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的宋诗观_周童.pdf

四库全书总目 的宋诗观周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 的集部对宋代诗歌之观照，形成了具有 总目 特色的宋诗观。通过与唐诗的比较和对宋诗本身的认知，总目 之宋诗诗史观可用一“变”字概括；总目 对作家的考察集中在人品、根柢、师承三个方面，形成了由内到外、由浅入深的评价体系；风格上，总目 崇雅、追骨、尚格，体现了对温柔敦厚诗教的推崇。总体来看，总目 的宋诗观比较公允，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者客观对待。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宋诗；诗史观；作家论；风格论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代翰林国史院文人研究”（）。作者简介：周童（），男，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 总目）是清朝乾隆年间修撰 四库全书 时的伴生品，宋诗作为宋朝的文化符号之一，在 总目 的集部部分受到格外关注。具体来看，总目 在宋诗诗史观、宋诗作家、宋诗风格等方面的观点能够自成体系，形成了 总目 的宋诗观。一、诗史观 宋诗为“变”我国古典诗歌发展至唐代，无论在体裁、内容，抑或是艺术手法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度，这对宋人来说亦喜亦忧：他们可以享受无穷无尽的文学遗产，然而如何使本朝的诗歌区别于前朝以开新局，成为他们必须面临的难题。总目 指出，宋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变”。总目 所言宋诗之“变”有两意，一是与温柔敦厚诗教之“正”作对比，二是指宋诗发展。御选唐宋诗醇 提要写道：“凡唐诗四家：曰李白，曰杜甫，曰白居易，曰韩愈。宋诗二家：曰苏轼，曰陆游。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总目 此处所指之“变”，与“正”相对。那么何为“正”？本提要接着写道：“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由此可知，“正”就是温柔敦厚的诗教。既然宋诗是“极其变”的，那么唐诗能不能算得上“正”呢？御选唐宋诗醇 云：“盖李白源出 离骚，而才华超妙，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于国风、二雅，而性情真挚，亦为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无过白居易；奇创而不诡乎理者，无过韩愈。录此四集，已足包括众长。”显然，在 总目 的诗学体系中，以李、杜、白、韩四家为代表的唐诗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涵盖众长，成为诗歌中的典型。另外，静修集 提要指出：“今考其论诗有曰，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云云。所见深悉源流。”刘因的诗学观念为 总目 所认可、接纳，再结合 御选唐宋诗醇 提要，可以确定，唐诗即所谓之“正”。如果把 御选唐宋诗醇 中诗歌收录情况考虑进来，“正”“变”的对比则更加明显。御选唐宋诗醇选录的六人之中，宋代诗人只有苏轼、陆游两位，而且在评价这两位诗人时，总目 没有指出苏、陆迥异于唐诗四家的特质，似乎表现出了一种为选宋诗而择苏、陆的态度：至于北宋之诗，苏、黄并骛。南宋之诗，范、陆齐名。然江西宗派，实变化于韩、杜之间。既录杜、韩，可无庸复见。石湖集 篇什无多，才力识解亦均不能出 剑南集 上，既举白以概元，自当存陆而删范。将李白、杜甫诗歌的源头推至 离骚 诗经 的高度，把白居易、韩愈的诗歌与情、理挂钩，而如此解释苏轼、陆游诗歌的入选理由，似乎略显寒酸。这一方面说明与唐诗相比，宋诗在遵循温柔敦厚诗教上显得逊色，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唐诗为“正”而宋诗为“变”的诗史定位。那么，宋诗相较于“正”的唐诗，“变”在何处？严羽 沧浪诗话诗辨 言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面对唐诗，宋人需要以某种方式翻越这座大山。宋代文人文化程度高，好议论，因此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成为宋人登山之屐。这种方法很可能出现严羽所论宋诗的弊端，对应了 御选唐宋诗醇 提要中的“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此话或过于绝对。正如上文所述，宋诗只是在遵循温柔敦厚诗教上比唐诗逊色，并非所有的宋诗都与诗教相左。严羽论诗宗唐，且身处江西后学流弊严重的南宋中后期，他指责的只能是消极之“变”。