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沙沥金出新篇——读陈谷嘉教授《张栻传》札记_杨健康_.pdf

了读书人的底子，就能把文字化为第一等形象出来。任何题材都能拍，都能去挑战，创造出经典来。李安是目前少有的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在理智与感情中看出他的文学修养已经跨越了国籍，英国人也不一定拍得出那么英国的电影来。”而且念兹在兹，又说到金庸：“他睡得很晚，早上也很迟起床，然后就看书，看很多的书，我看看书看得最多的人是他了。”“好朋友中，金庸、张彻、胡金铨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人。”且不说金庸，只要你读过胡金铨的老舍和他的作品，即可知蔡澜所言之不虚。听了这些，你是不是会觉得有些颠覆之感，觉得李怀宇的访谈研究与写作，不仅揭示了访谈对象常人所不知所不及的另一面，也揭示了香港文学艺术和电影文化的另一面？人情练达之旨表达于境界，则有如禅宗的三重境界起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第三重境界，在王鼎钧先生的散文创作中，就是心思与心灵的境界起初当然如人云亦云般的认可“文如其人”之说；待到有自己的创作体会，则是不必文如其人，“相信作品和作家没有道德上的关联，人格是人格，艺术水准是艺术水准”；到最后，再回到“文如其人”，然而并非泛泛意义上的“文如其人”，而是诚知“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在方法上，继续用参差互见之法，比如借王鼎钧先生谈刘荒田先生，复又借刘荒田先生谈王鼎钧先生，来充分阐发此妙旨，则文与意并美。这种人情练达之旨的揭示和参差互见之法的追求，其实也反映了李怀宇从人物访谈向人物研究转进的方法追求及其表现境界。毕竟这是现场访谈多年之后加以研究的新成果，必然有贯穿全书的主旨及其表现方法。在这本书中，我是看到了相对突出的这一节，接下来陆续出版的其他各书，我们应该还有新的更多的发现，这诸多的新发现，正体现出李怀宇研究与写作的新进境。（李怀宇：字里行间，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陈寅恪先生说过：“史学是具体的，是实在的，但必贯之以空虚；思想是抽象的，是空虚的，但必凭据于事实。”通俗来讲，就是论从史出，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陈谷嘉教授张栻传通过甄别历史资料与严格的学术考证，用“探河穷源，剥蕉至心”之功，层层释证，以“张栻生平传略”“张栻本体论的逻辑结构体系”“张栻认识论思想体系的特色”“张栻的人性哲学”“张栻的圣德王功之学”“张栻的道德学说及道德规范系统”“岳麓书院的创建披沙沥金出新篇杨健康曹阳读陈谷嘉教授张栻传札记说长论短65与张栻的教育思想”“张栻与湖湘文化”“张栻与湖湘学派”“张栻湖湘学与朱熹闽学”层次叠进的十章篇幅及三篇附录，梳理复原了传主的生平志事，仿佛一颗明珠从理学的浩瀚典籍中、从近世学者多已忘却的历史中，重新被采撷出来，借以彰显我民族文化之深厚、学术思想之博大。陈教授秉承侯外庐先生治思想史的方略，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在传记中，陈教授开篇就对张栻的生平以及生活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状况进行了介绍，指出他虽然出身宰相之家，长大后承父荫任官，但其生活的时期正是金国女真氏族贵族对南宋发起战争的时代，金国动兵所到南宋辖管之处如篦梳头、残破不堪。对外抵御侵略、对内爱护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成为他“匡扶社稷”的经世志向并践履在实际中。此外，陈教授在传记中就张栻之学阐发了“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哲学是时代的精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论，举凡一种文化的变革都是以哲学变革为先导，楚文化之所以裂变为有地方特色的湖湘文化，在于南宋时期确立了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哲学体系，为湖湘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的灼见。从上述出发，陈教授指出，张栻提出了比二程、朱熹以及胡宏眼界更阔，内容更丰富的“太极”“理”“心”“性”四个逻辑严密且各有特定内涵而又相互联系的具有层次性的序列本体范畴，换言之，就是基于本体论的哲学思想体系，陈教授对它们都进行了精微深入的分析。陈教授指出，张栻的“以性为宇宙本体”，是使湖湘学派“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得以深化的一种理论上的创造，它把封建道德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这是湖湘学派所独有的，成为湖湘学派与程朱理学之区别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知行之辨”思想家们多有阐发，代有闻人，张栻同样也不例外。陈教授在传记中指出张栻的知行学说是强调“知行互发并进，重在力行，由知到行，再达于真知”的重在生产实践活动的求知与求实过程。