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模范族裔”成为“崛起的...——美国华人题材纪录片研究_赵谦.pdf

134纪录片研究DOCUMENTARY STUDY自 1840年起，始有华人移民至美国，如同漂洋过海的种子，在异国土地上艰难扎根、竭力生长。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限制华人劳工发展，在里克 伯恩斯（Ric Burns）和虞丽幸（Li-Shin Yu）导演的纪录片 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2017）中，在美华人遭受的不公对待被严谨而详尽地展示。多少年过去，华人形象从被隐匿、被丑化、被否认到逐渐获得认同，被正视、被接受、甚至得到赞许，史蒂文 博格纳尔（Steven Bognar）、朱莉娅 赖克特（Julia Reichert）执导的 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2019）以理性、柔和的视角看待百年后的中美劳资关系对位。近两百年的华人移民史，跌宕起伏。通过大量纪录影像，尤其几部杰出作品，人们看到，美国华人试图为自身正名，试图打破种族叙事，构建积极的自身形象，最终讲述在世界范围内华人生根、成长、融合发展的正面故事。一、移民视角与关切华人的创作群体以某类群体为题材的纪录片，其创作者大多是与赵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在此感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 2020级硕士研究生张柳对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当“模范族裔”成为“崛起的精英”*美国华人题材纪录片研究文 赵谦/Text/Zhao Qian 提要：美国华人题材纪录片以在美华人的生存境遇为创作蓝本，聚焦于美国华人的移民史、移民经历或重要事件，旨在展现杰出华人，记述他们的奋斗，并彰显他们为了提升华人地位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在美华人早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生存艰难，后逐渐融入美国社会，进而谋求社会地位的提升。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对外开放的程度加深、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在美华人的崛起和人文、经济关系的变化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其中也折射出社会学、法律、经济与文化等诸多议题。这些重要的讨论角度，都在美国华人题材纪录片中有所展现。关键词：华人题材纪录片 美国华人 形象建构这个群体有密切的联系，或者本身就是该群体的一员，华人纪录片不外如是。华人纪录片导演始终对华人移民、华裔投以热忱的关注，比如网飞（Netflix）出品的 找寻（Found，2021）中，被领养的女生之一克洛伊（Chloe）是该片导演阿曼达 丽皮兹的侄女，滑板少年（Minding the Gap，2018）导演刘冰作为片中滑板“铁三角”之一，拍摄自己成长的社区，也对母亲的经历所呈现出的华裔问题有所涉及。这种关联，也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华人纪录片的基调，即充满了人文关怀和丰沛的情感。美籍华裔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首先是华人移民导演。早年华人拍摄的纪录片较少，最近几十年数量增加较快。从 1980年到 2020年间，15位华人导演制作院线纪录片共 88部（见附录）。这其中，有 8位导演在中国出生，后来移民至美国；还有 7位导演是移民后代，在美国成长。他们这近百部纪录片作品中，半数以上关注在美华人境遇与中国社会变迁，可以说，这种生活经历让他们对母国与在美华裔都充满了共情与关注。When“Model Ethnicity”Becomes“Rising Elite”-A Study of Chinese American Documentaries 1352023年第7期图 1.19802020年美籍华裔导演纪录片制作数量图 2.19802020年美籍华裔导演纪录片制作数量（以五年为周期）百年以来，在美籍华人的表述中，新中国成立和香港回归是他们最为自豪的两件大事，对身在异国的他们影响很大；此外，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让海外华人的自豪感达到新的高度。