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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视域下孟子人性论的三个层次_李广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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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 视域 孟子 人性论 三个 层次 李广宇
大连干部学刊哲学政治学研究2023 年第 6 期27道德哲学视域下孟子人性论的三个层次李广宇,王 多(河南师范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河南 新乡 453007)摘要:善与恶、是与非、对与错等问题,既是道德哲学研究的核心理念,又是孟子人性论关注的焦点。从道德哲学视域出发,对孟子人性论进行系统化梳理,具体包含以下三个层次:其一,划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性,厘清人性、动物性和物性的异同点,彰显孟子人性论的性善道德主体;其二,围绕心性关系,点明四心即性善,阐释孟子人性论追求的理想道德人格;其三,体察内外道德修养功夫,发掘天、势、气对于恢复性善禀赋的效用,探究孟子人性论的道德实践路径。关键词:道德哲学;孟子;人性论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83(2023)06-0027-06“性善”作为孟子人性论的起点,具有引人“向善”和“为善”的导向功能。目前,学界将孟子人性论的研究重心放置于“性向善”和“性本善”的理论争议之中,从而忽视了架构“性善”道德实践活动的现实意义。因此,亟待发掘孟子人性论的道德价值,以及施行“性善”的当代可行路径。基于道德哲学视域,采用结构式分析法,逐层剖析人何以“性善”,或许能够为打开孟子人性论的智慧宝库提供借鉴。一、“性”之所指通过“白羽之白”和“人禽之辨”,可以发现“性”的分类与生命体的类存在形式紧密相关。在追溯人收稿日期:2023-05-09基金项目:2022 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孙奇逢中州人物考整理与时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2CLS017)、2021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孙奇逢孝友堂家规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1-ZZJH-1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李广宇(1989),男,河南滑县人,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先秦哲学。王多(1997),女,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大连干部学刊2023 年第 6 期28“性”、动物“性”和物“性”走向分殊的基础上,孟子从道德维度审视人“性”,并将其主要内涵定义为“性善”,强调人赋有施行“性善”道德实践活动的主体责任和现实意义。(一)“性”由“白羽之白”而显“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在告子看来,“生之谓性”指向的“性”属于天地万物先验具备的中性潜质,无需区分善与不善。孟子针对告子没有对“性”之主体加以界定的逻辑漏洞进行驳斥,逐步将羽、雪、玉视为类的集合体,跳脱出形状、大小和质量的桎梏,把三者共同规划在白色范畴之内。这样一来,便可以知晓孟子对非生命体物之“性”的见解。他走出事物外化表象的藩篱,把“命”作为细化“性”之主体分类的衡量标准,从物“性”纷繁多样的呈现形式中提取共性特质。孟子借助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勾勒出物“性”的具体内涵,即非生命体之物固有的本质属性,继而他又展开对归属于生命体范畴内的人“性”和动物“性”的考察。告子和孟子都觉察到“性”是普遍存在的,但二者所持的人性论观点却有着较大差异。告子的人性论立足于“性无善无不善”,一方面承认“性”具有双重属性,有善有恶;另一方面强调道德实践活动中的人天赋的自然道德倾向。在审视人“性”善恶面时,他不是基于主导与被主导的统摄关系,也不是根据相互制约与依存的转化关系,而是聚焦本我与外界的对应关系。孟子的人性论倡扬“性善”,借助类思维的认知方式,将不同物种间的“性”的差异性作为出发点,阐明“性善”是区分人“性”同其他存在物之“性”的天然界限,肯定人类生命的内在道德价值。实质上,告子和孟子的人性论围绕善与不善、有与无、是与非等成对出现的矛盾展开,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色彩,彰显出道德哲学的核心理念。究其本质,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告子依托无差别的天赋潜能,论述人“性”的含义和来源;而孟子则抽象同类物种的共有属性,着重关注人“性”与其他存在物之“性”的不同点,表明人“性”优于其他存在物之“性”,为具体分析人“性”与动物之“性”和物“性”的异同点奠定基础。(二)“性”由“人禽之辨”而显“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娄离下)孟子表示,有无道德准则是划分人“性”与动物之“性”的标准。在此,孟子用“几希”指代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的微小差异。他认为,唯有“君子”才能赓续以“性善”为核心的“几希”,而“庶民”同“几希”渐行渐远1。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和动物作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践活动受到大自然运行规律的影响,难以挣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的束缚。在无形的自然法则的驱使下,人和动物为满足解饥、御寒、睡眠等基本生理需求,不断抢夺有限的自然资源,使得人“性”和动物“性”趋向同一。“庶民”为维系日常生活运转,整日奔波忙碌,无暇落实道德准则,遂“庶民”之“性”便容易退化至动物之“性”层面,这就导致“庶民去之”。反过来,探寻“君子存之”的缘由。“君子”拥有强大的自控能力,可以压制个体自然欲求,自觉强化道德操守,追求精神幸福,即使忍饥挨饿、衣不蔽体、居无定所,也能够固守本心,积极调动个人的道德意志,养护人“性”之善。于是“君子存之”的“几希”成为鉴别人禽之“性”的依据。同时,孟子的人性论显露出施行“性善”的三重人生道德境界。第一重道德境界,“庶民”无仁义。普通人倾向于重利轻义,自身的道德观念相对薄弱,在人格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泯灭“性善”禀赋。