这与程朱学派认为的人的一切知识和道德观念都是先天固有的，行主要是人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活动，而不是生产实践活动的“知先行后”观有明显的不同。这就为湖湘学派提倡的“学贵于行”与“知行合一”的动机选择提供了理论向导，张栻也给我们留下了化及千年的“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这样蕴含哲理的名言。在更深层次上，陈教授指出，张栻把义利之辨与王道、与造福百姓联系起来，诚如他认为的义利之道是“王道之本实在于此”，这样就把儒家的义利之辨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通过他为官与从教任上所推行与推崇的王功圣德事功，将他的救国救民的舍命拼搏、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强国救（富）民的宏伟梦想落到了实处；同时，其孜孜以求的工具性的儒学与学理性的儒学在此也得到了完满统一。明朝思想家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识高，践履又实”“张栻门生多留意经济之学”。陈教授在传记中多次提及：“思想史上似乎有一个规律，凡是主张内心省察直观认识方法的，几乎无不在不同程度上通向了道德修养的道路。”就如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传统的“大学之道”就是成人之道，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人的培养，通过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使人的心性成长，昭彰张栻认为的人之美与善的德性是天赋的，是人本身固有的，并最终达到至善乃至圣的境界，其提倡的道德修养之学的目的即在如此。为彰显人的本性，陈教授指出，张栻提出了“躬行实践”和“默识心通”的具有层次性的修养途径与方法。他认为这些方法是沟通天人，达成内圣与外王的桥梁；所谓“躬行实践”是修身，张栻认为人的本性被形所体现，离不开实实在在、活生生的肉体，而主客体通过修说长论短66在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被称为“千古之辩”的争论，即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论辩的双方都是儒家泰斗级的人物，一个是儒家二号人物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另一方是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他是儒家大师级人物，而且发展了法家思想。孟子告子分为上下篇，在上篇中有关于人性的论述。如果用白话文表述，其意思是：人性向善，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飞腾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形势迫使它如此。人之所以胁迫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像这样。孟子的人性本善论认定：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成也，我固有之也。因此，孟子的观点是“人之初，性本善”。什么是人性？人性即心灵性或人的秉性，人心决定人性。所以人性是生来具有的，是自然形成的。孟子也承认，在社会中，有人也有恶的表现，但他解释那是违背人性的，是人性扭曲的表现。荀子比孟子出生晚了半个多世纪，他们虽然都是儒家代表人物，后人常常把他们并称为“孟荀”，但他们的学说却分歧非常之大。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他们没有可能直接论辩，而是超越时空的思想碰撞。后人发现，在荀子一书中，存有他对孟子的“人性本善”的评论，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窥见孟、荀二人在人性观点上的对立。载在荀子一书的性恶篇人性善恶之辩刘道玉身可以打通两者之相隔，去其形之所蔽；所谓“默识心通”是主客体通过理性思维活动，将理义归之于心，实际上就是尽天理与尽人性。一言以蔽之，在修持这两种方法时必须做到“思此事时只思此事，做此事时只做此事，莫教别底交互出来”。换言之，就是主客体在践行道德修养时，要专门与专一，要排除物念，使之超乎客观世界，使本我完真，以形成高尚的品德，最终实现天人合一。对张栻上述以性为本体的道德修养论及践履功夫，陈教授指出，它凸显了社会发展的人的目标，奠定了以人的价值、尊严以及人生意义为核心的湖湘文化人文体系精神。陈教授指出，学习和践行张栻的道德修养之学无疑是理性的选择，成人与传道在此也得到有机的融合与拓展，正如张栻同时代的官员、文学家杨万里对其道德修养之学的评价：“圣门有钥，南轩扩之。”历史是永恒的风景，激励着人们去探索。通过此书，可揣度理学大家张栻发扬儒家的经世传统，慨然以追述孔孟之道为务，承扬胡宏之学为本，将道、学、治贯通一气，王功与圣德之学系于一体的神情与气度。今捧读此书，似乎今人能从书中找到人生追求的某种启迪和指针，的确是“此学只应天上有，遗落人间又几何？仙子怜我爱此书，伴我朝朝又暮暮”。说长论短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