宋诗既然能在诗史上与唐诗并列，定有其独到之处。缪钺先生指出，“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虽然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使宋诗招致后人批驳，但是优秀的作家往往能调和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缓解文字、才学、议论对诗教的消解，产生了区别于“唐音”的“宋调”，这正是宋诗对代表了“正”的唐诗所做出的“变”。总目 所言之“变”，除了与“正”的唐诗相对外，还指宋诗的发展，这是诗史观的第二个层面。从宋代诗歌历史来看，诗体和诗派是宋诗发展变化的重要里程碑。也可以说，宋诗的发展以各种诗体、诗派为标志。从体派入手来关注宋诗发展，亦是 总目的一大特色，如 云泉诗 提要：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祐，三变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生弊。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然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乃姚合一家武功体。其法以新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又 御定四朝诗 提要：唐诗至五代而衰，至宋初而未振。王禹偁初学白居易，如古文之有柳、穆，明而未融。杨亿等倡西昆体，流布一时。欧阳修、梅尧臣始变旧格，苏轼、黄庭坚益出新意，宋诗于时为极盛。南渡以后，击壤集 一派参错并行。迁流至于四灵、江湖二派，遂弊极而不复焉。以体派论宋诗发展，宋人已为之。像“昆体”“江西宗派”“四灵”等具有体派意义的词语在宋人著述中时常出现。严羽在 沧浪诗话诗体 中用“以时而论”的“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以及“以人而论”的“西昆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等梳理了宋诗发展的脉络。不过 沧浪诗话 论宋诗有机械拼凑之感，难寻其中变化轨迹；而 总目 说明了“西昆伤于雕琢”后元祐代之以“朴雅”；元祐“伤于平易”，江西诗派又以“生新”对其进行超越。这就使宋诗环环相扣，每一环的出现、消失都有原因，与之相交的另一环也有崛起的基础。单从体派来讲，深入诗歌发展内在联系的方法并不始于 总目，总目却在多个提要中通过反复论述，从史的宏观高度分析各体派之间的兴衰、消长强化了一种“通变的文学史观真正体现了宋诗的发展。”顺着这一思路，不妨对 总目 的宋诗发展简单地做一概括：宋诗最主要的体派有“西昆”“元祐”“江西”“四灵”“江湖”“击壤集 派”；宋诗的发展脉络大概是从“西昆”到“元祐”，从“元祐”到“江西”，从“江西”到“四灵”“江湖”，而“击壤集 派”，即理学诗派，从南宋开始，成为诗脉的别支。通观宋诗的历史，以上两点基本正确，但仍至少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元祐”地位被抬高，与真实情况不符。“元祐”本是宋哲宗的一个年号，最初还用来指代“元祐党人”。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元祐”逐渐从一个颇具党争意味的词语，延伸出了文学批评的意义，并最终成为宋代诗学不可或缺的存在。总目 对“元祐”可谓倾心之至，在诗文方面常常援引“元祐”作为参照对象，试看以下几例：故其诗虽兴象未深，而亦颇有规格。其率易者近白居易，其偶为奇崛如 送李辟疆 之类者，或偶近卢仝，其大致则仍元祐体也。汝文好古淹博，深通篆籀。尝从苏轼、黄庭坚、曾 巩 游，故 所 为 文 章，尚 有 熙 宁、元 祐 遗风。翌父载上，尝从苏轼、黄庭坚游。翌承其家学，而 才 力 又 颇 富 健。故 所 著 作 有 元 祐 遗风。为了表达对“元祐”的向往，甚至可以不顾时间第期 周童：四库全书总目 的宋诗观上的先后：要其诗边幅虽狭，而清新有致，出入于苏、黄之闲，时时近似，在元祐、熙宁诸人后，亦挺然有以自立，固未可尽排也。之仪在元祐、熙宁间文章与张耒、秦观相上下。“元祐”显然成为 总目 中宋代的文学高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元祐诗坛的主将苏轼、黄庭坚“诗歌创作的成熟期与鼎盛期应当是在宋神宗元丰年间，而不是宋哲宗元祐期间”。另外，自南宋以来，崇元祐而贬熙丰（熙宁、元丰）、褒旧党而讽新党的话语体系多为封建统治者所采纳。总目 的撰写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这种倾向尤其明显。对王安石这位新法发起者的斥责以及对“元祐诸贤”的怀念，不难看出 总目 于此之守旧。虽然“凡例”申明要做到“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卷首，但是受限于官方意志和编写者主观原因，总目 没有突破传统，对“元祐”诗学进行客观评价。