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与“献金”_战后上海市教育局的“尊师”困境_魏晓锴.pdf

人文论坛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3 期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29 No.3 2023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3.04.02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魏晓锴.“尊师”与“献金”:战后上海市教育局的“尊师”困境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140-151.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3.04.002.Citation Format:WEI Xiaokai.Respect teachers and contributions:Shanghai Education Bureaus“respect teachers”predicament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3):140-151.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3.04.00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战后上海摊贩问题研究(19451949)”(22FZSB057)作者简介:魏晓锴,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Email:weixiaokai 。“尊师”与“献金”:战后上海市教育局的“尊师”困境魏晓锴(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摘要: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情况尤为严重,物价指数与工资严重脱节,公教人员大受影响,引发市立中学教师怠教。以市校教师怠教事件为契机,上海市教育局发起成立尊师运动委员会,“尊师”运动开始发轫。运动开展后,上海市教育局与尊师运动委员会互相配合,教育局以“尊师金”担保贷款并发起募捐,尊师运动委员会以“尊师”为号召广泛发动义募,成为当时舆论焦点。市政当局不遗余力,明星名人上阵义募,万名学生沿街劝募,尊师募捐掀起高潮。政府主导的“义募”带动了社会自发的“自募”,“募”的热情大大激发,而“捐”的热情却难升华。募捐本应出于自愿,在尊师运动中,屡屡出现学校借尊师之名强令学生家长“献金”之事。随着以“尊师”为名之“献金”由私校扩展到市校,“尊师金”变为了上海各中小学常规性的征收款项。“尊师金”变“捐”为“收”,由自觉性募捐成为公开性收费,尊师运动发生“变奏”。为改善和提高教师待遇,借着尊师运动这股东风,上海市教育局决定由市立学校公开向学生家长征收“尊师金”。教育局出台公开征收尊师金政策,遭到家长和舆论的强烈反对,仅仅一月即在市参议会议决下停征。捐款分配矛盾重重,强制“献金”不再重开。市政当局陷入既要提高教师待遇又难以突破财政困局,既想改善教师生活又无法强制献金的双重困境中。关键词:战后;上海市教育局;尊师运动;尊师献金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3)03-0140-12尊敬师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将“尊师”作为一场“运动”,则始于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1942 年 8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会同宣传部、三青团中央团部、社会部联合发布“尊师运动宣传办法大纲”15 条,电各省市党部、支团部、省市政府执行,其中规定:“各省市教育厅局应会同当地党部及有魏晓锴“尊师”与“献金”:战后上海市教育局的“尊师”困境关机关或团体,并转饬各地方政府会同当地党部及有关机关或团体组织尊师运动委员会,主持尊师运动宣传事宜。”不仅发动社会各界通过放电影、招待会等形式进行尊师,而且应请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切实提高教师待遇。但在战时状态下,这一运动并未形成全国性的影响。抗战胜利后,国内经济形势严峻,教师生活每况愈下,作为全国教育重镇的上海,为改善教师待遇,上海市教育局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尊师运动”,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一股“尊师”浪潮。关于这一事件,目前学界关注较为有限。笔者在查阅原始档案基础上,结合其他史料,尝试对战后上海当局“尊师”复杂面相进行考察,以期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一、“怠教”触动“尊师”:上海市教育局发起“尊师”运动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情况更为严重。1945 年 9月上海物价指数为 34 598.7,至 1949 年 5 月已达 1 212 200 000,在短短的三年零九个月中指数上涨35 036 倍,为日寇统治时期上涨的6.4 倍1。指数与工资脱节,公教人员大受影响,尤以教师最为清苦。教师的待遇抵不上车夫和小贩,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叹惜:“同样为人带孩子,生活不如老妈子。”2在生活逼迫下,教师们有去踏三轮车的,有去摆书摊的。1946 年 3 月,大学教授月收入 6.8万元,而大米每担 2.6 万元,一家三五口难以维持其生计;中学教师月薪 3 万至 4 万元,更是困苦不堪3。这种情况下,上海市中学教师反应最为强烈,他们推派代表向市教育局请愿,要求按生活指数调整待遇,可是却常常遭受冷遇。1946 年 3 月 22 日,全市中学教师发表“怠教宣言”,“我上海市立中等学校教职员前以物价狂涨生活煎迫请求市政当局调整待遇以维现状,时逾两旬呈文搁而不批,呼吁置若罔闻”,实行全面怠教。同年 3 月 23 日,全市大学教授会“向各界呼吁”,“比不上牛奶公司扫牛粪的,比不上电车上卖票的,比不上国家银行的茶房,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可怜的悲剧”4!市立学校教师的怠教事件,对上海市政当局触动很大。事件最终以政府答应提供 16 万元的紧急津贴获得解决,但却成为战后上海尊师运动的肇端。1946 年 3 月 24 日,市长钱大钧在市政府纪念周时报告称此“诚为本市之不幸,亦本市之耻辱”。在钱市长看来,“各教师竟不能以身作则,贸然采取此种行动,实使学生蒙受不良之影响”。