第二重道德境界,“君子”行仁义。这类人群遵从社会道德准则的要求,筑牢个人道德底线意识,其道德行为兼具“见贤思齐”和“见不贤而内自省”,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奔赴人“性”之善。第三重道德境界,“圣人”由仁义行。正如“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那般,“圣人”存良知、忠孝悌、守诚信、知廉耻,具有坚定的道德信念,顺应人“性”之善大连干部学刊2023 年第 6 期29的内心呼唤开展道德实践活动,最终形成超越自我的高尚道德人格。由此观之,孟子在人性论中提及的现实的人应肩负起施行“性善”的道德责任。(三)人是“性善”之道德主体就“白羽之白”而言,告子主张的“生之谓性”,未曾关照人在自然界的特殊地位和能动性实践活动,片面地把天地万物的“性”混为一谈,并没有对“性”之主体加以区分2。那么,当后人重新审视告子关于人“性”的看法时,就有可能产生误解和歧义。孟子从事物的外在属性出发,以白羽、白雪和白玉为例,批判告子持有的“色同则性同”观点,即形色相同的非生命体可以抽取出相同的物“性”成分。此外,围绕犬之“性”、牛之“性”和人“性”,孟子引入“色同则性殊”,即拥有相同形色的不同种类的生命体蕴含的“性”存在着本质差异,进一步驳斥“色同则性同”存在的片面性。无论是“色同则性同”,还是“色同则性殊”,都为探查孟子眼中的“物”性的本质含义扫清障碍,有助于从差异化方面深入挖掘人“性”比物“性”高贵的道德价值。就“人禽之辨”而言,孟子层层递进,逐步收缩“性”的指向群体,点明人“性”异于动物“性”,强调“几希”的重要性,并揭示出“庶民”与“君子”之间蕴藏的转化关系。孟子的人性论基于动态发展视角,指明人“性”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只有那些尚存“几希”者,方能称为“君子”,而放弃“几希”者,其与生俱来的人“性”就会退化成不辨是非善恶的动物“性”,渐渐沦为道德层面的“庶民”。倘若进一步追溯人“性”何以高贵于动物之“性”,或许是因为孟子看到人“性”特有的道德属性。人不仅可以运用先天的“性善”禀赋认知万事万物,还能够在“性善”的指引下改造客观的物质世界3。动物的先天性行为由体内的遗传物质所决定,缺乏“性善”能力,导致其活动模式较为固定、刻板和机械,反衬出人施行“性善”的优越性。简言之,孟子认同人是“性善”的唯一持有者和践行者,肯定“性善”理念上升为道德范式的现实意义,赞扬人的“性善”倾向对于培育个人道德完善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庶民”无仁义到“君子”行仁义,再到“圣人”由仁义行,孟子的人性论持续深化“性善”的道德实践活动中的人的主体地位,促使人的“性善”理念更加明晰,为解析“性善”的生成逻辑指明方向。二、以“心”释“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指出,人若主动抛弃“心”的道德引导功能,就会形存实亡,失去人之为人的根基。他承认“心”作为物质器官,占据着其它官能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这为探究至“性”“四德”与“四心”“四心”与“性善”提供了依据。(一)至“性”从“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君子”之“性”于“心”外舒展。孟子表示,“君子”之“性”源自根植于“心”的“四德”,即仁义礼智。在“四德”之“心”的长期浸润下,“君子”之“性”凝结成同社会道德相契合的精神气质,遍布个人的神情、脊背和体态,并延伸至四肢的日常行为活动。具体而言,孟子笃信“君子”之“性”优于“庶民”之“性”,原因就在于“君子”能够有意识地约束自我,及时遏制自然欲望和非自然欲望,遵守形成普遍共识的社会公德,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践行善“心”。与之相反,“庶民”谋求保全己身,不愿意调动“性善”禀赋来维护仁义道德,匡扶社会正义。如此,“心”在孟子人性论中的教化效用得以彰显,既为诠释人“性”的内涵和外延打下坚实基础,也推动厘清“庶民”“君子”和“圣人”三者之间的“性善”等级从属关系。“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圣人”之“性”于“心”内充盈。孟子借助大连干部学刊2023 年第 6 期30“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说明物质器官对于美味、美声、美色的本能趋向,从侧面展现人体官能与知觉运动的统一性。孟子认为,“心”也遵循着相同的运行规律,自发寻求道德满足感,不断朝向存在“理”和“义”的地方迈进4。这里提到的“理”和“义”,指的是“性善”的外现形式。“圣人”并不刻意追求“理”和“义”,而是行随心动,不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展露“理”和“义”的道德精神内蕴,促使“性善”得以自然流露,或许这便是“圣人”之“性”优于“君子”之性的缘故。孟子通过“心”比较“庶民”“君子”和“圣人”之“性”孰优孰劣,呈现出“心”与“性”之间的密切联系,有益于探查“四心”与“性善”之间的衍生关系。(二)“四心”即“性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将“心”划分为四类,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主张“四心”如同“性善”一般,是人身上先天具备的潜藏禀赋,“人皆有之”,直接表明“四心”与“性善”同根同源5。在此基础上,孟子将“我固有之也”的“四德”与“四心”一一对应,间接暗示“四德”与“性善”密不可分。“四德”不是社会大环境干预个体行为的强制要求,而是“四心”响应精神文明建设号召的产物,可以将其视为“四心”在社会道德层面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四心”充当着连接“四德”与“性善”的道德实践媒介。孟子点明“四德”即“四心”,“四心”即“性善”。由于“四心”与外部的“四德”和内部的“性善”同质同构,连续转化,相互依存,所以“四心”成为稳固“四德”和“性善”的动力源泉。“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贤者”在道德实践活动中时刻牢记“四心”,恪守“性善”之路。当遭逢“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境时,人们会参考自身已有的价值标准进行道德判断,往往带来两种倾向:一是从质的层面来讲,人和动物都具有趋利避害的生理本能,危机降临之际,普通人选择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罔顾他人的利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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