第二，总目 忽略了一些重要理论对宋诗发展的意义，如吕本中的“活法”，韩驹的“遍参”以及曾几的“活参”。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与禅宗密切相关。宋代士大夫习禅者甚众，参禅与学诗在思维方式上又有相通之处。“诗人们往往以参禅悟道来比拟诗学规律”，是宋代诗论的一个重要线索。张戒 岁寒堂诗话 记载：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鲁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仁曰：“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死蛇弄活 是禅家的著名比喻，也是 活法 说重要的思想来源”。另外，韩驹曾说“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曾几亦有“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的论调，禅宗对宋诗理论的影响可见一斑。然而 总目 在这些人的别集提要中往往探讨其师承关系，如吕本中“其诗法出于黄庭坚”；韩驹“驹学原出苏氏亦颇涉豫章之格”；曾几“诗源出黄庭坚”，全然忽略了上述理论的重要性。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总目 秉承通变的文学史观；其二，总目 的撰写受乾嘉实学的影响。前者决定了 总目 的宋诗发展观要站在史的高度，考察诗歌的师承、流变；后者则引导撰写者从“学问”出发，否认禅宗思维方式对诗歌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通观 总目，绝少有将诗和禅联系起来的论调。总的来看，总目 的宋诗诗史观可用一“变”字概括，此“变”之意有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宏观上，宋诗确立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诗史地位，主要体现在对温柔敦厚诗教的变通；微观上，体派的变化成为了宋诗发展的具体体现，由此宋诗发展的脉络得以清晰。前者是骨骼，后者是皮肉，二者共同构成了 总目 的诗史观。二、作家论 重人品、重“根柢”、重师承 总目 云：“今于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从 四库全书 的收录情况来看，宋代别集保留情况良好。总目 在对待宋代作家时，有足够的别集作为评价基础，这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 总目 的宋诗作家论提供了前提条件。作家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上文已经提到，总目 的撰写受到乾嘉实学的影响，在这种学术思想背景下，总目 对宋诗作家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人品、根柢、师承三个方面，最终形成了一种由内而外，由浅入深的评论体系。先看人品。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是古代文论中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蒋寅先生在 文如其人？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 中对此作了精妙阐述。他总结了文品与人品关系问题上的三种见解，即文如其人、文不如其人以及文品、人品二者的折衷。很明显，总目 对宋人采取了折衷的观点，即使人品低劣，只要诗文有可取者，便不“因噎废食”。试看：（夏）竦之为人无足取，其文章则词藻赡逸，风骨高秀，尚有燕许轨范。（王）安中以词藻擅名，而行谊甚为纰缪。其人虽至不足道，而文章富赡，要有未可尽泯者，录而传之，亦不以人废言之义也。一方面，根据“今于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的选录准则，人品有瑕的作家，因时代久远，其作品得到了豁免权。另一方面，这些作家的作品确有可观者。然而，从深层次上来看，这种选择受到政治话语权的影响 宋代作家作品因无法对清王朝统治构成实质威胁而尽数收录。总目 还说道：“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剃弥严。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德州学院学报 第 卷如 临川集 提要，援引朱熹语“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与生平行事心术，略无毫发肖。夫子所以有于予改是之叹”，总目 以此为“千古之定评”。慎云尔。”此说似乎公允，实则另有其意。这一点何宗美先生在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