比照表 2中显示的，若将作品创作时间进行统计，不难发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和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华裔导演的创作数量都有明显飞跃。杨紫烨导演的 风雨故园（Citizen Hong Kong，1999）中，她与五位香港年轻人用摄影机记录下了回归前后处于转型中的香港。影片完成后在美国纽约、旧金山等城市展映，让一些老华侨感动不已。2008年奥运前后，更多纪录片从体育题材突破文化藩篱，尤其以独特的中国功夫吸引观众，如陈玫君导演的 走进少林寺（Kung Fu Secrets，2009）中描绘了功夫背后的故事，以及其在时代变迁下为了坚守本心的苦苦执著；还有以中国功夫为创作蓝本的 少林尤利西斯：武僧在美国（Shaolin Ulysses:Kungfu Monks in America，2003）和 黑人功夫（The Black Kung Fu Experience，2012）。有些聚焦在传统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影响，比如陈玫君创作的 梅兰芳的世界（The Worlds of Mei Lanfang，2000）、南管女子（Woman of the Southern Wind，2007），弗瑞达 李 莫克（Freida Lee Mock）导演的 唱响中国（Sing!China!，2009）作为其前作纪录短片 唱（Sing！，2001）的续集，仍然聚焦于洛杉矶儿童合唱团，讲述了该合唱团在北京奥运会前一个月受邀到中国的音乐之旅。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更多的华裔电影人开始关注中美两国的生活现实，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纪录片的创作。纵观华人在美国的历史，大致经历了来到美国、成为美国人与逐渐崛起三个阶段，可以通过颇具代表性的纪录片作品，看清那个时代，以及华人在其中的位置。二、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重构被遮蔽的叙事世间所有歧视皆自不平等始，后又经过社会约定俗成演变为惯例，终将刻板印象强加于某个群体，从此隐形烙印难以消除。在曾经旷日持久的华裔非难中，“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流毒最深。这项臭名昭著的法案在 1882年由美国国会通过，1943年废除，最终在 2012年，美国国会为此正式道歉。130年的时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算太长，但对于每一位在异国生存挣扎的华人来说，都是一生无法企及的长度。一些纪录片承担了展现华人早期历史的责任，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在 2019年出品了翔实、全面的电视纪录片 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华人命运在其中占到 1/3的篇幅；比尔 莫耶斯（Bill Moyers）成为美国人：华人的经历（Becoming American:The Chinese Experience，2003）包含的是华人的血泪史；曾奕田（Arthur Dong）的 好莱坞华人（Hollywood Chinese，2007）史料丰富，可称华人在好莱坞的编年史；与之类似的杨紫烨导演的 声光转逝（A Moment in Time，2009）聚焦在华人聚居的旧金山；帕梅拉 汤姆（Pamela Tom）的 黄齐耀（Tyrus，2015）则通过画家个人的视角，对早期华人的命运有所涉及。对此话题深刻而集中的展现，当属排华法案和 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The Six，2020，以下简称 六人）。学者西尔维娅 温特认为，种族歧视之所以是顽疾，根源在于西方社会对于“人”的定义，从地理大136纪录片研究DOCUMENTARY STUDY发现至今几百年间，以白种人为代表的传统西方社会在权力关系变化时始终处于审判者的高位。不信仰上帝的、未接受西方文明的、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都被认为是主流社会之外的人而备受奴役、摧残。达尔文进化论从科学角度定义的“人”，始终被西方价值观加上诸多定语。（1）1840年，华人受“淘金热”吸引最初来到美国，由于与当地人抢夺矿产资源而备受排挤。