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桥梁营建与桥记创作_胡晓.pdf

2023.6|97摘要：南宋不仅是桥记在数量上兴盛的时期，也是桥记在书写方式上发展转型的时期。因为赈灾的需要、功行与福业观念的影响以及文人士大夫的推动，促使南宋桥梁营建蓬勃开展，桥记创作兴盛。南宋桥记数量多达138篇，是汉代至北宋所有桥记总数的两倍有余，南宋作为桥记的兴盛时期当之无愧。“病涉”与“病修”是南宋时流行的社会心理，渗透了当时人们关于桥梁营建利弊的思考。南宋桥梁营建的利弊体现为“病民”与“便民”两个方面，桥记创作为了申张桥梁营建的必要性、合正义性，往往选择在书写内容上着意表现“合理的”修桥缘由、清晰的修桥过程、“争出己私”的义举以及民众的“欢欣”。南宋桥记的书写新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词句选择上佛音告退，更多浸染了儒家的色彩；二是文体功能上在保持颂美本色的同时，增强了批评性；三是描写趋于精细，更显文学性；四是叙述、议论上张扬“义”风，热衷于扬“义”。南宋桥记书写新变的产生，既与文体演进的自然规律有关，又与时代土壤的特别影响有关，其中，南宋桥梁营建活动的时代特点，是尤其需要关注的因素。关键词：南宋；桥梁营建；桥记；文学书写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6-0097-07因为赈灾的需要、宗教的影响以及文人士大夫的推动，南宋的桥梁营建活动得以蓬勃开展。与此同时，桥记，一种记录桥梁营建始末的特殊实用文体，亦随之而盛。南宋不仅是桥记在数量上兴盛的时期，也是这一文体在书写方式上发展转型的时期。揭示南宋桥记创作兴盛的状况与原因，阐释南宋桥记实用性品格及其与桥梁营建活动的依附性关系，总结南宋桥记的书写新变，对于研究南宋散文特别是实用性记体文的发生、发展，不无裨益。一、赈灾、义举、功行与福业：南宋桥记的兴盛桥记，是为记录桥梁营建而创作的记体文。桥记与桥密不可分，但桥记与桥的诞生、发展却并非同步。桥的起源甚早，许慎说文解字释“桥”云“水梁也，从木，乔声”，释“梁”云“水桥也，从木水，刃声”，则“桥”与“梁”所指应是相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注“梁”字也称“梁之字，用木跨水，则今之桥也见于经传者，言梁不言桥也”，段氏所云如果不误，则“经传”存在的年代便已有桥，此时尚无桥名，往往称之为梁。国语引夏令有“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一书的内容传说为“夏后氏之令”，如若属实，则桥的历史至少应当追溯至夏朝。现存最早的桥记是无名氏的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作于东汉延熹七年（164），距离桥梁出现的时间至少悬隔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秦汉以降，历两晋、南北朝，至于隋唐，桥梁技术以及桥梁的数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显著的提升，全唐文中“桥”字共出现了 541 次，其中大多数都用于指称形制各异、规模不同的桥或记录修桥的活动，唐代桥梁营建的兴盛，于此可窥一斑。与桥梁营建的稳健发展不同，桥记的创作却是极为迟缓、沉寂。自东汉第一篇桥记算起，一直到五代时截止，所有的桥记合计仅 21 篇，唐代桥记创作数量稍多，但也只有 16 篇。桥记创作的长足发展，发生在宋代，确切地说，是在南宋时。关于宋代桥记的具体数量，学界尚无统一的认识。有的学者考证现存宋代桥记有 61 篇属于城市桥记，9篇属于与城市无关者，宋代桥记数量应为 70 篇；还有的学者则主张目前可见的桥梁记在宋代“骤增到 80 余篇”。如果充分考虑到宋代桥梁形制的特殊性与宋代文献存留的复杂性，将那些虽无“桥记”之名，却有桥记之实的记体文也纳入考察视野，同时尽可能地利用地方志与存世桥碑，那么，获取一个更为准确的现存桥记数量似乎也是可能的。基于此种认识，笔者重新审视、梳理了保存有宋代桥记的文献，发现全宋文收录桥记有 158 篇，今人增补全宋文漏收桥记有 11 篇，二者之外、保存在地方志的桥记有 9 篇，现存宋代桥记总量当不少于 178 篇。据统计，北宋桥记共有 40 篇，南宋桥记总计 138 篇。