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_陈普.pdf

当代财经Contemporary Finance&Economics收稿日期：2022-10-13修返日期：2022-12-03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科技创新与高质量经济增长”（7197304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人口老龄化与人工智能双重冲击下的经济增长”（72263008）；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JJ21213）作者简介：陈普，华东交通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研究；欧阳志刚（通信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分析研究，联系方式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陈普1，欧阳志刚2，1（1.华东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摘要：技术领先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技术追随国的科技创新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方向依赖于两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一个非线性阈值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科技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整体而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科技创新产生抑制效应，并且在低增长机制中的抑制效应相对更大。分行业来看，对于美国更具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对中国行业创新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其中，低增长机制中的负向效应较大。对于美国具有相对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产生较小的正向效应，低增长机制产生较大的负向效应。对于中国具有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行业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低增长机制中产生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关 键 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科技创新；溢出渠道；溢出效应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23)04001514一、引言科技创新是大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大国竞争的核心最终体现为科技竞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当前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面临的显著特征是经济不确定性的提高。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不确定性的经济政策，其中许多不确定性政策是针对中国科技领域，目的是阻滞中国的科技进步，阻碍中国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因此，揭示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是降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负面影响的迫切需求，也是实施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关乎中国国运。2023年第4期总第461期当 代 财 经CONTEMPORARYFINANCEECONOMICSNo4，2023Serial No46115DOI:10.13676/36-1030/f.2023.04.001当代财经Contemporary Finance&Economics所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的是经济主体无法确切预知政府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改变现行经济政策。现有经济理论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的关系做了丰富的研究（李恩极等，2022），1但存在较大争议。由于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决策者不能评估创新的风险和机会，因而难以对新技术的投资做出必要的权衡，因而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引起创新变化之因。Brouwer（2000）通过将“奈特不确定性”加入熊彼特的创新模型发现，若无不确定性，投资项目会减少，创新活动受到抑制，在一定条件下不确定性有利于创新。2Weeds（2002）在一个优胜劣汰的专利模型中发现，不确定性会提高实物期权价值，但会降低新专利对生产效率的影响。3Bloom（2007）在实物期权模型中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可能不同于其他经济活动，如果企业增加研发，不确定性对研发的边际影响是负向的；如果企业减少研发，不确定性对研发的边际影响则为正向。4孟庆斌和师倩（2017）构建的随机动态优化模型表明，越容易受不确定性影响的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强；风险偏好程度越高的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弱。5企业创新决策受到研发成果能否顺利实现以及商业化阶段收益波动的双重不确定性影响，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投资具有非线性影响（欧阳志刚等，2019）。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体现的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非预期性，其包含的具体内容多样且复杂，准确度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得相对困难。因此，尽管学者们充分认识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性，但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直到 Baker 等（2016）创新性地采用文本过滤技术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后，7国内外才开始大量涌现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文献，其中一些学者特别关注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这些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之间一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另一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价格、股市收益率等主要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的影响上。如 Colombo（2013）发现，美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使得欧洲的产出和价格水平都下降了。8张德园等（2021）分析了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产出、价格、消费等的不利影响。9Christou 等（2017）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加拿大、日本、韩国和中国的股市收益率都是负向影响。10同时，对创新溢出的讨论，文献又更多集中在外国直接投资（FDI）、贸易、空间距离的便利性等渠道（Cheung和 Lin，2004；Qiu 等，2017；顾晓燕等，2018）。