可以说是直承杜甫，具备了“诗史”的性质，是“乃同杜之体与相和者也”10103。如果说以上诗文反映了韩愈儒家政治人格中用世干时、敢于犯言直谏的一面，那么之后的论佛骨表则更为鲜明地表现了他政治人格中捍卫儒家道统、反对异端信仰、维护君主集权的政治诉求。陈寅恪先生就曾提到韩愈的反佛具有特殊意义：“今所宜注意者，乃为退之所论实具有特别时代性，即当退之时佛教徒众多，于国家财政及社会经济皆有甚大影响。”11在论佛骨表中，韩愈将佛骨贬斥为“朽秽之物”，甚至要求付诸“投之水火”的严酷措施，其不畏流俗、仗义执言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史载：“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12若不是裴度等人求情，韩愈很可能因此招来杀身之祸。虽然后人常以韩愈与僧侣的交往为口实，但观其与僧人赠答的诗文可知，韩愈更多的是对其人品、才能方面的可取之处加以肯定，而对其方外信仰持保留态度，“皆取其行，而不取其名”2958。劝僧人还俗，希望他们为国效力，践行儒道的话，倒是屡次在这些作品中出现。对僧人进行劝勉，寄希望于他们也能参政议政，既是韩愈爱才、惜才的表现，亦可以视为韩愈在儒家政治人格驱使下的一种自觉表现。可以说，密切关注时事，倡导实行仁政，维护中央集权，捍卫社会礼仪秩序是韩愈儒家政治人格的核心特征。（二）由政治人格的矛盾而引发的心灵苦闷从韩愈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与僧侣的往来，还是政治上的表现，韩愈都鲜明地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常常为儒家政治人格所驱使。但仔细阅读韩愈的诗文还可以发现，儒家积极用世、尊道奉君的政治人格所形成的要求，其实常常与他现实中无人汲引、屡遭贬谪的尴尬处境构成巨大的落差，从而引起韩愈政治人格上的矛盾。这常常使得韩愈感到苦闷，也为后世留下了急躁冒进、汲汲于富贵的话柄。韩愈的仕途十分坎坷，前有“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2220的遗憾，后有两次远贬南荒的打击。但是身份的低微与科举、官场上的起伏，并没有磨灭韩愈的参政热情。应该说这与他儒家政治人格中强烈的仕进欲有关，亦与他“树教扶道”的宏伟理想有关。应当注意的是，韩愈曾在与孟尚书书中表达了对孟子的推崇，同时坦言自己为传承儒道愿万死不辞，实际上是以孟子之后儒家文化的继承人自居。13虽然韩愈对于道统多是从学理上进行阐发，如原道原性等篇目里的道统阐述。但参政入仕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要求士人的理想必须要借助政治途径去实现的。因此，韩愈振兴道统的宏愿自然也就渗透到他的政治人格之中，成为他参政入仕的一个目标。所以，他不光是为了解决个人生存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治地位而求仕，更是为了复兴儒道，是从历史和文化意义层面上实现人生的价值。韩愈的政治活动实际上是有着双重动力的，既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平治天下，又是为了在文化上振兴道统。韩愈的这些价值追求加之其一向刚健自信的性格，使得他的政治人格比那些只寻求达成政治地位的文人具有更富思想意义的召唤性。但是，韩愈虽然出生在一个有着“奉儒守官”传统的家庭，可自他出生之时家族早已没落。所以，当韩愈走上求仕之路后，卑微的地位和悲惨的现实便很快与他有着双重动力的政治人格所提出的要求形成巨大落差。这就使他不得不表现出急躁冒进而又妥协退让的矛盾行为。最突出的表现是在贞元十一年（795），韩愈三应博学宏词科不中后，短短一个多月内，他连上三封书信于宰相，恳求汲引。这三封书信一封比一封辞切，“情隘辞恳，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怜焉”2228。其实在一年之前，韩愈第二次于吏部铨判落选时就曾回信崔立之，发泄对自身遭际的不平。那时韩愈还自信地说：“然仕进者岂舍此而无门哉？”2236仅在一年后，连上三封书信彻底暴露了韩愈焦急不安的真实心理，此时他的心态与之前答复崔立之时的潇洒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刚刚罢任四门博士时作有上李尚书书一文，寻求汲引。文中更是将声名狼藉的李实吹捧为“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有趣的是，不久以后授任监察御史的韩愈便上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实际上是把谏诤的矛头对准了京兆尹李实。虽然碍于干谒，韩愈不得不对李实稍加吹捧，但这一前一后的行 14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恰恰说明了他此阶段政治人格上存在的矛盾性。对于韩愈干谒中的急不择人，清代刘开也曾批评道：“昔韩退之上书于执政，唯急于干禄而求效力当时，故君子讥其躁进。”其实乐天安命、居穷守约也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优秀品质。尤其是在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不汲汲于富贵”作为一种精神调剂，更能凸显君子的操守。然而韩愈的急躁冒进、急不择人表明他并不能做到安于贫贱、居穷守约，宋人早就对他追求功名富贵的态度颇有微词。笔者认为，韩愈对功名利禄确有追求和重视的一面，但他的思想重心依然没有离开兼济天下、重振道统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