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存在主义双重...域下的现代社会价值理性重构_丁剑.pdf

摘要：自启蒙运动以来，世人对现代性的批判从未停歇，其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失衡发展就是西方学界热议的焦点之一。由于现代社会呈现出了重工具理性而轻价值理性的特点，导致了诸如历史虚无主义、功利主义、物化和人的原子化等问题。从克尔凯郭尔到尼采再到萨特，从存在主义的原则出发，以宗教、文化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对现代性社会进行了批判；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思想家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对现代性进行了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这不仅澄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还指出它的历史界限，从而为深陷于工具理性泥沼中的现代人勾勒出了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共产主义。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主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现代性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1808（2023）04-0017-06第 40 卷第 4 期2023 年 8 月晋中学院学报JournalofJinzhong University现代性（Modernit）是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围绕该问题展开的讨论与批判自启蒙运动以来从未停歇。韦伯（Weber）在其代表作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书中指出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工具理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价值理性的地位越来越低，这与前现代社会正好相反。该趋势导致现代社会出现了如历史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和人的原子化、物化等问题。面对这场由现代性引起的价值理性的危机，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史观出发从社会的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批判，存在主义者则从人的精神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批判。二者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问题所指都聚焦到了现代性上，旨在重建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性。一、现代性的“陷阱”：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性，它是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质性差别之所在。资本作为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它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劳动形式资本雇佣劳动使现代社会关系的问世成为可能。相较于前现代社会或传统社会资本尚未形成，特别是在西欧土地都是分封的且没有一块无主之地，因此其经济的主要范式是地租，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总是处于某种依附或半依附的关系之中，即便是在行会里，师傅也并不支付学徒工资，不属于雇佣关系。这就导致人必须生存在某个层级的社会集群之中，必须服从这个社会整体的安排，而这种安排的精神形式就表现为某种伦理或价值体系。这就是欧洲中世纪一千年来传统社会的稳态运行结构。后来，随着欧洲第三等级的崛起，资本主义在封建贵族的夹缝中求生并逐渐发展壮大，资本取代地租成为新的社会经济范式，在此之上衍生出来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资本雇佣劳动横空出世，它如一道闪电宣告现代社会的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非常重视这个新生事物，并投入了大量精力对其进行研究，可以说鸿篇巨制 资本论 就是从资本雇佣劳动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历史唯物主义与存在主义双重视域下的现代社会价值理性重构丁剑（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收稿日期2023-04-14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文化安全视域下山西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2022YJ009）。作者简介丁剑（1989-），男，河北石家庄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Vol.40 No.4Aug.202317丁剑历史唯物主义与存在主义双重视域下的现代社会价值理性重构事实展开的。它相较于传统社会中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而言，具有以下三个新的特点：第一，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拥有资本的一方不再像奴隶主一样挥舞着皮鞭强迫劳动者劳动，而是通过向劳动者购买劳动力，即支付工资实现。第二，内容上的同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是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资本，还是雇佣劳动者所需支付的工资，抑或是作为劳动的商品都只是价值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第三，目的上的单一。实现资本增值成为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唯一目标，现代社会生活正是在这一单向度目的之影响下展开的。因此，平等、自由、价值、增值构成了现代性形而上学的基础，形成了与前现代社会或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风貌。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1 471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升级的工业化进程将世界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在全球范围内资本雇佣劳动成为主宰现代世界的一个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了一套意识形态体系，凡是与之相左的就都被划归为某种非现代的或传统的类别，被贴上某种落后和待淘汰的标签。事实上，“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和交换资料，都是在封建社会里面造成的。”1 471因为，包括资本雇佣劳动在内的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2 235资产阶级在与传统相互对立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是自由竞争和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即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1 471这种所谓的自由竞争，就是从资本雇佣劳动的第一个特点即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中发展出来的。当然，这种平等是相对且有条件的，一旦超出其范围就会失灵，比如在帝国主义阶段和海外殖民地。显然，这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流露，即资本雇佣劳动的第二个特点内容的同质性。事实上，资本雇佣劳动只是看上去具有一种公平或自由的幻象，但这一切都只是形式上的。正如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所揭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垄断者对于没有生产资料的人们而言具有一种社会权力（Social power），而这种社会权力的结果就是有产者支配无产者活的生命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是可以下班的奴隶，奴隶是永不下班的工人。