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式策划与引领式策划_邹晓东.pdf

542023 年第 11 期总第 437 期产 业VIEW ON PUBLISHING【摘 要】充当发表平台与引领学术发展是学术期刊的两项重要功能，其发挥离不开有效的策划。从办刊必然策划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学术期刊的上述两项功能分别对应平台式策划与引领式策划。平台式策划以有容乃大和文优则发为基本特征，但其中并非没有引领，而是内含散点透视式引领。引领式策划是学术期刊与办刊人主观能动性的极大体现，引领式策划绝不应该以打造“一言堂”为指归，而应通过充当焦点透视式的发表平台保持其学术公器本质。平台式策划与引领式策划可以优势互补，只要运用得当，都是学术界需要的正当策划。【关键词】学术期刊；发表平台；引领学术；策划【作者单位】邹晓东，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45-1216/g2.2023.11.010充当发表平台与引领学术发展是学术期刊的两项重要功能，但在办刊理念与实际操作上往往难以同时兼顾。站在充当发表平台的立场上看，追求引领学术发展容易把对稿件的主观印象带入学术期刊的选稿工作中。大多数胸怀引领学术发展抱负的办刊人，则会以古今中外的成功案例为鉴，主张学术期刊不应办成被动受容的公共平台，而是可以通过引领新学术潮流与优秀作者一道成为主动有为的学术史创造者1。这两种观点一直都处于对立状态，且难分高下。我们应如何看待学术期刊充当发表平台与引领学术发展这两项功能呢？本文拟聚焦办刊必然策划、策划中必有引领这一基本事实，结合一些具体的办刊案例，参考充当发表平台与引领学术发展之争的相关论述，提出平台式策划与引领式策划的概念。与“是此非彼”的意气之争不同，本文将较为务实地看待这两种观念，并指出尽管两种策划风格有别，但有效的平台式策划往往内含散点透视式引领，主打引领式策划的学术期刊则堪称焦点透视的平台。换言之，两种策划的构成要素相同，差异在于主辅关系与要素配比。与其让“平台式策划散点透视式引领”与“引领式策划焦点透视的平台”因风格不同而在原则上相互否定，不如让它们优势互补地共同发挥学术期刊充当发表平台与引领学术发展的功能。一、办刊必然策划为深度协调平台论与引领论这两种学术期刊办刊理念，我们先要围绕下述问题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清理出一个地基，那就是办刊能否离得开策划？如果办刊离得开策划，那么“学术期刊作为完全中立的发表平台”的理念就具有现实可行性。如果办刊离不开策划，那么我们便可以从学术策划的角度去审视学术期刊引领学术发展的合理性及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学术期刊是一种发表平台，就此而言，学术期刊本质上也是一种媒介。作为媒介意义上的发表平台，不同的学术期刊存在品牌差异。学术期刊发表文章的目的是使学术成果公之于众、传之久远。学术期刊的品牌效应越低下，上述目的的实现度就越小，小到一定程度，传播效果甚至就可以被忽略。平台式策划与引领式策划文/邹晓东552023 年第 11 期总第 437 期产 业VIEW ON PUBLISHING反之，一本学术期刊的品牌效应越大，其作为发表平台的效能也就越强。处于上升期的学者与各种有抱负的名家，往往希望将自己的代表作放在名刊上发表，以期扩大传播力与影响力。从办刊角度看，有了较为卓越的品牌，一本学术期刊便拥有在“高位”上运行的资质。学术期刊的媒介本质决定了品牌建设是办刊的永恒功课。如何进行品牌建设？除了遵守政治纪律、遵守基本学术道德与遵守学术规范这些刚性要求，最能使学术期刊在品牌上拉开差距的，就是学术策划。一本学术期刊不可能通过平庸的学术策划长期屹立于学术期刊之林。办刊必然策划。每期学术期刊至少都有自己的常规策划，包括本期的栏目设置、目录编排、封面文章等。一期刊物不可能包含本刊的全部常设栏目，必然要有所取舍。待发文库中的重磅文章也不能一次用完，要有细水长流的意识。水平相对平庸的文章更不宜扎堆，好的编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一篇文章放在哪个栏目，同一栏目内的文章如何排序，栏目次序如何排布，都是有讲究的。正如同一组词语可以组成不同的句子，学术期刊对同一批论文和栏目采取不同的分组与编排，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观感。这种观感对作为媒体、承担传播职能的学术刊物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有的学术期刊在目录之外另设封面文章，将本期重要作品的题目与作者名印在当期封面上，有时甚至还会将某一期封面放到报纸、网站上宣示刊物形象。