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人性论、改革方略及其现代管理学意义_刘玄.pdf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刘玄（），男，安徽安庆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经济管理。管子人性论、改革方略及其现代管理学意义刘玄（安庆开放大学，安徽 安庆 ）摘要：管子以其独树一帜的人性论为基础，在齐国成功实施了改革之举。管子认为管理的本质在于依据“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圉之以害，牵之以利”，引导人们主动地将其活动朝向组织战略目标。管子的人性论及其改革方略，对于现代管理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关键词：管子；人性论；趋利避害；改革方略；现代管理学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管子，名夷吾，字仲，颍上人，春秋时代著名思想家、改革家。其辅佐齐桓公 余年，推行农工商并举经济策略，“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设轻重渔盐之利”，“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尊王攘夷，内挟天子令诸侯，外攘戎狄安华夏。终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将地处东海之滨的贫弱齐国，打造成为春 秋 首 霸。孔 子 赞 叹“微 管 仲，吾 其 被 发 左 衽矣”。“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理本质上就是管人即管理人性，人性论是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它是管理者管理思想的基础。管子在人类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人性论，并依此为基础制定和实施相应管理制度，推动了齐国的改革成功。一、管子人性论的特点（一）“趋利避害”是管子人性论的双重作用机制人性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人类行为的人的共同本性。人类行为何以能够进退张弛？管子认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趋利是为了获取资源以求发展，追逐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原动力，趋利为自主动力机制。“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避害则为了适应环境求得生存，避免伤害是人们自我保护的主动选择，避害是自主约束机制。管子的人性论包含着动力与约束双重作用机制。后世的中西方诸多人性理论更多地侧重探讨趋利的动力机制，极少关注避害的约束机制。与之相较，管子趋利避害的双重作用机制，能够更为完整真实地解释人类不同行为的动因。（二）管子人性论在内容上具有双层需要结构“趋利”与“避害”是人两种性质相反的心理需要。在心理需要内容上，管子在 牧民 篇中，将“佚乐”“富贵”“存安”和“生育”等归结为人们趋利的“四欲”，将“忧劳”“贫贱”“危坠”和“灭绝”等归结为人们避害的“四恶”。认为人们追求生存（存安、生育）、享受（佚乐）和发展（富贵）需要的满足和避免被伤害是人类的自然本性。“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四欲”是人们追逐的现实利益，只要这些利益所在，人们就会不引而来，不推而往。而“四恶”则危及人的存在，是人们力图避免的东西。面对“四恶”人们会不禁而止。“四恶”的现实存在，又是人们寻求社会保护从而遵从社会规范的心理原因。管子人性论的需要内容呈现为双层次结构。“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四欲”中的欲“生育、存安”，基本属于作为生物个体人的生物性需要，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它处于需要结构的最为基础安徽开放大学学报 年第期DOI:10.19371/ki.issn1008-6021.2023.02.012层次，是支配行为的根本性动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节”“荣辱”等社会性伦理需要是产生于“仓廪实”“衣食足”之后。即“四欲”中的“佚乐、富贵”，属于作为社会成员人的社会性需要，它产生于人类社会活动的相互比较之中，是处于较高层次的派生性需要。这种派生的社会性需要一经产生，即会对人的行为具有强烈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是作为社会的人具有复杂多变行为的持久动力。管子的双层需求结构的人性论，较之美国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不仅早提出两千多年，而且深刻地说明了两个层次需要的关系，以及高层次需要产生的缘由。（三）人性无所谓善恶是管子人性论的鲜明特色“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因而人们的思想是可以掌握的。“人情不二”即无论贵贱男女，人性都是相同的。“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 勿欲，远 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 好 恶 不同。”也正是人性相同，管理者才能够去认识、掌握和驾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古今中外，人性不变，变化的仅仅是环境而已。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西方也盛行宗教原罪性恶说，古今中外争论了两千年，没有结果。管子从本原论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认为源自生命自然本能及生存条件的人性，是无所谓“善恶”的。力求远离痛苦，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的本性。善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善恶仅与利益相关，是对人行为进行的道德评价结果。因此与其争论人性之善恶，倒不如探讨如何依据人性、启动人力以达成人生目标来的自然、高明。二、基于管子人性论的齐国改革方略美国管理大师道格拉斯麦格雷戈说过：“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定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设。”与沉溺于书斋玩弄概念的空头理论家不同，管子研究和认知人性论的目的，在于从人性中找到人们“欲得之利”，把握“欲避之害”，然后“圉之以害，牵之以利”，因势利导，制订政策、推行改革。以实现牧民、富国强兵，王霸天下的政治目的。顺应人的本性来治国理政是管子在齐国改革成功的秘诀所在。（一）富民与富国相同一的战略思想管子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以人性为本。“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因此治国理政者必须爱惜人民，珍惜民力。务本之道就在于经营民心，达民之所愿，予民之所需。追求富足生活是人性本能、民心所向。