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海洋文化时，总有人爱议论中西，但往往仅从观念的角度奢谈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形成所谓“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的分野乃至对立，且分出高下。这种观点忽略了“物质基础”方面的差异。其实，只要摊开地图，就会发现：作为古代欧洲、北非、西亚文明发祥地的地中海，堪称欧亚非众民族、国家的“内湖”，是被大陆包裹着的海域，其往来之易，商贸、战争、文化交流之频密，显而易见。中华先民的“主战场”则是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广大内陆，而沿海民众面对的海域直通太平洋，要较地中海浩瀚、凶险许多，特别是在文明早期。近来流行一个词“形塑”。确实，地理形状的差异，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东西文化的差异。当我们的《诗经》歌颂公刘、古公亶父、周文王等在浩浩周原上迁徙、开拓、发展的历史之时，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在歌咏地中海地区的海战以及海外游子的归来。但我们也要看到异中之同，无论是早期中华文明，还是以希腊、罗马、希伯来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都有着“吞吐江海”的气魄。也可以说，尽管华夏文明的源头较少与海洋的关联，但同样拥有“星辰大海”。所谓“东海西海，其心攸同”。春秋以降，中华文明海洋气象日益彰显。庄子的鲲鹏就有磅礴的大海之力——“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有这等气魄的民族，在面对大海之时，可想而知，绝不会内敛，更不会退缩。事实上，从管仲重鱼盐之利，到秦皇的徐福东渡，再到南越王拓展海洋贸易、汉武帝经略南海，中华民族迈向海洋的步伐从未停止。内陆“肉眼可见”的海南岛，在汉武帝时代正式归入中华版图，也就顺理成章，这也开启了这片岛屿与海洋文化更多的连接。此后，无论是凭藉更路簿在浩瀚南海“耕海”的潭门等地渔民，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上辛勤奔波的商贾水手，或是著述里反复提及海洋经济的海南大儒丘濬，及至作为下南洋的三大主力（另两大主力来自福建、广东）之一的琼籍华侨，还有哩哩美渔歌、疍家咸水谣等做文化载体……海南，都是中国海洋文化风口浪尖上的排头兵。有些方面，例如长于远海作业、富有冒险精神的潭门港渔民，为我华夏版图，立下赫赫战功，彪炳史册！特别是考虑到中华文明在清朝，由于种种原因，由明代以前的陆海一视同仁（起码主观上不轻视海洋或防范“海上势力”，也必须指出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