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园林研究GuangdongLandscapeArchitecture36《园冶》与《作庭记》的掇石理水ArrangementsofStoneandWaterinYuanYeandTreatiseonGardenDesign李子力LIZi-li《园冶》[1]和《作庭记》[2]分别是中国和日本最早的造园专著。《园冶》由计成于明朝末年（1634年）成书，《作庭记》著于日本平安时代后期（11世纪末至12世纪下半叶）[2]，相当于宋朝时期，比《园冶》早约500年。虽然诞生的时间地点相去甚远，但《作庭记》中屡屡提及的中国文献和唐人、宋人表明，当时的日本造园文化深受汉文化影响。正如童寯先生指出，《作庭记》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之影响，对于中国园林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因此，两部著作的对比阅读显得十分重要。最早张十庆先生[3~5]已从详略篇幅、思想要旨、造园手法等方面对二者作了对比分析，而后王劲韬[6]、张文娟[7]、王歆[8]、何晓静[9]等学者也先后从手法、意境、掇石理水、禁忌等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本文则试图从掇石理水手法切入，进一步比较分析二者造园思想上的区别，从而揭示唐宋至明清时期造园思想的演变。1“庭”与“园”首先，《园冶》和《作庭记》的讨论对象不完全相同，前者论“园”，而后者论“庭”。“园”原指别墅游息之所，具有人能在其中栖居游玩的特点。从章节题目即可见，《园冶》所描述的造园活动并不仅限于园林景观的营造，而是囊括了园居生活的方方面面，周边环境、房屋到细部装修都进行了详细探讨。“园”即为一个完整的园居生活的环境，对于场地、土建、完成面的把控与园林景观同等重要，强调人在其中长期的丰富体验。“庭”则是指房前屋后的院子，不强调人是否在其中，与人处于相对简单的眺望关系。《楚辞·刘向〈九叹·思古〉》中记载：“甘棠枯于丰草兮，藜棘树于中庭。”王逸注：“堂下谓之庭。”[10]《玉篇》中记载：“庭，堂阶前也”[11]。因此相比《园冶》，《作庭记》中土建方面内容十分简略，不强调人在其中的活动，而是对造园活动中的掇石理水有更深入详尽的探讨。关于掇石的描述也体现了“庭”“园”之别。计成强调人在山中游的情景体验：“多方景胜，咫尺山林，妙在得乎一人，雅从兼于半土”[1]。而《作庭记》对理石的描述极尽其详，似是对于真实景观的描写：“做大海样，应先立石成荒矶之样态。其荒矶者，于岸边置若干嶙峋前突之石，沿离岸方向，连立多石，伸向水面，犹似岸边水际、裸露岩石之延续”[2]。摘要：《园冶》和《作庭记》分别是中国和日本最早的造园专著，尽管成书时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