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孝道在新时代乡村家庭养老中的破与立_雷志佳.pdf

第2 3卷第2期2 0 2 3年6月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 o f J i a n g s uU n i v e r s i t yo fS c i e n c ea n dT e c h n o l o g y(S o c i a lS c i e n c eE d i t i o n)V o l.2 3 N o.2J u n.2 0 2 3传统孝道在新时代乡村家庭养老中的破与立雷志佳,丁成际(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2 3 0 6 0 1)摘 要: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养老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一项重大议题。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发挥好孝道文化对人的道德激励和约束作用。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乡村经济来源结构产生重大变革,家庭成员结构出现重大调整,乡村养老工作衍生出新的时代诉求,传统孝道亟需破旧立新。在当前乡村养老实践中,家庭养老功能失位、家庭主导身份换位、家人孝心孝行错位、传统孝道教育缺位等问题凸显,对此需要更新传统孝道观念,推进文化固本开新,开展新型孝道活动,增强村民孝道观念,以孝道思想为引领和发展养老事业、产业,叠加社会养老模式,形成乡村养老合力。关键词:传统孝道;乡村振兴;新时代;家庭养老中图分类号:C 9 1 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6 7 3-0 4 5 3(2 0 2 3)0 2-0 0 6 2-0 0 0 8收稿日期:2 0 2 2 0 3 1 5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重点课题“家庭孝道的当代现状及其建设研究”(S K 2 0 2 0 A 0 0 4 2);安徽大学重大培育课题“孝道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2 0 2 0WK C 1 0);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峰学科2 0 2 3年度研究生创新课题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MY G F X K 2 0 2 3 Y C A 0 4)作者简介:雷志佳(1 9 9 5),女,山西平遥人,安徽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丁成际(1 9 7 5),男,安徽枞阳人,安徽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道德建设与当代社会思潮研究。习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孝道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一切德行的基础,在乡村养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 0 2 1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 5岁及以上人口突破2亿,达到2 00 5 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 4.2%,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其中,农村6 0岁、6 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分别为2 3.8 1%和1 7.7 2%,比城镇分别高出7.9 9、6.6 1个百分点,这说明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比城市更快、老龄化程度更深2。纵观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人留守成为普遍现象,由此带来的“孝道是否衰落”话题引起学界广泛讨论。有学者认为孝道并未衰落,其在新时代仍具有重要的“乡风治理功能”3,也有学者提到“部分子辈渐渐丢弃了孝道观念,孝道呈现式微的趋势”4。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透析新时代乡村养老的时代诉求,审视传统孝道在新时代乡村养老中的顽瘴痼疾,提出传统孝道在新时代乡村养老中的新发展策略,对于传承孝道文化、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促进乡风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一、转型:传统孝道在新时代乡村养老中的时代诉求 梁漱溟先生指出,“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5。孝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志、文明基因和精神纽带,自古以来在爱老、敬老和养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乡村经济来源结构产生重大变革,家庭成员结构出现重大调整,乡村养老需求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突破传统孝道瓶颈既是解决乡村养老问题的文化需要,也是建设文明乡风的时代诉求。(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乡村养老诉求亟需满足 2 0 1 7年1 0月,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这是基于全方位、多领域、宽层次的发展变化而作DOI:10.16148/32-1743/c.2023.02.004出的准确判断。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乡村养老矛盾转变为老人对晚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乡村养老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使广大乡村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村民在物质上逐步富裕起来,但精神贫困依旧是困扰乡村发展、阻碍乡村振兴进程的一大难题。这在乡村养老工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养老政策的落地实施极大满足了老人养老的物质需求,但囿于乡村公共文化设施落后、老年活动中心运行不畅等因素,导致老人无处活动,偶尔的“文化下乡”演出受众群体主要是青壮年,并不符合老人的精神需求,导致老人无心参与。传统孝道作为乡村养老的文化底色,贯穿于乡村养老全过程,如何将传统孝道融入乡村养老实际,以满足老人对美好晚年生活的向往,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二)经济来源结构产生重大变革,乡村养老文化亟待适应 中国的经济社会大致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化时代。农业时代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一产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来源,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农业时代信息相对闭塞,各种资源主要在内部流通,传统孝道在此经济背景下产生。进入工业时代,自然经济瓦解,第二产业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经济主导,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现今步入信息化时代,第三产业方兴未艾,金融业、服务业、旅游业等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比重逐步增大,中国正经历由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历史转型。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深刻影响了乡村的经济构成,农业经济被逐步边缘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趋势,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强化以城带乡、城乡互促”7,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和商户入驻乡村,在带动村民就业的同时无形中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农业不再是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城乡发展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的现实背景下,“离土出村”“外出务工”成为增加村民收入的主要方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成为普遍现象,如何实现乡村敬老、养老成为困扰当前农村外出务工人群的一大难题。