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我国中心城市能级提升研究_金东.pdf

第44卷 第2期 城 市 学 刊 Vol.44 No.2 2023年3月 JOURNAL OF URBAN STUDIES Mar.2023 空间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我国中心城市能级提升研究 金 东（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城市与生态文明研究所，郑州 451464）摘 要：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心城市需要通过自身能级的不断提升，更好地引领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将城市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系统论述了中心城市的生成机制、总体图景和历史作用。空间政治经济学虽然侧重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问题，但其在城市分工、要素流动、空间正义等方面的主张，为推动我国中心城市能级提升提供了有益启示。从空间实践的角度看，既要充分发挥空间生产引致的资本增值和价值创造效应，也要注意防范城市空间生产异化和资本过度积累问题，要通过经济能级、开放能级、创新能级、治理能级、生态能级的全面提升，有效提高各类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关键词：中心城市；城市能级；空间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 29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2096-059X.2023.02.008 文章编号：2096-059X(2023)02005907 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的争论，但经济和人口日益向大城市和城市群集中却是不争的事实。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以及省级副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等不同类型的中心城市，积聚着大量的人口和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毋庸置疑的中坚力量。城市并非独立的个体，地理位置相邻的城市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之下总是要围绕中心城市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空间秩序和城市体系。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开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提高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强化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增强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提高其综合竞争力和对外部的影响力、辐射力，充分发挥其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与动力源作用，将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努力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系列文本中，空间虽然不是最为核心的概念，但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马克思恩格斯就空间经济结构提出的诸多富有洞察力的见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亨利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大卫哈维等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空间问题导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研究当中，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逐渐得以形成和确立。在空间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空间不单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历史变迁的场所，其本身也进入生产领域，成为社会生产力序列的一部分。中心城市具有鲜明的空间特质，对内而言是各类要素资源在特定空间聚集的载体，对外而言则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居于核心枢纽地位、拥有多重主导功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高能级空间。考察中心城市的能级提升问题显然离不开来自空间视角的审视。我国中心城市能级提升不是简单的增长效率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统筹推进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复杂系统工程。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突破客观的物质空间限制，涵括了隐藏在物质层面下的社会关系。因此，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探寻中心城市能级提升的空间逻辑与推进路径是相当必要和有益的。一、空间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中心城市 城市是空间政治经济学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系统建构专门的城市理论体系，收稿日期：2022-05-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GL250）；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1BJJ050）作者简介：金东（1984），男，安徽颍上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城 市 学 刊 2023年第2期 60 其城市思想散见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献之中，但这些看似杂乱的思想并非孤立无序，而是服从于唯物史观下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整体理论逻辑。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将城市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强调要“从关注空间中的事物转移到关注空间的生产”，把城市理解为“基本生产条件的空间集结体，劳动力集中和流动的市场，特定区域内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聚集体”。1在这种语境中，中心城市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得到持续形塑和强化。（一）中心城市的生成机制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2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城市虽然一度成为公社或国家的政治、宗教生活的中心，却并未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取得主导地位，其经济基础仍然植根于农村。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经济在意大利等地逐渐繁荣起来，中心城市的雏形开始显现。列斐伏尔发现，“在 14 世纪，人们相信只要在中心之地周围建立市场和商店、通道和长廊就可以吸引商人和买家。”3热那亚、威尼斯等城市在文艺复兴时期成长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不过直到发生工业革命之后，在现代工业的推动之下，城乡之间的关系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换句话说，正是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资产阶级的形成，才正式开启了城市化进程，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城市。本文所指称的中心城市，也是在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生产”出的现代城市的范畴之内。随着人类社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业生产成功摆脱了地点的约束，为了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工人、生产资料、交通运输、市场交易等都在向城市集聚。