文学南宋桥梁营建与桥记创作胡 晓98|江汉论坛北宋桥记的数目是唐代桥记的 2.5 倍，南宋桥记的数目则是唐代桥记的 8.625 倍。北宋共计 167 年，创作桥记 40篇，创作频率约为每四年一篇；南宋共计 153 年，创作桥记 138 篇，创作频率约为每年一篇。从北宋到南宋，不仅桥记的创作总量有了明显增长，桥记的创作频率也有显著提升，南宋乃是桥记创作的兴盛时期。南宋桥记的大量创作与南宋记体文流行的大背景有一定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桥梁营建的大量开展。“宋代桥梁的发展达到了古代桥梁史的高峰。造桥之数量，技术水平之高超，施工方法之巧妙，都是空前的。就数量而言，南宋时期尤多”。南宋不少地区的建桥数量都有几十座之多，其中建于南宋境内的就包括“江苏地区 75座，浙江地区 83 座，泉州地区 23 座”。南宋桥记的兴盛，与为赈灾而频频建桥有一定关系。南宋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朝代，宋史度宗本纪即有“（咸淳七年）三月戊寅，发屯田租谷十万石，赈和州、无为、镇巢、安庆诸州饥。”在这样的背景下，范仲淹“兴役于饥岁”的成功赈灾实践，往往容易成为南宋官员积极效法的举措。南宋时不少桥梁的营建，就是出于“以工代赈”的理念而展开的，淳熙十四年（1187）“江西大祲，氓菜其色”，新喻县知县李景和为了赈灾便“庸饥甿”，修造了秀江桥。南宋桥记的兴盛，与士大夫的积极推动、参与桥梁营建有重要关系。有的士大夫为了推动修桥，积极游说奔走，常熟县邑大夫曾公决意重修跨塘桥便缘于“缙绅父老合辞以请”；有的士大夫为了推动修桥，捐赀为倡，淳安县知县虞兟为了引导官僚、士人营建清溪桥，“捐俸钱四十万为之倡”；也有的士大夫为了促成修桥，踊跃襄助地方长官，铜山县邑令营建挂金鱼桥，便有邑士赵宪、袁懿、赵留孙等“赞其成”。有的士大夫更是以一己之力，慨然出资修桥，上饶县“枕溪百余丈”的善济桥之创建便是乡居士大夫叶泽一手操持，叶泽为此“靡金钱几十万缗”，并且亲自“相形势，庀工徒，叠文石以砋之，架巨木以梁之”。就现存南宋桥记而言，九成以上的桥记所载的桥梁营建活动都有士大夫的推动或参与，士大夫对于桥梁营建活动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南宋桥记的兴盛，与宗教影响下频频开展的桥梁营建有密切关系。南宋部分桥梁的营建，与名为“道民”的宗教团体有关。该团体以“修桥梁为功行”，崇德县包角堰桥“屡欹而屡修”，便是仰赖“清坡道民余智超，率其徒裒金辇石”，完成重修。南宋部分桥梁的营建，与道教徒的主持或参与有关。有的学者认为“现存宋代城市桥记中竟无一例道士主动或被动参与桥梁建设事宜的记录”，而“僧人在桥梁建设与管理维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故而“宋代佛道两教社会形象之高下即此可判”，其实是不准确的。现存城市桥记中道士主动或被动参与桥梁建设事宜的记录虽然不多，但却并非没有。刘子翚双峡桥记就有记建宁府双峡桥系“观妙道人詹哲鼎新营之”。除此之外，非城市桥记中尚有保存道士主动或被动参与桥梁建设事宜的记录，如林希逸岳安石桥记记岳安县石桥的营建最初即是吴清与“道人谢有真俱”。另外，佛教对于南宋桥梁营建活动的影响，尤为值得重视。在佛教的理念中，造桥一般被当作“福业”，“简言之，跟抄佛经、造佛像和建佛寺一样，造桥也是功德的一大泉源”。南宋时的许多修桥活动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其表现有三：其一，在佛教“福业”“慈善”“报应”观念的影响下，南宋时人往往乐意促成修桥，南宋文人文天祥龙泉县上宏修桥说描述其时修桥风气即云“修桥辟路，佛家以为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乐为之趋”。南宋时为筹集修桥经费而创作的“募缘疏”也多以“福报”“功德”一类字眼劝诱人们捐款，张孝祥芜湖修浮桥疏即有“得福甚多，共脱三涂之苦海”等句。其二，信佛的女性与居士往往热衷于修桥或者促成修桥。邓大成石塔题记即有记述信佛妇女张氏造桥为亲属换取福报的事迹，吕午老屋居士朱公墓志铭介绍老屋居士为人则有“轻则财重义，乐周人急难，其所甚恶或伌穷困，亦援之。桥梁道路必葺之，以便往来”等句。其三，僧人积极参与修桥活动。