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与忧思：毛姆东方书写中的帝国想象与帝国焦虑_谭晓亮.pdf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23 年第 21 卷第 2 期 收稿日期 2023 02 08 基金项目 牡丹江师范学院重点项目“麦尔维尔海洋小说中的殖民书写 下，殖民语境下西方海洋霸权研究”(kjcx2022032mdjnu)作者简介 谭晓亮(1996)，男，广东云浮人，牡丹江师范学院西方语言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迷思与忧思:毛姆东方书写中的帝国想象与帝国焦虑谭晓亮(牡丹江师范学院西方语言学院，黑龙江牡丹江157011)摘要 毛姆在远东之行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霍乱等疾病书写具有极高的饱和度。一战使得英国每况愈下，鉴于此，通过毛姆对英帝国海外领地的迷思与忧思来检视其东方书写与海洋霸权之间的纽带联系。东方书写中的疾病、巫术是一种文化隐喻，指涉亚洲人迟钝昏聩和沉重的原罪，而毛姆不遗余力地渲染亚洲的堕落氛围则为巩固帝国海外领地推波助澜。他笔下衰败的旧中国一方面是他对英国“日落黄昏”的帝国焦虑的投射;另一方面则潜藏着“橘越淮为枳”的荒谬谴责以及对亚太地区的帝国想象。关键词 帝国焦虑;帝国想象;东方书写;疾病书写 中图分类号 I20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5871(2023)02 0138 06一、前言早在苏格兰养病期间，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花费大量精力规划一场远东之旅。1919 年 8 月，在剧作家庭和美人(Home and Beauty，1919)杀青并搬上银幕后，毛姆正式开启为期六个月的远东旅行。以利物浦为起点，毛姆沿着利物浦纽约芝加哥西海岸香港上海北京沈阳日本苏伊士运河的地理轨迹做一次远东之旅，并详实记录沿途的风土人情，之后辑录成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1922)。同时，毛姆分别于 1921 年和1925 年造访马来西亚，期间的旅行笔记成为一片树叶的颤动(The Trembling of a Leaf，1921)、木麻黄树(The Casuarina Tree，1926)、客厅里的绅士(The Gentleman in the Parlour，1930)、马来故事集(Ah King，1933)的创作泉源。毛姆东方系列特写的主要场景是马来西亚(当时为英属马来亚)和中国，作品包括中国、东南亚小说兼及相关的日记、信件等，其中 在中国屏风上 客厅里的绅士 一片树叶的颤动，以及 苏伊士之东(East of Suez，1922)等作品构成了毛姆东方书写的主体部分。虽然毛姆的东方叙事笼罩于人生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1915)、月亮与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1919)、刀锋(The azor s Edge，1944)等鸿篇巨制的艺术光环之下，但蕴藏的文学价值不容小觑，是研究毛姆政治无意识的绿色通道。实际上，毛姆的旅行书写是审视 20 世纪上半叶英帝国“日落黄昏”，新晋帝国坐收渔翁之利的经典文本。一战期间，欧洲列强鏖战正酣，美、日乘虚而入，在亚太地区采取“填补空白式的扩张”。1915，日本炮制“二十一条”，企图通过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方法独占中国，同时向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实行经济进军;与此同步，美国通过巴拿马航道兵分两路:一路沿着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关岛菲律宾;另一路沿着萨摩亚至澳大利亚。这两条亚太航线 一 方 面“横 断 在 日 本 南 下 扩 张 的 道 路上”1 182，185，另一方面威胁着英帝国在南海殖民地的统治根基。战后，华盛顿体系下的太平洋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这一局面却是英国在太平洋地区帝国事业“日薄西山”的征兆。一战后毛姆作亚洲之旅并沿途记录所见所闻，其访谒时机和创作动机绝非机缘巧合。