仅仅二十年后，美国修建太平洋铁路，由于修建难度大，最初招募的爱尔兰人无法完成工作，铁路公司便大量雇佣吃苦耐劳的中国员工（如图 3）。最终，八成员工都是华人，因此移民量大增。然而东、西两条太平洋铁路终于在犹他州接轨时，当时的庆功照（如图 4）却不允许华人入镜。位于圣克拉门托的“加州铁路博物馆”里，直到 2012年，都没有丝毫华工的图像和文字记录。华人在这条铁路上的贡献被湮没。此后，大量华人再度遭受排挤，这成为“排华法案”出炉的直接原因。纪录片 排华法案以大量历史影像、文献为根基，以“法案”确立前后华人移民的事实境遇为叙事线索，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者口述串联，从而构建起严谨的叙事逻辑。图 3.在中太平洋铁路施工的华人劳工（2）图 4.太平洋铁路在犹他的会晤（3）“只是他们的视线和角度让他们产生了错误的判断”，纪录片 六人里，在重演泰坦尼克号的四名中国人被救情形时，导演史蒂文 施万克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早期华人移民，是种族的不同、利益的差异让西方社会对他们产生了错误的判断。华人的贡献潜藏在时间里、遮蔽在阴影中。而施万克团队的调查视角，糅合采访、文献档案、模拟实验来重建事实，从而探寻六个活生生的幸存者的下落。在“排华法案”的社会背景与整体社会意识形态作用下，才有“六人”被污蔑、被掩盖的遭遇，并以“六人”见千千万万华人命运。两部纪录片在创作团队、创作动机上没有重合之处，但都聚焦于早期移民的重大事件。两部纪录片对照观看，更易于见微知著，从零星的历史碎片中拼贴、重构那一代华人移民的形象，描绘了一幅早期华人漂泊奋斗的艰辛图景。除去历史影像，转载的口述也成为重要的叙事线索。亲历者或相关人员的后代，当事人留下的书信、日记等，在描述当时情形的同时，也作为导向，提供线索，引导观众去想象。这一点在 六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幸存者名单让施万克找到方荣山的亲戚，发现了方荣山的诗作以及自述，还有他入关登记等佐证，确定方荣山就是该幸存者，进而拂去蒙尘，揭示那一代华人在异国他乡的挣扎、漂泊。泰坦尼克号的沉船事件是 1912年，此时距“排华法案”确立正好 30年，一代人在此法案的影响下成长，对于华人的态度可想而知。在随后的 1913年，萨克斯 罗默（Sax Rohmer）在悬疑小说 傅满洲博士的秘密中首次创作了傅满洲博士（Dr.Fu Manchu）这个“邪恶天才”的形象，并接连写作了十几部以他为主人公的小说，伴随着文学作品，一系列电影如 神秘的傅满洲（The Mysterious Dr.Fu Manchu，1929）、傅满洲的面具（The Mask of Fu Manchu，1932）一再强化这个狡黠、残暴的形象；1925年，作家厄尔 德尔 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塑造了华人侦探陈查理（Charlie Chan）形象，以他为主人公创作的影片如 陈查理在上海（Charlie Chan in Shanghai，1935）、陈查理在蜡像馆（Charlie Chan at the Wax Museum，1940）等超过 30部，片中陈查理形象也都是相貌丑陋，想法怪异。此二人开启了好莱坞陈腐、邪恶的东方想象。类似作品大量出现，对华人由内而外的丑化、污名化在电影这一新兴媒介的推动下变本加厉。曾奕田的 紫禁城，美利坚（Forbidden City,U.S.A.，1989）回溯了 20世纪 40年代亚裔演员只能从事边缘演出的历史。这些并不彰显华人或亚洲影响力增加，恰恰相反，“好莱坞从来没有把亚洲作为重要的目标市场，而是利用亚洲、亚裔美国人作为种族上的他者，用来冲淡黑人和白人之1372023年第7期间更为直接的种族矛盾”。（4）傅满洲等形象诞生的主要原因，“其一，电影工业时代需要体现出美国社会中存在各种族群矛盾；其二，好莱坞心存打入政治生态圈的现实需求”。（5）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华人的排斥远非一日之寒，在彼时的语境中，华人是失语的，美国社会也准备好了一整套种族叙事来描述。历史影像和口述之外的一个叙事维度是以模拟实验重构历史事实。在 六人中，模拟实验也是重构华人形象、去污名化关键的一环。首先在游戏模拟器中还原他们的逃生路线，华人旅客在发现三等舱出口被堵住的时候往相反方向从入口抵达甲板，这个关键决定让他们较早坐上了救生船；其次，按照原比例重建救生船后，证实了救生船根本没有坐满。最终，以技术主义的方式反驳了中国人“扮女人躲在救生船里”的污蔑之词。模拟实验的结果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