僧人参与修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亲自主持修桥，如雷州百丈桥的营建即是由僧人妙应主持完成；有的是直接捐赠资金，建宁府重造十桥的工役即有“浮屠氏以其余财助之”；有的是为修桥募集资金，僧人了性为筹集营建建宁府万石桥的资金，即“南下求赀于富室”；有的是提供修桥的木材，临海县中津桥重建的木材即是由当地僧人捐赠；有的是在桥梁营建时参与监督管理的工作，桐山县挂金鱼桥的营建即由比丘道全、钟琏、妙超、智森“董其役”；有的是为桥梁营建提供技术支持，桥梁专家僧人道询一生即参与了两百座桥梁的修建；也有的是在桥梁营建完成之后参与后期的管理工作，信州贵溪县上清桥建成后，主持修桥的官员即将剩余的五十万钱付与“明觉浮屠氏”，“使自为质贷，而岁输其赢五一，以奉增葺之费”。在北宋 40 篇桥记中，记录了僧人参与修桥的有 11 篇；在南宋 138 篇桥记中，记录了僧人参与修桥的则有 37 篇。由此观之，从北宋到南宋，僧人参与修桥的数量有明显增加，僧人在桥梁营建活动中始终保持了不低的参与率。此外，南宋桥记的兴盛，与桥记特别的性质密不可分。在一般人的观念里，“桥梁之设，所以便民也”，故而桥梁营建乃是一项“便民”的公益性举措，符合儒家仁者爱人、民生为本、以义为尚的观念，也符合释家行善积德的倡导，往往能博得当时人的认可与赞赏。南宋时人一般都乐意为桥记创作记文，不管是周必大、丘崈一类的政治家，杨万里、陆游一类的文学家，还是朱熹、吕祖谦一类的学者，甚至是释宝昙一类的方外人士，也都曾参与桥记创作。桥记创作中甚至出现了一种特别的现象一事两记，彻底改变了此前创作中一事一记的传统惯例。例如，邓宁民会湘桥记、张玠会湘桥记均是为记录2023.6|99淳熙五年（1178）会湘桥营建一事而作，便是南宋桥记创作中“一事两记”的典型现象。桥记创作中“一事两记”现象的出现，正是桥记风靡时代的特殊产物，这在桥记创作黯淡的六朝，甚至包括唐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二、病民与便民：南宋桥梁营建的利弊与桥记的书写内容南宋偏居南方，水系纵横交错，时人常有“病涉”之忧。为了解决“病涉”的问题，便需要修桥以交通。“桥梁道路，责在有司”，桥梁营建属于“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几乎是古人默认的一条原则。南宋时民间义士、宗教信徒多有自发建桥，但政府官员依然是桥梁营建的主导力量。就现存南宋桥记而言，由官方出资建设或者地方官员倡导营建的桥梁，便占据了绝大多数，其数额乃在八成以上。桥梁营建，本是为了“便民”，按理说人们应该绝对支持。但因为桥梁营建常有“病民”问题，民众“未见其利，先被其害”，南宋时人也产生了“病修”的心理，袁商重修高桥记即指出“民不惟病涉，亦病修”。那么，何以南宋桥梁营建会“病民”呢？南宋是桥梁营建的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随着桥梁技术的发展，南宋的桥梁盛行长大石桥，往往“役大而费繁”；另一方面，因为国家政策的变化，南宋地方上的桥梁营建往往是由转运司、州县长官等直接负责，朝廷在理论上是不会再提供造桥的支持了，造桥所需资金、工役等全靠地方官员自行筹措。南宋桥梁营建“病民”的现象，大多是出现在建桥资金筹措的环节。南宋桥梁营建的费用一般介于数百贯至数十万贯之间，咸淳初，吴清主持营建岳安县石桥，甚至“縻糜缗钱八百万”。南宋不少桥梁的营建，都是要仰赖民间资金的支持，如衢县章戴桥的营建“总钱一千五百万，其出于公家者五之一”。为了筹集建桥经费，政府官员便要设法让民众出资。青田县知县黄由己在筹集建永济桥的经费时，鉴于“乡人素啬于施”，“即集士夫而觞之”，最终顺利地筹齐了建桥经费；不少地方长官则以身作则，“捐俸为倡”，以此来劝导民众出资建桥，如淳安知县郑擢为了鼓动民众捐款重修百丈桥，便有“辍俸钱二十万，米三十石，为之倡”。除此之外，强行的摊派或者征敛，也是政府官员筹集建桥经费的惯用伎俩。淳熙年间，信州知州钱象祖新修浮桥后，韩元吉为之作桥记便特地强调“异时为是桥者，必资于民”来彰显钱氏此举的非同一般，可见，征敛民众以筹集修桥经费，实是其时官员的惯常行径。总之，但凡桥役一兴，民众都要为修桥“贡献”大额钱财。如果频频修桥，往往是“家户输财，无有宁岁”。桥梁营建“病民”的现象，还会出现在造桥材料的筹备以及修桥工役的供应环节。建造一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