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敬梓以“师恩年谊”关系结构《儒林外史》_李颖.pdf

收稿日期:2023 05 01作者简介:李颖，女，1988 年生，黑龙江大庆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清)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 7222 页。(清)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 1675 页。科举考试包括乡试、会试、殿试三级是学界基本共识，但考虑到“科考”创设后在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中的实际影响，洪武二年创设的庶吉士之选，自永乐二年起考选与否不定，所以本文批判地吸收了郭培贵 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第 140 144+160 页一文的合理成分。论吴敬梓以“师恩年谊”关系结构 儒林外史李颖(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关系中，“师恩年谊”关系影响最为深广。将 儒林外史 与 明史 中的师恩年谊加以对照、解析，会发现吴敬梓以师恩年谊关系为隐性线索，完成了对小说叙述动力的创变，其意义在于实现了小说人物大范围、高频率的空间转换，使小说结构呈现出看似散漫实则严整的状貌。同时，创立了一种不同于明史儒林传的书写方式。既体现了科举关系在明代的发展实况和社会影响，也反映了吴敬梓根据现实见闻为儒林写外史的创作初心，用讽刺书写有效补充了正史之不足。关键词:明代科举考试师恩年谊儒林外史空间转换结构线索中图分类号:I242 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9853(2023)02 102 11明代“科举盛而儒术微”，科举制度不仅影响了学术兴衰变化，也左右着科举中人的现实生活，甚或波及整个社会。自唐朝起因科举考试而形成的人际关系，即科举关系，发展至明清时期已空前完备并影响深广。在科举关系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始终是师生关系和同年关系，因之而生的师恩年谊现实影响巨大，由此不仅得到了史笔记载，也激发了史外书写，儒林外史 便是叙写士人师恩年谊的典范之作。审视儒林外史 中的师恩年谊关系，或可为探求吴敬梓用以实现小说空间转换、结构儒林外史 的叙述动力提供一种有效路径;亦能对吴敬梓为儒林写外史所用书写方式和讽刺笔法的特殊性，略窥一斑。一、明代科举考试中的师恩年谊“明制，科目为盛”，不仅继承了宋元时期形成的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体制，也在正统九年(1444)创设了科考。即明代科举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四个递升的考试层级，依次为科考、乡试、会试和殿试。作为一种分层级的考试，科举考试中的科考、会试能否通过，分别决定着士子是否有资格参加乡试、殿试，也就是它们关涉士子的应试资格，而乡试和殿试则更直接地决定着2012023 年 6 月第 2 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Jun，2023No 2士子在不同科举阶段的具体功名。除殿试外，其他各级科举考试皆会产生座主与门生关系。乡试、会试历史最悠久，体制也相对完备，其座主门生关系因社会影响巨大而一直备受关注。明朝生员“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在乡试、会试中都有主考和同考，其主考官皆由二人担任，即在乡试和会试中被录取的考生与两位主考官都会形成门生与座师关系。但考生基本上只会将直接录取自己的同考官视为座主，奉之为房师，这种规则也适用于乡试考生对自己与同考官关系的界定。此外，因乡试和会试层级不同，又有了乡试座师和会试座师以及乡试房师和会试房师之分。这些师生关系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们直接关系着考生的科举功名，而明代科举考试竞争空前激烈，考生被录取的几率很小，如归有光虽“九岁能属文”，于“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却“八上春官不第”，在“四十四年始成进士”。座主与门生关系一旦确立，便会在士人求取科名的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譬如会试能否通过，决定着士子是否有资格参加殿试，所以乡试座主一般都会为门生积极延誉，以助推其会试中式，如马孟祯“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主考官叶向高奇之，为延誉，声名大振，明年成进士”。可以说正是科名荣誉，推动着考中举人、进士的士子感激座师和房师的知遇之恩。同时，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自此之后，科举功名便与士人的仕途遭际密切关联起来。这意味着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官场后，也会对拔取自己的座主心怀感恩，如万历二年(1574)状元孙继皋，在给其会试座师陈蕖的信中这样写道:“饮水则思源，依木则思荫;一冠一组，安所非老师赐也。”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体系中，四级考试是紧密相联的整体，科考虽开设最晚，但也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士子是否有资格参加乡试。自正统九年(1444)起，科考便是明代士子科名的起点，也是他们日后走仕途入官场的根本，所以被拔取的生员自然会对科考座主 主持各级科考的知县、知府，尤其提学心怀感激。在科举社会中，同年关系与座主门生关系一样源远流长，由顾炎武提出的“今人以同举为同年”可知，明清时期同年关系形成的唯一前提是在科举考试中同年登榜。尽管因科举考试竞争激烈，士人考中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一旦登榜，便与榜上其他所有士子皆是同年，其数量也远超座师和房师的人数。科举不断发展，同年之义也随之丰富，所以“又有序先后同年者”，这更扩大了同年关系的覆盖面。同年之间的情谊首先源于科考不易的现实，一同登科的考试结果不仅让士子自身得偿所愿，也让他们因经历相似而产生情感共鸣。同时，科举考试是分层级的，举人和进士都不是科举功名的最高点，一般情况下士人都会参加接下来的会试或殿试。因此，他们不仅在考中后的同年会上，也会在为接下来的会试或殿试备考过程中，有意愿也有机会以文会友、互相切磋，这无疑会增进他们的同年情谊。