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自我”异化的表征、原因与影响_厉国刚.pdf

33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25 期）2023年第五期“量化自我”异化的表征、原因与影响厉国刚 黄丹丹（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摘 要：量化自我作为当前一种潮流的生活方式，其“数据可供性”使得量化实践者通过技术支持得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并制定相应的自我提升的管理策略。以数字技术加持的量化自我正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权利与意义的中介，也是施加意义的中介，量化自我日渐呈现出异化的端倪。量化自我的异化是数字时代下人与技术关系的问题，在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需要不断审视、反思、追问人之“生存意义”，并警惕数据主义思维的控制与人的主体性缺失等现象。关键词：量化自我 异化 自我认同 人机关系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开启人类社会“数据化生存”的范式，并在不断生成人类生活方式全新的框架。量化自我作为数字社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不断获得现代人的青睐。量化自我的概念最早见于2007年，由连线杂志主编KevinKelly和技术专栏作家GaryWolf共同提出，指的是个体通过可穿戴设备和传感器技术收集关于个体自身的数据1，经由这些数据追踪、量化、探索、反思自我，并借助相关技术进行数据分析、模式识别、可视化以期达到认识自我的目的2。早期的量化自我应用范围多集中于量化健康、运动等领域，随着技术的发展，量化自我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狭义的量化自我主要针对例如睡眠、心率、脉搏、血糖值、运动量等人体的生理数据进行追踪与分析；而广义的量化自我则兼顾对人的心理与认知、行为等方面数据的收集，包括“表征人体机能与心理状态的健康数据，表征个体认知规律的认知数据，与个体消费行为习惯相关的消费数据，甚至关于个体与物理环境互动的环境数据等。”3散落的个体的生活印迹、工作学习轨迹、社会活动经由量化自我共同构成人的生活图景。量化自我的边界由“量化身体”转向“量化生活”，量化作为一种手段，实现了人的“全息数据化”，形成了“被量化、外化的人”4。量化自我作为当前一种潮流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其具备“数据可供性”，量化实践者通过技术支持得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并制定相应的自我提升的管理策略；然而另一方面，量化意味着数字化、数据化，算法作为主导逻辑制定的准则与规范，形成了包括意义阐释、价值判断等的数字化解释框架。当人们的日常生活被纳入这样的框架中，表明人的各项指标将由数字标准来定义和阐释。日益盛行的量化自我产生了众多问题，围绕量化自我的迷思越发膨胀。跑步只看里程数、阅读只看书本的数量、进食只看卡路里等，人们越发用一种单纯的“机械”思维来认识自我，直接导致了人体背后更为复杂的因素被忽略，从而催生了新的焦虑。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指“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他将“生活世界”作为了解和探究科学的基础，并延伸出对哲学上“生存意义”的追问5。人是“生活世界”的主体，异化的量化自我实践以“数字确定性”标榜自身，用冰冷的数字扼杀人对世界的“体验性”，人对“生存意义”的探究再次产生偏离。量化自我促进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助力人们更加高效科学地掌控生活，通过标准坐标轴检视自我、提升自我，打造更加自律的人生。量化自我不应走向人的反面，因此有必要在数字时代下认清量化自我，警惕量化自我的异化，为今后合理运用量化自我创造条件。一、“量化自我”异化的表征异化，主要是指由人创造的物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物不受人的支配，反而转过来支配人、束缚人、压迫人、奴役人，不断消解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法兰克福学派将异化理论引入传播学视野中，认为传媒生产的“大众文化”具有“多面性和无处不在性”，是一种精神枷锁和文化成瘾。