我们切不可因为目录与封面是每期刊物必有的部分，就小看这其中的策划含量。在数据库阅读时代到来之前，栏目设置、目录编排、封面文章所显示的发稿风格，具有潜移默化地指导作者投稿、锁定核心读者群、吸引新读者关注的作用。举例来说，创刊于2002年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2008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并于2011年、2014年、2017年连续入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该刊自2006年开始在哲学板块原本就偏强的基础上，通过持续邀约哲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发文、在目录编排上以哲学为先、在数量上让哲学类文章占整本期刊半壁江山、在封面设计上让哲学类文章长期主导封面等措施进一步强化哲学品牌，以有主有次的学科倾斜特色在高度同质化的高校文科学报中占据优势地位。其持续进入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与相关评委认可其较为强大的哲学板块有很大关系。在如今的数据库阅读时代，学术文章的单篇传播或通过检索引擎按主题、关键词成组传播的模式已经成为业界常态2。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很少接触学术期刊的封面、目录等信息。尽管数据库会提供每一本学术期刊的原版封面及目录链接，但急于检索所需文章的研究者往往无暇浏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栏目设置、目录编排、封面文章等信息失去了价值，相反，这些信息所组成的“大合唱”仍然是学界宏观气候、学科宏观动态、期刊用稿取向最直观的反映。尽管数据库传播模式大大提高了研究者检索文章的效率，但其对栏目设置、目录编排、封面文章等面上信息的遮蔽效应是较为明显的缺陷。针对数据库传播的这一短板，期刊界与学界可以更具针对性地在各个渠道推送每一期封面及目录，阶段性地组织针对封面和目录的相关品评，让这些常规策划所蕴含的宏观信息更好地引起学界反响。选题与主题策划具有很强的实质性，关涉一本期刊的内容品质。一期刊物的封面文章主打什么篇目？栏目设置与目录编排体现什么理念？期与期之间如何呼应？言之有物的办刊宗旨如何有章有法地践行？这些事关刊物风格与办刊传统的问题，全都需要选题与主题策划来回答。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学术策划太过老套，无法适应当下流行的引用率、转载率等量化评刊模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部分期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向量化指标看齐，甚至用各种手段提高引用率与转载率。一方面，轻学术策划而重指标的运作模式可能在短期内得到立竿见影的评价效果，但从学术期刊的品牌建设角度来看，这种方式必然经不起岁月的淘洗，因为学术界从根本上讲不是由外在的指标与僵化的测评机制统治的，位居学术金字塔顶端的学术品位才是学术界的终极示范力量。另一方面，学术期刊量化评价机构同样能够感受到高品质学术示范力量的实在性，故而也会通过增设“有效引用”标准、增设“半衰期”指标、改变不同指标的权重等方式不断调整测算模型，使562023 年第 11 期总第 437 期产 业VIEW ON PUBLISHING量化测评结果与期刊的学术品质更相称。就此而言，高品质的学术策划仍然是办好学术期刊的王道。二、平台式策划蕴含散点透视式引领任何一本期刊在面世之前，都需要经过一定的策划。办刊如逆水行舟，不在学术策划上求进，就会在期刊的品牌形象上后退。即便一些优秀的学者型主编不提倡通过办刊引领学术潮流，但也会顺从这种办刊规律，通过主动策划营造刊物的新气象。而学术期刊一旦开始策划，便不可能不产生引领效应，差别只在限度和效果。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前主编吴承学先生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曾提出编辑不要妄谈“引领学术”3，并曾撰文表示“编辑工作是为作者服务的，是为学术共同体服务的”。尽管如此，吴先生并不在一般意义上否认学术期刊的引领功能，而是对之进行了解析和限定：一是“引领学术”不是学术刊物所独有的，也不是学术刊物天生具有的品格与能力；二是“引领学术”是一种很崇高的理想，不宜“妄谈”，否则可能陡然助长办刊人的傲慢，严重扭曲编辑与作者、学刊与学界的关系；三是较之“引领学术”，“引领学风”可能更为实际。