当劳动力市场处在供小于求的条件下，那么因为丧失生产资料被迫接受雇佣的劳动者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而在绝大多数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条件下，雇佣劳动者甚至不能获得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即只能获得勉强维持自身基本生理需求的薪酬。然而，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工资也不与劳动者本身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相等。在社会权力的视域下，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完全不具备平等的社会地位，同时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受佣者也不存在所谓的自由，因为受佣者必须出售自己的活劳动即让渡自己的生命时间以获取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资本雇佣劳动实际上既不平等也不自由。毫无疑问，劳动者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差额被资本家拿去了，这就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第三个特点目的上的单一性，即一切社会活动在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资本增值，它成为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如此就导致了一个极端化了的结果，即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 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社会中，物化是人们普遍的命运，不仅仅是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工人，就连惯常情况下人们认为处于剥削者地位的资本家也难以逃脱这个物化的命运。因为，现代性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普遍的商品社会，每个人的具体劳动都是被抽象化了的抽象劳动。在资本的本性驱动下，一切社会活动都紧紧围绕资本增值展开，而这又是一个没有止境、不断优化的理性过程。工艺的升级、管理方式的革新、科技研发的投入、人员的培训等无不是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这就是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或经济理性的地位不断提升的原因。由于这一过程可以表现为生产力的提高、产业布局的优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因此被人们冠以合理的性质。而这一特性就是韦伯所说的现代性社会的合理化，卢卡奇将这种合理化解释为根据计算来加以调节的过程。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代社会的考核制度，比如，某工厂的考核指标要求一个好的工人进阶的标准是每天加工 30 件产品，但是一名工人因在上班的途中看到工厂附近的变电站着火便前去灭火而没有上班，该工人将无缘考核进阶，因为他没有完成作为一名好工人的标准工作量。虽然大家都知道工厂生产需要电力，如果没有电整个工厂都将瘫痪。当然，修改考核标准是可能的，但这些标准无论如何修18改，都必须具有可计算性，然而世间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被计算的，比如觉悟、担当、爱和勇气。如此人作为万物之灵的非可计算的一切美好品质都被排除在外，人被下降为物一个个没有差别的一般性的时间性存在，甚至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剥削者或管理者的资本家、工厂主也仅仅是资本的理性结构中的一个齿轮，不能改变资本本身运行的逻辑合理化，即工具理性化或经济理性化。事实上，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每天就是这样生活的。可以说，工具理性或经济理性正在用可计算性将价值理性排除在外。价值理性主导下的现代社会日益枯萎，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性或价值体系的危机。二、现代性的“挣扎”：存在主义对前现代社会价值理性的批判最先关注现代人面临着价值理性危机的是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是始于 19 世纪上半叶兴于 20世纪中后期并影响至今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潮。其关注的主题是人生的价值问题，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事实上，意义是被他人理解的可能性，具有一种社会的公认的性质。而众人之所以有这种理解的可能，是因为存在一种价值系统，而这种价值系统就是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在前现代社会或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人们需要生活在集体中才能安身立命，一个人如果不能生活在某一个社会层级中生命将无法得到安置。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的精神和价值融入了古代欧洲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而形成了欧洲传统社会的一套价值体系或价值理性系统，并且凭借这套价值系统影响了整个欧洲社会近千年。比如，就欧洲普遍流行的宗教价值观来看，一个男孩终有一天结婚生子成为一名父亲，但他依然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上帝在欧洲人那里永远都是以神圣父亲的形象指引众人生活的，人们也在这套宗教的价值体系中得以找到生命的意义。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欧洲的第三等级逐渐崛起，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将中世纪的那一套宗教价值体系或价值理性的基础彻底瓦解。以前的那一套旧的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再也不能维系，于是瞬间失去神圣父亲指引的人们感到丧失了人赖以为计的价值体系，陷入一种虚无的恐慌之中，就如同一个接受严格家庭教育的年轻人，在 18 岁成人那一天被告知你之前所接受的一切价值训练都是虚假的，接下来你将独立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主义的发展就是西方人在丧失宗教赋予的人生的意义之后，为自己重新赋予意义寻找价值的过程。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他正是在宗教价值体系的崩溃时期主张回到宗教，试图用绝对的虔诚去挽救人们价值体系的“勇士”。因此，克尔凯戈尔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批判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性异化问题的。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性已经在工具理性或经济理性的影响下遭遇到了严重的异化，价值理性所产生的对象，即大众传媒所创造的庸俗的“公众幻象”已经成为价值理性的异己力量，同价值理性相对立。克尔凯戈尔在 两个时代 一书中指出，现代人“听到基督教的话语后，不是真心实意地把自己托付给上帝，而仅仅是形式上的接受或默许，这正如同遇到一位美丽的女士，人们并不打算结婚或追求一样，而只是想调戏妇女”3 74-76。克尔凯戈尔认为，存在就是一个人在没有任何掩饰的情况下，真实、真诚地面对神。人作为上帝的杰作必须承担神所赋予的价值之责任，要勇于承担这种责任，勇于实现自己，否则就是不存在。而现代人的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下正在逐渐枯萎，“生命之源失去了它们的弹性，失去了内在的品格，一切都变得没有了意义”3 62，人们只在乎争名逐利。为此，克尔凯戈尔将对现代人的价值理性的救赎转向宗教领域，希望借助宗教的激情与力量唤醒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潜能，即对有意义的生活的向往。在 生命的阶段 一书中，他正是通过基督教的话语将人生划分为“感性、伦理和宗教”三个阶段，提出了人必须要经受“三种绝望”，从最初的“不知道有自我而绝望”，到“不愿意有自我的绝望”，再到“不能实现自我的绝望”中逐渐地实现自己。由此可见，克尔凯戈尔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试图继续从宗教中为现代人寻求维系价值理性的可能，但这显然是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