恩格斯就观察到，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庞大的用工需求，再加上有吸引力的用工薪酬，“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有大量的爱尔兰人迁移到英格兰，“他们几乎全都奔向工业区，特别是大城市”。4由于“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料、享乐和需求的集中”，5城市空间得以迅速扩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代的大工业城市”成功代替了“自然形成的城市”。恩格斯甚至大胆地假设，如果疯狂的工业资本竞赛能够继续一百年，“那么，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4301各城市之间在一定区域内则形成了“中心外围”的空间布局。恩格斯发现，英国棉纺织业“好像用魔杖一挥，创造了居民共达 70 万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同时其附近的小城市也随之发展起来，如“波尔顿（60 000 居民）、罗契得尔（75 000 居民）、奥尔丹（50 000 居民）、普累斯顿（60 000 居民）、埃士顿和斯泰里布雷芝（共40 000 居民）以及一系列的其他工厂城市”。4288相反，在 16 世纪初期的德国，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还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中心城市的发育并不成熟。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在德国境内，只是在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才有文明可言。就是这几个中心的利益也极为分歧，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之点。没有一个城市像英国的伦敦一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6（二）中心城市的总体图景 现代中心城市是由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市民和逐利而生的资本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集合，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和载体。因而，经典作家并不吝于表达对中心城市的赞美。在恩格斯看来，曼彻斯特毫无疑问是英国重要的中心城市，“曼彻斯特的交易所是英国工业生活中的一切波动的寒暑表；曼彻斯特的现代化的生产已达到了完善的地步”。4322恩格斯还对伦敦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予以充分肯定，认为集聚而来的大量人口“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太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之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4303对于法国最主要的中心城市巴黎，恩格斯更是对其枢纽性地位大为称赞，认为“像巴黎这样一个首都，不仅有良好的商业组织可随时供应粮食，而且是广大地区的农产品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只有法国才有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真的是世界的心脏和头脑。”7 同时还要看到，生成于资本逻辑之下的现代城市，城市空间带有明显的资本属性，这一属性一旦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空间的异化。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刻揭露：“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 金 东：空间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我国中心城市能级提升研究 第 44 卷 61 居住状况就越悲惨。”8城市空间非正义现象在中心城市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马克思看来，伦敦虽然有着繁华的外表，然而“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合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9恩格斯更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城市空间的阶层分化有着大量而形象的描述，认为城市最好的空间总是被富有阶层所占据，而贫困阶层则被分割在最坏的空间，那里充斥着贫穷、饥饿、疾病、肮脏和杂乱。城市的空间异化不仅表现为阶层的隔离和分化，也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4380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城市空间异化的思想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进一步回应和发展。哈维就认为，空间边界不断扩展的大都市虽然拥有无数令人目眩的城市景观，然而在“长期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大都会世界”“财富发生了转移，不是进一步向排斥穷人、下层人和边缘人的城市远郊转移，就是把它自己封闭在高墙后，在郊区的私托邦（privatopias）和城市的门控社区内”。10对中心城市而言，空间生产的异化不仅包括城市内部空间的不平衡，也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秩序紧张。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是通过对空间加以征服和整合来维持的，城市变成权力的中心和巨额利益的中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关系尖锐对立。在他看来，在巴黎周边的中小城市就是“从属性的、被等级化的空间”“这些空间同时被巴黎统治着、剥削着。帝国主义的法国丧失了它的殖民地，却又建立起了一种内部的新殖民主义”。11（三）中心城市的历史作用 现代城市从物质和社会层面同时改变着整个社会的面貌。一方面，城市本身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恩格斯认为，250 万人聚集在伦敦，“使这 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 100 倍”。他还以曼彻斯特附近的小城奥尔德姆为例指出，“仅在这一个城市里，从 1872 年到 1875 年的 4 年当中，单单纺 32 支纱的纱锭，就从 250 万增加到 500 万，就是说，在英国一个中等城市纺一种纱的纱锭数就达到了整个德国（包括阿尔萨斯）的棉纺织工业所拥有的纱锭总数。”12不仅如此，城市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乡村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13另一方面，现代城市彻底扬弃了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凡是机器大工业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存在于帮工与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所代替，在大城市和“真正的工厂手工业城市”，宗法关系的色彩“在最初阶段就几乎完全消失了。”564 现代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主要归因于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城市所具有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便利的交通、丰富的劳动力、完善的产业链条和庞大的市场使得中心城市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尽管如此，由于城市的空间异化问题，对于中心城市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乏批判之声。恩格斯本人就曾说过，“大城市的毁灭，肯定是会实现的”。12但我们对此要进行辩证理解。一方面，恩格斯做此论断主要着眼于否定大城市所承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非直接否定大城市本身；另一方面，恩格斯提出这一说法的同时特意强调“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期间“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来消除大城市留下的种种“遗产”。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需要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集聚和带动作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虽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生产进行了深刻揭示和批判，但也没有简单否定中心城市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