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权利的转移：网络公共领域中平台型媒体的角色_张向宁.pdf

117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25 期）2023年第五期传播权利的转移：网络公共领域中平台型媒体的角色张向宁（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上海 200000）摘 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智能算法的发展让互联网进入了新一轮的革命，社交媒体逐渐扩张为“平台型媒体”，传播权利正在向互联网技术寡头转移。由于其自身的聚合性和多功能性，平台型媒体扮演着多样且复杂的角色，作为新“把关人”、多方资源的整合平台、网络公共领域的载体和巨型跨国跨行业集团，平台型媒体正在逐渐成为控制公共生活和媒介生态的决定性因素。在网络空间生态治理的过程中，它们绝不可能以“技术中立”的态度置身事外，其必须在有效的监督管理下承担与其所拥有的传播权利相匹配的责任与义务。平台型媒体在网络公共领域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将是决定传播权利平衡最终如何演变的关键因素。关键词：公共领域 互联网 平台型媒体每一次传播技术的变革都会伴随着传播渠道和主导权的转移。来自经济和技术的影响永远是新闻业发展路径中所必须面对的博弈对象。在三十多年前，跨国媒体集团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让新闻业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而如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智能算法的发展让互联网进入了新一轮的革命，社交媒体逐渐扩张为“平台型媒体”，新闻业的主导权正在向互联网技术寡头转移。现有的涉及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有的针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批判或修正，倡导对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新理解与再出发1，有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强调政治与意识形态在新闻业中的作用，呼吁新闻业的“再政治化”2，还有的对新型建设性新闻与西方兴起的“干预主义”展开研究3，从新闻生产或新闻行业运营方面寻求较为直接的问题解决方案。但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共通地感受到的是，沿循着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生产这条线的研究正处于一种瓶颈期。单从新闻从业者的视角出发，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消解当前网络空间中的平台型媒体霸权与公众参与生态对新闻业带来的深刻影响。或许，针对网络平台型媒体的角色变迁进行分析研究，能够有助于启发我们探索出一些更具实践性的对策。平台型媒体在当前新闻业的转型中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从事实上来说，各大互联网媒介平台已经深度卷入了新闻媒体行业。无论是从国家监管层面还是从平台的自我审查层面，抑或是行业的规范和共识层面，都应该对平台进行一定的制约和限制，让其担负起与其既有权利相当的责任和义务。而在此之前，则需要对平台型媒体有一个全面且清晰的认识。一、互联网时代传播权利的转移（一）从公共领域到网络公共领域在20世纪末的美国新闻界，美国新闻业日益集中化、垄断化，导致记者不得不更多地依附于资本，在新闻的把关过程中考虑更多的经济因素。同时，传统的报刊媒体不再那么依赖于官方的权威消息，网络新闻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了丑闻的发酵，也给予了突发事件驱动的新闻报道的增长。新闻报道中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互联网进行参与，记者的职业性遭到质疑。新闻的发布跳出了官方或媒体机构的议程框架，把关变得更加艰难。技术使得以往能够掌握较多权威性的电视台新闻和报刊新闻在互联网空间中失去了其以往的地位，传播权利被逐渐从传统媒体记者手中转向跨国媒体集团，再分散到互联网社交平台之中。社交媒体中的新闻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也带来了公共领域中民众舆论的不可控性。4公共领域理论最早是由汉娜阿伦特在人类条件中提出的，后经过尤根 哈贝马斯对此理论的发展性的研究，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被详细阐述而被广泛使用。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描述为一个想象的“空间”，为公共辩论提供自主公开的舞台。“空间”存在于社会的“基础”（个人公民生活的私人领域）和“上层”（政治机构）之间，且在两者之间发生着调停。总的来说，公共领域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和协商的公共空间。在这一公共空间中，公众应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理性和批判精神，且能够通过媒介获取足够的信息以作为理性讨论的前提条件，并能够最终达成某种共识。显然，这一公共领域的存在还需要以外部机构如政府、组织、商业资本对其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进行过强的干涉为前提条件。公共领域的概念具有一定的理想性，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哈贝马斯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除了公共领域中对个体理性过于理想化地设定问题，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功能性原则入侵了信息生产和呈现的“内部逻辑”，对事件的戏剧化、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以及对矛盾的生动两极化加强了民众的利己主义以及一种反政治的情绪。互联网的发明将人类带入了信息科技的时代，而互联网的普遍应用则增强了普通民众的社会参与，并给传统的公共权威造成了强大的冲击。网络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再度分离，为虚拟空间中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5此外，网络空间还降低了公众参与公共领域的门槛，并为其参与者提供了相当广阔的辩论场所。网络公共领域不仅仅具有传统公共领域的核心特征，同时又突破了传统公共领域自身所限的空间范围，将人们的交往实践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转移。Web2.0技术的发展让社交媒体平台等网上交流空间的出现为公共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虚拟空间公共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6网络公共领域由于其前所未有的空间广阔性和沟通效率，赋予了网络空间中各个参与角色更为强大传播力，其不断发展的体量和持续创新的功能也为新闻业的传播权利结构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二）从社交媒体到平台型媒体媒体既是一种交往沟通的工具，又是一双能够通过介入本文微信网页版传媒研究 新媒介研究DOI:10.13556/35-1274/j.2023.05.016东南传播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25 期）118个体的“自我建构”及“群体认同”来影响和塑造个人思想观念的“无形的手”。