(三)家庭成员结构出现重大转变,乡村养老观念有待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人口政策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 9 4 91 9 5 3)为鼓励生育阶段。基于百废待兴的基本国情,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一论断,加之农村按家庭成员多少分配土地,多生多育、子孙成群成为农村人口常态,这些人口奠定了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基础。第二阶段(1 9 5 41 9 7 7)为提倡节制生育阶段。这一阶段强调“一个不能少,三个多了,两个正好”,以期逐步缓解人口膨胀压力。第三阶段(1 9 7 82 0 0 1)为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阶段。这一阶段要求严格控制生育,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农村虽可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但严禁超计划二胎和多胎。这一举措快速缓解了中国人口膨胀压力,但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到了“十四五”时期,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开始进入7 0岁以上中高龄,“4 2 1”家庭的数量快速增加,中年人压力过大,上有老(甚至两代老人),下有小,家庭养老照护需求快速增长。第四阶段(2 0 0 2至今)为逐渐放开计划生育阶段。该阶段政策愈发宽松,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政府甚至制定一系列福利政策鼓励人们生育。但巨大的生活压力让人们不愿多生、不敢多生。这一现状已经成为中国缓解人口老龄化、保持人口正增长的新难题。中国人口政策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了农村家庭成员结构的转换,过去“儿女围着老人转”,如今“老人围着儿女转”,由于家中孩子少,所有人都视之为宝,家人将注意力过度放在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问题上,为此农村中青年不惜举家搬迁,只留下老人独守空巢,“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孝道一定程度上已不适应当前乡村实际,老人的精神养老需求被忽视。二、破旧:传统孝道在新时代乡村养老中的困境审视 孝文化是中国养老的思想基础,其孕育于以地域和血缘为关系纽带的广大乡村,长期以来对中国乡村养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传统孝道的部分内容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乡村养老的价值诉求,具体表现在家庭养老功能失位、家庭主导身份换位、家人孝心孝行错位、传统孝道教育缺位等方面。(一)传统孝道中的家庭养老功能失位当前,中国乡村养老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和36第2期 雷志佳等:传统孝道在新时代乡村家庭养老中的破与立社会养老两种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随着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社会养老占比逐年增加,但其受众群体主要为少数贫困老龄人口,通过国家“兜底”,五保户、低保户、无子女赡养等贫困老人的晚年生活才有所保障。受传统孝道文化影响,大多数家庭延续着传统家庭养老习俗,将家庭养老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养老方式,因此家庭养老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反观乡村,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2 0 2 1年中国城镇人口为9 14 2 5万人,占比达到6 4.7 2%,相较于1 9 8 0年增加了7亿多城镇人口,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城乡融合进程加速推进。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白皮书显示,2 0 2 0年青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 1.1%,比1 0年前增加1 5.3个百分点8。一大批农村青年紧跟现代化发展进程,通过创业、打工、升学等方式跳出“农门”,在为城市建设带来大量适龄劳动力的同时加速了乡村人口流动,乡村家庭结构因此变化,传统家庭遭到分化。为了求生存、谋发展,农村中青年往往散居各地,老年人独守空巢望人归,中年人异乡求财盼早回,青年学子外出求学祈团聚,纵有尽孝之意,但囿于生存发展只能退而求其次。究其原因,一方面,第二、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大大压缩了第一产业本应有的发展空间,加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规模化种植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量急剧下降,一大批村民不得不“离土出村”,另谋生路;另一方面,城市文化深深吸引了广大农村青年,他们的独立意识、自我发展意识强烈,渴望摆脱“农民工”“乡巴佬”标签,一心想跻身于大城市,对传统孝道、乡村文化无感、无兴趣。因此,“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孝道思想已然不符合当前乡村养老实际,期冀年轻人突破时空的客观限制回到乡村靠传承孝道来解决养老、敬老问题显然不太切合实际。(二)传统孝道中的家庭主导身份换位从文化传承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前喻社会、并喻社会、后喻社会三个时代,家庭主导的身份地位也随之发生重大调整。前喻社会发生在农业文明时期,因乡村地理位置相对闭塞、流动性差、经济发展滞后等特点,乡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农业经济为主,严格遵循着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化传统,因此老人往往以丰富的农作经验、观天象而知人事的生活智慧成为家中最博学的人,他们的经验知识以传承式方式代代相传,长辈在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父权家长制的传统孝道思想由此形成。长者作为家族的核心,对家中大小事享有绝对领导权,家族严格遵循长尊幼卑的孝道礼仪,这对维护家庭团结和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喻社会发生在工业文明时代,基于工业发展、机器生产等原因,乡村原有的小农经济模式被逐渐动摇,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断裂使得原本承担着文化传承重任的老年人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新的环境,而晚辈也因失去了效仿对象而导致他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学习榜样。并喻文化传递模式由此产生。一方面,晚辈接受新事物时依旧把能否得到长辈认可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依然受前喻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老一代的经验已无法完全作用于新的社会文化,晚辈倾向于向同龄人学习以适应新的环境,这为转向后喻社会提供了可能性。在并喻社会,以“家长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家庭模式开始趋向平等化。后喻社会发生在信息时代,特别是在智能时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人们追求个人独立、人格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当前时代科学技术飞速进步,智能产品普及,年轻人能够凭借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