以“数字逻辑”主导量化自我产生异己的力量，导致人们对为什么量化以及怎么量化由所谓的合理化数据来解释，因此人的主体性让渡于“数字”。（一）量化目标的“失焦”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围绕人的全方位的“数据记录器”正源源不断地产生。依托各类的手机App，例如运动类“keep”、时间管理类“番茄ToDo”、卡路里计算“薄荷健康”等的“数据可供性”，人们辗转于各个软件寻找最佳的行为方式。从出行的“记步”到进食的“卡路里”警告，从穿衣的“标准三围”的追求到严苛的时间管理，量化作为一种管理方式正不断地包裹人们的日常生活。专注于单一领域到全方位量化生活的转向，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将“量化”纳入自身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追求数字化将导致量化本身逐渐演变为“液态”，渗入现代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当中。国外学者对常见的量化自我进行了分类，分别是监测与评价式量化、引发感觉式量化、审美好奇心式量化、调试问题式量化、培养习惯式量化，并对这五种常见量化的方式培养人们良好的习惯、不断鞭策自身给予了殷切的希望6。早期，凯文 凯利与沃尔夫创办“QuantifiedSelf”网站的初衷，是为用户提供自我调节技术，通过数字化的行动和指标来帮助人们进行健康管理和时间管理。通过量化自我，人们获取关于自身的数据，深化对自我的认识。通过复盘与反馈不断修正个体行为，期许构建最佳的行为习惯。然而，“量化乌托邦”很快就遭受到挑战。对于“理想自我”的过度追求导致量化自我的原始愿景逐渐偏离了轨道。量化自我的目标由正向的“促进”转向了反面的“促逼”，人们的行为选择在对本文微信网页版传播视点 媒介融合前沿和理论 本栏目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合办DOI:10.13556/35-1274/j.2023.05.029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25 期）34“完美标准”的执着追求中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为了完成而完成”显然与量化自我的初衷相背离。（二）数字囚徒：理性数据大于感性直观量化自我的评价标准由数据主导，量化评价正发生异化。量化自我的实践包含着强烈的信念：“我们像机器一样工作时就处在最佳状态”7。机器以数据驱动，算法越趋近完美则机器运转越高效。践行量化自我的人们普遍相信数据的力量，遵从数据分析的结果。于是人们开始计算卡路里、运动里程、睡眠时长，从身体数据到时间运用，细分到每一分钟的数据都需要被计算。人们不相信身体直观的感受，即使每天一公里的运动里程能让身体感到适宜，但人们依旧会相信数据制定的“三公里”最佳标准，毕竟身体感觉并不能让人得到高分。“评分给人的表现提供 客观的 计量尺度，产生了一种难以动摇的幻觉：可以用准确的计算来衡量价值。”8对于完美数据的追求使得量化自我的评价方式“唯数字论”，身体感觉让位于理性数据，人变成了可计算的人。“高分”所带来的是对“理想自我”的无限趋近，但以数据编织的“理想自我”也许恰恰是“虚假自我”。“评分机制不仅会成为机构对个体之间的规训方式，也会成为个体间相互甚至是自我规训的方式9。”量化自我收集人体数据分析，生成所谓“最优数字进路”，人却被围困在“数字牢笼”中。二、“量化自我”异化的原因处于社交媒体时代的量化自我已演化为可分享的社交话题，对外呈现的量化自我将把个体带入被规训的监狱，在自我的与他人的双重凝视下逐渐丧失身份认同；资本的入侵加速了量化自我的异化，资本所编织的谎言转移了用户本应关注的焦点，而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被掩盖。（一）自我规训：凝视下的规则内化Web2.0时代下的量化自我脱离了个体的孤芳自赏，人们通过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一系列的“数字集合体”收集数据上传云端进行分析，同时也作为社交货币分享到各大社交平台。戈夫曼提出的“拟剧理论”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作表演的舞台，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管理。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用户可以自主选择网名头像等要素，在互联网上由于非语言线索的缺失，而拥有对如何呈现自身形象更大的控制权。正如霍根所言，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更像是自我展演，社交媒体平台作为展厅，而用户作为“策展人”展现自身10。