社会管理者要调动人的积极性，规范人的行为，就是要“从其四欲”、去民“四恶”。即“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使得民生得到不断的改善。同时，民富是国富的必要条件，从经济发展上看，民富则国家才有持续发展的基础，“藏富于民”，国家才能富足。而且民富也可多收税，税收增加国家必富。从社会管理上看，民富就会安乡重家、尊上畏刑、便于治理。反之，“甚贫不知耻。”民贫则会离乡背井、违法犯上、难以治理。“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 民，然 后 治 之。”“民 不 怀 其 产，国 之 危也。”在管子看来，依据人性治国理政首当富民，民富则国强。（二）达民所愿以启动民力的改革措施富民之道在于改革。经济制度改革的实质在于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民力在于民愿，“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安居乐业，本末并举。管子称“士农工商”四民为国之柱石，有恒产者方有恒心，为此管子推行“四民分业”定居政策。“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使得四民分别就近定居置业，子袭父业，技术在传承中提高，经验在相授中丰富。“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夫是，故商之 子 常 为 商”“如 以 予 人 食 者，不 如 毋 夺 其事，”给人饮食，不如不使之失业。管子推行的四民分居，就个体而言利于就业谋生，满足人们“存安、生育”的基本需求，就社会而言利于推行职业教育，发展经济。（）“相地而衰征”，尽启民力。管子推行齐国公安徽开放大学学报 年第期田“均地分力”，即将公田分租与耕者，实行分户独立经营。然后根据土地质量测定产量，“与之分货”，国家收取实物地租。“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 起，父 子 兄弟 不忘其 功，为而不倦，民 不 惮 劳苦。”劳动者为自己操劳，起早贪黑，不辞辛劳，调动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地租依据土地质量有了级差，因而无论土地肥瘦，均有人耕种，也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便关市”“轻征赋”，予利去恶，发展经济。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达民所愿，予民所需，即可引动人们的经济行为，使之主动创造社会财富。“发伏利，输墆 积，修 道 途，便 关 市，慎 将 宿，此 谓 输 之 以财。”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积滞的物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送往迎来，这叫给人们输送财货。“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壥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自东莱交换齐国的鱼盐于各诸侯国，使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存放货物而不收捐，以为各国诸侯之利，发展国际贸易。据 战国策齐策 载：国都临淄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去民之所恶，涵养民力，促民致富。“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桓公即位十九年，放宽了关、市的征税，只取五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农赋用粮食数量计算，按土地肥瘠分别征收。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成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年景饥荒情况缓解后再收。“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减少刑罚，薄收赋税，人民就富裕了。（）寓税于价，明弃暗取，聚财富国。国家财政主要源于税收，但是重税必然引起人民强烈反对。“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管子深谙“民，夺之则怒，予之则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为聚集国家财力，管子提出“官山海”之策，即实行盐铁官营专卖。食盐是每人每天都要吃的，“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金属工具是每个劳动者都需要使用的，“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食盐与铁器为人们生活生产的刚性需求，任何人无法规避。盐和铁器由民间生产，官府收购，加价销售，从中牟利，“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盐铁专卖，寓税于价，取财于无形。既可持续倍增政府收入，又未挑起人们“避害”的对立情绪，避免了偷逃税款行为的发生，为历代管理者所仿效。（三）德、法并施的御民手段管子富民的目的在于御民，以实现王霸天下的政治目的。古来儒家主张性善倡导德治，法家坚持性恶力行法治。管子则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但是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后果，却有善恶之分。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人们逐利行为难免陷入“互征”，而使得社会秩序混乱。为此管子坚持德、法并重，“圉之以害，牵之以利。”引导人性，规范人们的行为。管子认为人性“避恶”，“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人心凶悍，所以要颁布法律，而法出于礼，礼出于理。“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不依法施法，则国事无常规；不依从法律则政令不通。同时，管子又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引导人们的精神需求，“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将“国之四维”与“人之四欲”相结合，使之逐渐成为人的习性。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法是统治的需要和道德意志的产物，“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法又是德治的保障。德治在于防微杜渐行善举，将公序良俗内化为人的精神需求；法治在于强制惩戒杜恶行，呈现“负面清单”使人主动规避。可见源于管子人性论“趋利避恶”的德法兼治，较之儒、法二家的单项治理尽显高明之处。管子特别将诚信视为人的基本职业道德。“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人性“趋利”，管子试图将诚信之德与物质利益相挂钩，“天下宾服，有海内，以 富 诚 信 仁 义 之 士。故 民 高 辞 让，无 为 奇 怪者。”管子设想：当天下统一时，就让诚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