黄福海在木麻黄树 的译后记中提及:“毛姆与马 来 西 亚 的 关 系，就 像 吉 卜 林 与 印 度 的 关系”2 214;译者周成林也同样表示，“毛姆笔下的东南亚就像吉卜林和奥威尔笔下的东南亚，是个早已消逝的世界”3 203，这充分体察出毛姆潜意识中未曾失落的帝国气质。据毛姆的传记作家赛琳娜黑斯廷斯(Selina Hastings)记述，一战前的毛姆曾无比自豪地赞颂英国国民是“上帝的选民”:“全能的上帝831DOI:10.13895/ki.jimufe.2023.02.026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棕榈和松树，这是上天赋予 斗牛犬 的特权我的孩子也要坚定不移，以免帝国的学子们忘了谁是主子，谁是仆人”4 253，这无疑展露其政治意识中的帝国主义倾向。同时，毛姆因为擅于伪装与倾听，一战期间屡受英国情报局的重用，以协调员的身份在瑞士日内瓦搜集间谍的情报，同时为使俄国继续留在协约国，他向政府主动请缨，前往彼得格勒拉拢社会革命党党魁亚历山大弗多洛维奇克伦斯基(Alexander FyodorovichKerensky，18811970)，姑且不论毛姆此行成功与否，他所协助协约国稳定东线、孤立同盟国的种种努力便是为维护英帝国的民族尊严添砖加瓦。对此，萨义德有过精辟的论述:“无数的学者、旅行家、小说家、诗人每个人都对宗主中心现实的形成做出了贡献”5 9。故而，研究毛姆在一战后的东方叙事不仅有利于全面认识其复杂的思想面相，更有利于审视大战后作为一介帝国文人对祖国江河日下之势的沉重隐忧，流露出毛姆与英国维稳霸主地位之间的共鸣关系。事实上，毛姆的东方书写中流淌着隐晦的帝国焦虑与帝国想象，充分展现出作家同大英帝国在亚太地区维持霸权问题上的互动勾连关系。二、疾病隐喻下的帝国偏见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1984)在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中曾深刻地指出，“事物本身背负起越来越多的属性、标志和隐喻，以致最终丧失了自身的形式”，这种现象最终会导致“意义不再能被直接的直觉所解读，形象不再表明自身”6 20。疾病，从细胞学层面来看，缘起于病毒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里面累积以至造成细胞损伤，这个被损伤的细胞出现功能、代谢、形态结构紊乱从而使人体致病。然而，地理大发现时期的疾病(尤其是热带病)常被殖民者利用，其社会属性泛化为征服、统辖环赤道岛国的政治话语，这肇始于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的发酵与传播。“自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西方医学也伴随着欧洲的海外殖民与扩张而逐渐传播到美洲、非洲、大洋洲与亚洲等世界各地”4 99。在此语境下，疾病议题跨越医学话语的畛域进入政治话语当中，也被附带上国族身份，譬如，脑疲劳(Brain fag)被打上“菲律宾炎”(Philippinitis)的戳记;麻风病(Lepria-sis)被诬蔑为中国疾病(Mai Pake)。凡此隐喻无一不带有民族偏见，这种偏见能为殖民者“不断干预与控制当地社会与居民提供科学合理的借口”4 107。提到殖民医学的帝国隐喻，就绕不开亨廷顿的气候决定论。1915 年，美国地理学家伊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在其医学论著 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中提出了“气候决定论”(Climatic Determinism)，在那里，亨廷顿从三个维度阐释了气候对文明的决定性影响:其一，每个地域都会有一个最适合劳动的温度，温度较高或较低都会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其二，15 摄氏度是人类劳动的绝对适温;其三，多变的气候会加快人类文明的进化速度，以应对各种气候突变事件，而单一的气候(如寒带、热带地区)则会阻碍文明的进步7 66，67。以此为基础，亨廷顿炮制出一个结论:“只有温带才可能产生进步的文明”7 67。在“气候决定论”的魅惑下，帝国的热带殖民地瞬间被打上“瘴疠之地”的标签，而生活其中的赤道岛民则被罗织成天生具有“迟钝昏聩”“慵懒堕落”的原罪。实际上，这一演化理论缺乏科学依据，纯粹是“欧美中心(盎格鲁撒克逊中心)的思维”7 67，后来受到曾田长宗等医学家的质疑和批驳。