量化自我被中介为一种对外表达的媒介工具或媒介符号，其优秀的量化数据表明展演者生活规律、热爱运动，其作为符号内容更深层次地赋予展演者“可信赖”“积极向上”等的美好品质。这为量化自我的实践者营造人设的同时也就通过低廉的成本赢得了社会资本。在将自身数据外化的过程中，实践者也就将自身置于凝视之下。凝结了萨特、拉康和福柯的思想结晶的“凝视理论”体现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之间的张力，观看者通过“看”来确立权力，被观看者体会到“凝视”的压力，通过内化观看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社交时代下的凝视隐匿着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凝视，“包含着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11一方面，通过量化自我营造出来的完美人设成了拉康的镜子，实践者透过这面镜子产生对自我的认同，正如婴儿看镜子一般的心态期待自己的新生。另一方面，量化自我展现的形象也在“他者”的凝视中，实践者感受到他人通过“看”这一动作施加的“压力”，因而不断地审视与修正自身。在这一过程中，量化自我的实践者内化他人的价值标准，自我由此被“规训”。量化自我希望寻求“最好的自己”，来自社会的、他人的、自身的驱动力逐渐使量化自我染上功利性的色彩。量化自我的出发点不再是自己，而是他人的期待。因此，与其说量化自我的身体行为，不如说量化他人的期待。（二）被掩盖的真相：“自律人生”带来幸福生活“数字资本主义借助智能数字技术形成了管控主体的全新数字生命政治，算法治理 与 量化自我 正是其治理策略的现实体现12。”2015年面向市场的keep运动社交App，为人们在量化自我运动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其口号“自律给我自由”曾激起广大用户运动的热情。自律是否真的能带来自由还有待推敲，然而“keep”却凭借此收割了大量流量。许彤彤与邓建国在分析keep时揭示其三个隐含命题，瘦=自律，则胖=不自律；瘦=健康，则胖=不健康；瘦=正常，则胖=非常态，可见围绕其中的核心理念是胖与瘦的对立。此外该研究还总结出keep所谓的“个性化运动”背后隐藏“统一标准”的逻辑，即使用户能个性化定制运动模式，但“时长、次数的累加才真正具备影响力，用户的个性化表现则被排除其外13。”因此“自律”与“自由”成为资本包装的话语，为用户构建起一套“幸福生活”的话术。工作带来的伤痛、焦虑与迷茫，生存的压力与困境都可以归因于个体，“不自律”所带来的后果可以通过量化自我进行数据分析而寻找提高生产力的方法。如此，资本话语被赋予了合法性，真正产生压制性力量的更广泛与隐蔽的权力被掩盖。人类关于身体的焦虑始终存在，在哺育市场消费主义壮大的同时，也使得这种焦虑陷入封闭的死循环。在数字资本主义打造的“幸福生活”蓝图中，资本的力量利用用户身体焦虑，促逼用户遵从统一的数字标准的真相被掩盖，也正因如此人们心甘情愿地“催逼自我向资本理性规定的 理想生命图景 不断靠近，最终生命彻底物化14。”“量化自我”异化为伯格曼口中的“装置”，量化自我的手段与目的相互割裂，那些被用来参考的数据成为执着的教条，对于“达到标准”的狂热违背其初衷。伯格曼认为“装置”最大的特点在于取消了人们对具体情景的参与，而量化自我看似条理清晰地记录人的不同的数据，但最终的目标依然是抹平人的个性与差异性，形成统一标准的流水线上“商品”15。（三）数字确定性：可掌控的假象如今生活在现代的人或许都有同感：要处理的事物变得越来越多，时间的长度变得越来越短，生活的步调在不断加快，我们进入了罗萨所言的加速社会。时空结构的变化引起社会的变化，在罗萨的加速理论中，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与生活节奏加速共同构成一个循环使整个社会呈现加速的态势。最终引起空间、物、行动、时间和自我的异化。“所知觉到的世界时间与个人的生命时间，在现代社会已经产生了极大张力。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步调的加速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16而通过有条理、清晰地记录个体数据的量化自我成了人们应对加速社会的策略之一。量化身体保障身体机能，量化运动提高行动效率，量化社交积累社会资本，这其中所有量化的底层逻辑都为量化时间所驱动，以重要性为各事项分配时间，甚至将睡眠等生理性需求一同纳入了时间管理策略。“社会加速的推动力主要就是竞争逻辑”，17人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竞争”，人们害怕在高速社会原地踏步，“不变即是落后”，对于原地踏步的恐惧催生人们希望全方位掌控自身的迫切。这种迫切更多的来源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