也因自洪武三年(1370)起“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考中举301(清)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 顾亭林诗文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 23 页。(清)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 7382 页。(清)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 7383 页。(清)陈鼎撰 东林列传 M 文渊阁 四库全书 第 458 册第 428 页。(清)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 1695 1696 页。(清)孙继皋 宗伯集 M 文渊阁 四库全书 第 1291 册第 334 页。(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000 页。(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001 页。(清)张廷玉等 明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 1696 页。人和进士的士子便能很自然地成为官场中的一份子，而他们的同年情谊也会随之延续到官场，转化为利益关系并发挥作用。在明代如果不是由科举出身进入仕途，缺少这种科举制度上的同年关系，便“自然在人际关系上要比科举出身者小得多”，而往往在仕途上难以显达，这便推动着科举中人更加珍视同年之谊。二、主体追求:吴敬梓的史学涵养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古人素来重史 “善恶书于史书，毁誉流于千载”，进而形成了“史贵于文”的文学价值观。因此所有著书者的最高目标便是其作品被称为“史”，小说家亦莫能外。那么，好为稗说且以稗说传的吴敬梓书写 儒林外史 是否也是出于史心呢?我们可以从吴敬梓的史学涵养和追求方面进行考察，以推求吴敬梓的创作初心。身为“家声科第从来美”的全椒吴氏后人，在“专储制举才”的“父师训”影响下，吴敬梓虽秉承了父祖的“授书志”，一度奋发于制举，但其知识储备却不局限于八股制义，自幼博览群书的他具有相当完备的知识结构。这也是吴敬梓颇为自诩之处，从其诗词中可窥知一二:“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无聊爱坟籍，讵敢说书淫”。而在移家赋 中，他更是坦言自己自少年时代起便养成了热爱读书、锻炼写作的良好习惯:“梓少有六甲之诵，长于四海之心”，“熏炉茗椀，藥臼霜砧，竟希酒圣，聊托书淫，旬锻季炼，月弄风吟”，极力宣扬自己不同于一般世家子弟的追求。吴敬梓孜孜矻矻地“笙簧六艺，渔猎百家”，得益于此，在“千户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的情况下，他犹能骄傲地说“独文梓也”。这绝非吴敬梓的自矜之辞，从亲友对他的评价中便可见出。唐时琳在为文木山房集 作序时称赞吴敬梓“研究六籍之文，发为光怪，俾后人收而宝之”?10，而唐时琳也正是由于深信吴敬梓学优才赡而荐举他参加博学鸿词科的;程晋芳因族伯祖丽山先生与吴敬梓有姻连，且族祖绵庄与吴敬梓为至契，而对吴敬梓的个人经历及治学追求十分了解:“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11，他虽因吴敬梓以稗说传而深感遗憾，但仍对吴氏的学养给予了客观的定位，指出“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12;吴敬梓广博的知识也曾得其堂兄吴檠激赏:“何物少年志卓荦，涉猎群经诸史函”?13，这与金榘对吴敬梓的描述若合符契:“见尔素衣入家塾，穿穴文史窥密函。不随群儿作嬉戏，屏居一室同僧庵。从兹便堕绮语障，吐丝自缚真如蚕”?14;宁楷与吴敬梓“交称密契”，曾言:“赠君方欲注 云笈七籤，未果”?15，“赠君方著史汉记疑，未毕。?16”可见，吴敬梓401?10?11?12?13?14?15?16林丽月 明代的国子监生 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 95 页。(梁)萧统编，(唐)李善注 文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 2304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362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622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110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7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2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2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2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612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566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566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318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324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411 页。(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 419 页。知识结构之全面是亲友公认的。众人对吴敬梓才华的揄扬亦非虚誉，移家赋 的用典情况便是明证。移家赋 是吴敬梓用赋体写就的家族史和自叙传，因其高度重视，用力甚深，自然是彰显吴敬梓诗赋成就的代表作。爬梳 移家赋 的用典情况便可对吴敬梓的知识结构有一个基本了解。“孝”是吴敬梓先人代代承传的家庭传统，从吴谦起吴氏一族便“讲孝友于家庭”，但“君子之泽，斩于五世”，面对今昔对比的巨大落差，吴敬梓满怀崇敬地追述其嗣父吴霖起的孝行。在这段叙述中，用典共计 19 处:其中源自“十三经”的有 4 处，源自“二十四史”的有 8 处，源自先秦诸子的有 4 处，源自汉唐著作的有 3 处。综上可见吴敬梓知识面之广，而由 12/19 的比例可知吴敬梓经史功底了得，这是四位亲友评价皆曾论及之处，也是吴敬梓的毕生追求:“三十诸生成底用，赚虚名、浪说攻经史”，虽是失志抑郁之辞，仍可见其对经史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