以文学遗产为例，吴先生指出，像这种有崇高地位和巨大学术影响力的专业期刊，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在引领优秀的学风，它刊发什么风格的稿件都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关于哪些学风特别值得引领，吴先生着重推荐了如下形式性（而非内容性）的学术价值观：严谨切实、兼重创新性与科学性，问题要比知识重要，想法要比材料重要，识力要比功力重要，创意要比严谨重要，片面的深刻要比周全的肤浅重要，有思想、有个性、有新意的“重复”研究（这里指传统话题）要比纯粹为了“填补空白”的琐碎与生僻的“创新”重要4。如果学术期刊将引领功能限定在普泛的学风与形式性的学术价值观方面，其就应该在办刊实践上走平台式策划之路，而非走设置议题、推荐视角、暗示立场、诱导观点、优选进路等内容性策划之路。但为了加强品牌建设，主打学风引领的平台式策划需要不断突出特色，内容引领的成分难免随之增加。在吴承学先生出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的2007年之前，该刊与大多数高校文科学报与各地社科院的综合性期刊一样，采取以一级学科为单位的简单拼盘编排模式。这种完全依托既定学科建制的平淡无奇的版块设计，最大限度地淡化了刊物在学术内容上的宏观特色，品牌建设根本无从谈起。除了少数拥有历史光环和地缘优势的刊物，这些文科学术期刊高度同质化2，从学者们的情怀角度看，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在这些高度同质化的任何一本刊物上发表都没有什么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品牌建设最有效的切入点就是进行有代表性的栏目设置。在吴承学先生担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的20072019年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两条腿走路”的方式进行特色栏目设置。2007年，该刊设立由刘小枫先生主持的经典与解释这唯一一个非学科分类意义上的栏目。在该刊2007年度总目录中，经典与解释作为栏目名俨然异类，横亘在3页总目录的正中间，率领着并不算多的3篇栏目论文。20082019年，此类栏目与专题设置的数量趋于占据总目录篇幅的3/8，且逐渐成为常设栏目，如经典与解释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 中国文体学研究 香港问题专题研讨等。这些栏目多由中山大学的知名学者主持，在较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山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强项与特色。上述栏目之间几乎没有直接关联，相互之间也不构成呼应关系，平台式策划的不聚焦特点保持得比较充分。这种特色栏目因为与另5/8的拼盘式目录区分设立，自然易在各个专业界引起学者注意甚至引发模仿行为，既有助于增加所刊文章的被引用率、被转载率（基于有效关注、有效引领而增加被引用、被转载的频次，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也会在议题、视角、立场、观点、进路等内容性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引领效应。当然，由于平台式策划不追求合力效应，上述这些内容性引领并无主打焦点，可称之为散点透视式引领。可以说，追求特色与品牌的平台式策划，其平台性体现为不同作者围绕特定栏目设置与选题倾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非栏目设置与选题倾向572023 年第 11 期总第 437 期产 业VIEW ON PUBLISHING“全无定性”。在笔者有限的观察中，探索与争鸣杂志很好地享受了“平台式策划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红利。在20202022年，探索与争鸣将重识中国与世界 特稿栏目由第17组做到了第39组，议题涉及中越制造业关系、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对外开放与双循环、美国意识形态极化现象、全球社会与国际秩序的重建、中国的外交战略新布局等。这些论文如果作为“树木”单独或分散地刊发出来，虽然不会减损其学术价值，但难以在短期内向更多读者呈现其描绘的国际前沿现象与社会科学动态。而一旦像探索与争鸣这样将这些文章按照更小的专题分组，再将这些分组全部纳入重识中国与世界的特稿栏目主题下，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