报告同时指出,各教师生活清苦诚为事实,但公教人员待遇国家自有规定,决不能独树一帜5。发起尊师运动,既可以筹集一笔经费补助教师生活,又可避免刺激其他公务人员要求增加待遇而受影响。市政当局的决策,从 1946 年 4 月 2 日上海市教育局的报告亦略见端倪,“最近教师因待遇而发生罢教事件,现幸获解决,并特发起尊师献金运动以答酬教员重任”6。怠教事件发生后,尊师运动提上日程。上海市教育局作为主管机关,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者。141教育部关于提倡尊师重道问题与国民党中宣传三青团中央的来往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6829)。在党史与革命史论域,抗战胜利后这场由上海市教育局发起的尊师运动被称为“法统的尊师运动”,并将其视为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生开展合法斗争的阵地之一,纳入战后上海学生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共青团上海市委编著19451949 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43-46 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 年版第42-46 页)。另,张秀丽等从慈善义演的角度进行了叙述,认为运动从1946 年3 月 21 日开始至6 月 30 日结束(抗战胜利后上海尊师运动述论,城市史研究,2019 年第 2 期 227-242 页),但尊师运动委员会一直持续到 1947 年 3 月,“尊师”有着更为复杂的面相,这一线索贯穿于整个战后。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3 期 1946 年 3 月 23 日,教育局召开尊师运动会议,呼吁各校教师复教。事件解决后,1946 年 4 月初,由上海市教育局牵头,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上海市尊师运动委员会”成立,战后上海尊师运动正式拉开序幕。尊师运动委员会由教育局副局长李熙谋担任总干事,包括常务委员 35 人,委员 115 人。委员会阵容强大,几乎囊括了政军工商学卫机关团体人士,其中政治家 10 人,教育家 5 人,银行家 10人,工商事业家 113 人,其他 12 人。档案显示,上海市尊师运动委员会执行委员由教育局局长顾毓琇领衔,包括奚玉书、徐寄廎、潘公展、杜月笙、王晓籁、吴绍澍。1946 年 4 月 6 日,委员会发表“敬告家长书”,呼吁全市学生家长及社会热心人士共襄盛举。1946 年 4 月 10 日,委员会又发表“告各界书”,从“告家长”到“告各界”,进一步明确运动目的,“我们很期望政府当局积极地改善教师的待遇保障他们的生活,但我们也应体察在长期抗战之后政府有财政上的种种困难不可立即对于教师的待遇予以适当的调整,在这个青黄不接期间,我们发动尊师运动,希望各界人士咸本儿童第一,教师为先的信心热烈参加,踊跃献金,使运动得以顺利展开”7。从发表的宣言和之后的行动来看,上海尊师运动委员会筹募对象主要是学生家长和工商界人士。在告家长书中,委员会明确了募捐的数额及捐款的办法。劝募以国币20 亿元为目标,献金数目分为 1 万元、2 万元、5 万元、10 万元四种;多多益善、清寒不拘;捐款交子弟肄业学校当局,随取收据为凭。尽管尊师运动声势浩大,然一时应者寥寥。诚如运动委员会所言,“万万之钜数,非一时所能立致,爰又尚请各界巨子捐助物资义卖”,上海“报业巨子”冯有真首先响应,慨捐上海中央日报200 万份计 2 亿元。作为尊师运动委员会委员,上海“地产大王”房地产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马少荃捐款 100 万元。作为运动发起者,上海市教育局开始时也作了考虑。怠教刚获解决,教师嗷嗷待哺,而募捐数额巨大,应者有先有后,捐款有多有少,一时难以完成。因此,在尊师运动委员会发布告家长和告各界书的同时,致函上海市银行请其协助担任代收捐款工作。不仅如此,在运动开展后,教育局以尊师金捐款作为担保,先后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市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汇局,以及上海银行等 7 家商业银行接洽成立借款,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市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汇局各借 2 500 万元,上海、浙江兴业、浙江实业、新华、金城、大陆、国华等 7家银行各借 1 500 万元,商承上海市银行办理一切借款收付手续,借款总计 2.55 亿元。二、从“义募”到“自募”:尊师募捐掀起浪潮作为战后上海尊师运动的发起者,上海市教育局扮演了重要角色。尊师运动委员会成立后,迅241上海市尊师运动委员会聘马少荃为委员及募捐文件(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纺织系统各厂全宗汇集档案,Q199-37-42);晦安尊师运动中的“排炮”委员(万象第 3 期,1946 年 4 月 30 日,第 3 页)。上海市教育局关于为尊师运动筹募基金之材料(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教育局档案,Q235-2-163)。震旦大学关于上海市尊师运动委员会等文件(上海市档案馆藏震旦大学档案,Q244-1-252)。上海市尊师运动委员会聘马少荃为委员及募捐文件(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纺织系统各厂全宗汇集档案,Q199-37-42)。上海市尊师运动委员会为捐款办法事致上海市银行函,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银行档案,Q61-1-503。上海市政府会计处关于尊师献金运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政府会计处档案,Q124-1-5210)。魏晓锴“尊师”与“献金”:战后上海市教育局的“尊师”困境速走向前台,成为运动的组织者。上海市尊师运动委员会积极与各方沟通,致力于尊师募捐事宜。市教育局则退居幕后,与市银行接洽贷款,解决市校教师的燃眉之急。尊师运动委员会与上海市教育局互相配合,尊师募捐与贷款救急一明一暗,并行不悖。对于这场运动,市政当局可谓高度重视。教育局局长顾毓琇领衔上海市尊师运动委员会执行委员,副局长李熙谋则亲自挂帅担任委员会总干事,成为实际负责人。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亦不遗余力,为响应尊师运动举办足球赛,全程参与,选择球场并为义球题字,总计义赛门券收入约 690 万元8。为扩大影响,上海市尊师运动委员会委托全市各同业公会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