互联网技术所催生的社交媒体空间，让用户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创建了几无边界的网络公共领域，而平台型媒体的发展则赋予了所有平台用户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更多的资源、工具和渠道，构建了一个越发复杂的网络空间生态系统。乔纳森格里克（JonathanGlick）在2014年的平台型媒体的崛起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平台型媒体”（Platisher）的概念。平台型媒体拥有着媒体编辑的权利和平台的渠道空间，且掌握者制定平台标准、塑造自身平台生态的力量。胡泳将“平台”定义为一种可重新编程的全球性基础设施，其系统化的数据流通和算法逻辑组织力量，能够促进用户之间的个性化互动。7目前来看，平台型媒体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单一性的平台型媒体和综合性的平台型媒体。单一性的平台型媒体聚合的媒介内容比较单一，如资讯信息聚合平台今日头条，而综合性的平台型媒体的功能则较为多样化，其不仅包含了媒介内容的聚合，也包括各种应用的聚合，具有强大的功能性，可能包含社交通讯、信息检索、资讯提供、娱乐游戏、软件工具等多种服务功能。Facebook和微信便是这类平台型媒体的代表。8这种综合性的平台型媒体可以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更加牢牢地掌控了新闻业的传播窗口。如果说社交媒体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渠道，则平台型媒体是在此之上创建的一个开放且整合的生态系统。喻国明认为，在Web3.0时代，通过打造一个良性的开放式平台去重新构建传播生态，这样的内容平台才是符合互联网逻辑的媒体构建。9喻国明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高维媒介”，激活了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传播的全新格局。“个人”被激活之后，媒介生态的重构本质上将是一场革命，平台型媒体的发展将会是未来媒体转型融合发展的主流模式。10平台居于内容生态系统的中央，为生产者提供基础设施和发布渠道，为消费者提供数字市场和虚拟公共社区，全面地浸入人类日常生活的所有结构中。这种变化已经在持续地改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权利结构，也必然会深刻地影响新闻业的“游戏规则”。平台成为网络公共空间生态系统的载体，平台经济体取代了20世纪末的跨国垄断公司，成为世界发展中的“权利掌握者”。这俨然会导致平台型媒体在新闻业中扮演部分重要的“把关人”的角色，并逐渐地扩张其角色范畴。二、网络公共领域中危机的显现从20世纪末跨国媒体集团对信息传播主导权的集中和社交媒体的初步兴起，到持续至今的依然被不断激烈争论的公共新闻（又称“公民新闻”）运动与新闻专业主义问题，再到当前新一轮互联网革命的起始和各类平台型媒体的扩张，新闻业中的传播主导权一直在被激烈地争夺。HowardTumber在2001年时总结的“信息时代下美国新闻界所面临的问题”，放到今天来看，也颇有参考意义。彼时的美国新闻业正处于一个变革和转型的时期。新闻生产、发行和消费的变化引发了关于新闻在公共领域的性质和作用的争论。媒体被认为没有提供或维护他们理应承担的传统责任。而美国的新闻业也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某种形式的危机之中。Tumber指出，信息时代媒体集团的垄断扩张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当时美国新闻界所面临的两大危机。11当前的新闻业同样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传播权利的迁移使得传统媒体必须应对新崛起的平台型媒体对新闻传播生态的重塑；另一方面，互联网为公共讨论提供的开放空间使得网络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愈发难以治理。迈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新闻界又面临着和三十年前相似的转型时期，网络公共领域中也出现了更加复杂化的危机。（一）分化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分化的历史和公共新闻运动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公共新闻运动以199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契机而兴起，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杰伊罗森（JayRosen）第一个提出公共新闻的概念并对这场运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公共新闻”的特点是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组织公众的讨论活动，并促成公共问题的对策研究。20该运动的兴起旨在促进当时社会中美国公民对政治的关注与参与，增强记者的职业专业性，对抗新闻娱乐化的业态趋势。尽管存在着许多争论，但公共新闻的理念至今仍然发挥着一定的积极影响。公共新闻运动与凯瑞（JamesW.Carey）所提倡的民主共和的社群的精神高度一致，也由此受到了其大力推崇。但是与此同时，对于凯瑞所声称的“作为民主的新闻学”的质疑与批评声音也持续不断。21因为有了社群并不是就有了公共生活，并不意味着就有了理想的公共领域。个体在参与到公共领域的广域交流中时，难以摆脱其原有的社会标签和个人化的利益归属。这意味着互联网虽然让“网络社群”更容易形成，但众多的小社群未必就可以形成生态良好的大社群。甘斯（Gans）认为，美国记者们在公民新闻运动中的失败可以部分归结于“民主新闻理论（thejournalistictheoryofdemocracy）”的固有缺点。该理论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新闻工作者的民主角色是向公民提供信息；第二，公民获得的信息越多，他们越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第三，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越多，国家就越民主。显然，这一理想化的理论并不适用于真实公共空间中的复杂情况。首先在信息的提供与获得方面，就导致了理想公共领域形成前提条件的无法达成。传播权利的激烈竞争和网络新闻生产的实时性、碎片化就注定了人们只能接收到不完整的信息，平台型媒体的算法推荐系统和个人对社交圈信息来源的依赖更是会导致个人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吉特林（Gitlin）认为，交互式技术的扩散无疑愈发丰富了公众极性的可能性围绕着永恒的利益组织起来的不同群体的极化发展。信息革命不仅仅是让人们的信息收集能力变强了，它还带来了更多的猜测和争论。网络空间可能扩大了公共领域的空间，降低了公共领域的“准入门槛”，但同时也分散了公共话语的讨论，让公共领域向着虚拟社区中分散的公共领域进行转变。在新型网络媒体生态的背景下，网络公共领域并非一个统一的空间，而是形成了众多的小的社群，各个“圈子”之间的协商与对抗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公共领域生态。而这些对话与活动主要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展开，随着社交媒体向综合性平台型媒体的转型，以及公民对公共讨论参与程度的提高，平台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传统媒体影响力的衰弱如今各种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而把持着复杂的内容网络与人际网络的平台型媒体，由于其具有的广域连接能力和海量资源，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