11-13外商直接投资（FDI）溢出创新知识的渠道在于对技术的逆向破解、熟练劳动力流动、示范效应以及供应链等方式。贸易的创新溢出更多在于与发达国家进口产品竞争对本地企业创新激励带来的溢出（吴朝阳和陈雅，2020；诸竹君和王芳，2022）。14-15而创新的空间溢出更为普遍，Ho 等（2018）综合了空间、贸易等多种因素，在一个时变空间面板模型中讨论了国家双边贸易对创新溢出的大小；席强敏等（2022）讨论了中国创新变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16-17可以看到，现有文献或偏重政策不确定性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溢出，或偏重 FDI 等其他渠道对创新溢出的讨论，几乎没有文献在发达国家政策不确定性对其他国家的创新影响之间架起桥梁。在经济往来联系密切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不仅本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本国创新，而且与本国经济联系紧密的他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可能会对本国科技创新产生显著影响。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的世界经济主导国家，其经济政策不仅会影响本国经济，对于其他经济体也会产生影响。本文提出并验证了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科技创新的两条传导路径，揭示了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科技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因此，从经济政策不确定的角度讨论创新溢出是本文可能的贡献之一。在文献的梳理中，我们注意到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该类实证研究的主要工具。这是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具有滞后若干期的、相互的动态影响特征，传统单方程回归模型不能刻画这种相互联系的动态影响，而 VAR 模型能够方便描述内生变量间的持续动态作用。如前述提当代财经 2023 年第 4 期 总第 461 期16当代财经Contemporary Finance&Economics到的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文献，Colombo（2013）使用的是结构 VAR 模型，张德园等（2021）使用的是时变参数 VAR 模型，Christou 等（2017）使用的是面板 VAR 模型。8-10VAR 模型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维数诅咒”，即当模型内生变量增加时，需要估计的参数迅速扩大。因此，这些实证文献只能纳入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如 Christou 等（2017）仅包含了 6 个国家的三个主要宏观变量，但该模型的待估参数规模已经相当可观。10而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经济变量在全球范围内是联立确定的，忽略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可能使得模型失真。要考虑更多国家更多变量进入 VAR 模型，Pesaran 等（2004）以及 Dees 等（2007）提出的全球 VAR 模型（GVAR）是更为适当的。18-19该模型是在面板 VAR 模型的基础上构造全球变量，并将全球变量置入面板 VAR 模型而形成。在使用 GVAR 的相关文献中，与本文研究最相似的是 Trung（2019），他使用 GVAR 模型估计了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在全球的溢出效应。20众所周知，随着时间窗口拉长，经济系统更容易体现出非线性特征。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 20002021 年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仅从中国来看，这 20 年不仅包含了加入了世贸组织的重要宏观冲击，也包含了供给侧改革等政策冲击，很难想象在此期间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动态特征能被一个线性 GVAR 模型所捕捉。因此，本文尝试对 GVAR 做出非线性拓展，然后计算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的创新溢出。模型拓展的基本思路在于，因GVAR 模型由各经济体的 VAR 模型堆叠而成，本文先对各经济体单独进行非线性 VAR 建模，然后再在 GVAR 框架下进行堆叠整合。这也是本文另外一个可能的边际贡献。二、溢出效应的传导渠道分析作为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长期是经济主导国和技术领先国家，在基础性和核心技术领域长期处于技术的最前沿。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中国在较长时间内模仿、引进和吸收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因此，可把美国定义为技术领先国家，将中国定义为技术追随国家。对技术领先国家，先进技术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国家对研发的投入，而且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新的创新将越发困难，研发成本会逐渐提高。更重要的是，研发成本也取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是复杂的。首先，从研发融资成本的角度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导致企业融资困难增加，推高融资成本，从而提高研发投资成本，抑制企业创新。其次，从实物期权的角度看，企业研发投入可以看成一个看涨期权，企业进行研发项目投资相当于买入这个看涨期权，研发投入就是这个看涨期权的期权价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就相当于看涨期权的波动率。波动率上升引起期权价值上升，因此不确定性提高使得研发投资增加，从而有利于创新。然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预期效应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经理人预期未来经营前景的不确定性加大，出于对不确定性的谨慎态度而更加倾向于推迟研发投入，从而抑制企业创新。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可能通过倒逼机制影响企业创新。当面对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未来价值将出现严重的下滑风险，为抵御未来价值损失风险并谋求企业自身发展而增加研发投入，会有利于企业创新。综上分析可以看出，通过不同渠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是复杂的，且这种影响与行业特征和企业特征有关，可能产生正向影响，也可能产生负向影响。对于中国而言，其创新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中美间的技术距离。技术追随国往往只能从技术领先国已知的技术中进行学习模仿，那么当中美间技术差距日渐缩小，模仿成本将逐渐增大，创新就会放缓。二是中国的技术创新同样受制于自身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但很明显，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这两个方面，可以梳理出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创新的两条传导渠道。第一个传导渠道可以表示为：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美国创新中国创新。即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17当代财经Contemporary Finance&Economics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一个冲击，影响美国的研发成本，从而影响美国创新；而美国作为技术前沿的边界，必然影响到中美间的相对技术距离，从而影响追随国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