虽说“气候决定论”纯属无稽之谈，但在那个医疗水平低、瘟病猖獗的年代里，这种论调依然具有相当的市场，并且潜移默化地感染了不少知识分子。毫无疑问，作为一名曾在圣托马斯医院接受过专业医学培训的作家，毛姆深受亨廷顿“气候决定论”以及热带医学病论的影响。在 总结(The Summing Up，1938)中，毛姆谈及“影响萨摩亚和塔希提人的是让人时刻感觉慵懒的气候条件和怪异的自然环境”8 345，这种气候致病、热带地区多罹疾患的殖民医学观点在毛姆的小说和故事中屡见不鲜，充分体现出毛姆对西方殖民医学的认同以及对热带地区的帝国偏见。首先，毛姆笔下的亚洲疾病攸关于亚洲邋遢不堪的生活环境。19 世纪英国公共卫生运动认为，“腐败的物质会散发出毒素，人类吸入漂浮空气中的毒素就会罹患热病”7 242。不良的卫生习惯、腌臜的城市排污系统使秽物无法正常清理，导致腐败物发酵、蚊虫滋生，从而形成传播源，最后诱发传染病。实际上，在 19 世纪大多数来华医师的观点出发，“中国人卫生习惯不良，中国政府既未负起维护公共卫生的责任也没制订相关法规”，导致“城市卫生措施严重不足、卫生状况极为恶劣”7 240。大战后作中国之旅的毛姆，光凭游历途中所见的满目疮痍的城墙、拥挤破旧的道路以及衣衫褴褛的乞丐，就臆断“中国人一生都在和各种难闻的气味打交道”9 99，从而在游记中将“疾病”与“肮脏”相勾连，把中国人所罹之疾统统归因于其腌臜的生活习惯，从而将其黑化为一个“肮脏的民族”。在中国屏风上 中的兰伯特小姐来到中国后变得“越来越有些邋遢”，并且她的健康“也因中国饮食而受到损害，开始看上去有些病态了”，这都是因为她的中国夫家“每样东西都脏得很，还有异味”，就连一个盛饭的碗都“闻931着有股食物腐臭味”9 83;面纱(The Painted Veil，1925)中的凯蒂(Kitty)陪伴丈夫沃尔特(Walter)去湄潭府救治罹患霍乱的中国人时，那里集镇的“垃圾和杂物堆了好几周，臭气熏天”10 135，院落墙角下躺着一具“打了个补丁的破蓝布衫，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的男尸使得凯蒂心有余悸，也成为其挥之不去的阴霾10 126。事实上，诸如此类的“邋遢书写”无非是作者“橘越淮为枳”的荒谬诘责，带有相当的主观性，这是因为:其一，与旧中国类似，近代英国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样十分严峻。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市容并不见得比旧中国的城市优胜，对此，狄更斯曾在雾都孤儿(Oliver Twist，1838)中细腻且真实地描绘当时的伦敦集市:“地面上的污秽和淤泥几乎齐踝深。不断从散发着恶臭的牲口躯体上冒出来的一缕浓浓的蒸汽与似乎停留在烟囱顶上的雾气混合在一起不断地来回奔跑在人群中的满脸污垢、胡子拉碴、邋邋遢遢、浑身脏兮兮的人影”，这一切构成了“令人头晕目眩、眼花缭乱的景象，令你的感官不知所措”11 150。与此同时，工业废气导致的霍乱、肺结核等流行性疾病成为当时英国人不寒而栗的“头号杀手”。“在英国，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上呼吸道感染已经成为常见病和导致死亡的最大原因，仅在伦敦，1873、1880、1892 和 1952 年就发生过四次毒雾事件，造成非常惨重的死亡”12 62。这都与当时政府对城市清洁问题的不重视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狄更斯在一次都市公共卫生协会周年庆贺宴会上痛陈卫生健康之利害，“没有人能够估量不卫生状况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为此，他大声疾呼“彻底的公共卫生改革必须走在其他所有的社会补救措施之前”13 124，125。但直到 1848 年公共健康法案(Public Health Act)通过，英国国民健康才得以立法的形式保障下来。由此可见，近代中英两国都具有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因此，毛姆这种对中国“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指责并不具备足够的科学支撑。其二，污秽的卫生环境并非传染性疾病的主导因素，这一点已有确凿的证据。曾经对旧中国卫生状况持有强烈负面情绪的德贞(John Dudgeon 18371901)经过多次考察，发现北京的挑粪工从事着最肮脏、恶臭的工作，却“既健康又强壮，而且并没有因为置身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