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郛休碑》考释及书法研究_毛代炜.pdf

152023/05 No.255 郛 休 碑 于 清 道 光 十 九 年（1839）出土于掖县朱桥镇上坡村，碑文载于后世所修县志中1，但因模糊缺字而导致记载不全。据王壮弘记载，此碑出土后曾先后归“掖县宋氏（掖县宋启福）、长白端方（托忒克端方）、冠县王氏（诸城王兰溪）”2所有，最终石碑被柯昌泗买下，运至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端方对此碑的尺寸与字数有记录：碑顶圆式，连额高七尺七寸（2.56米），宽二尺九寸二分（0.96米），二十行，行四十五字，字径一寸（0.03米）弱。碑阴上列二十五行，下列十五行，又年月一行，字径八分，强弱不等，八分书。额四行，行四字，字径二寸五分，篆书。3185碑阳记述郛休生平大事，共计985字，字数仅次于西晋等级最高的官方碑刻皇帝三临辟雍碑；碑阴为树碑的故吏与义民的姓名。现存拓本显示其碑阳磨损较重4，可能是出土时碑阳朝上，碑阴则朝下埋于土中，因而划痕较少。现有研究集中于碑阴文字，如唐长孺所著晋郛休碑跋5一文，参考碑阳全文出自八琼室金石补正，但因缺字极多，故而并不全面，且重点考据碑阴官职名6；端方3185-237、鲁迅7均对碑文进行过校正研究，但均因时代所限、缺字漏字而产生讹误。现存西晋碑刻中，多以隶书作为标准文字，而郛休碑字体纵向拉长，结体宽博，布局疏朗，线条流畅，隶楷杂糅，为隶书“楷书化”进程中的过渡性字体，对魏晋时期文字与书法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一、碑阳内容考释碑文中称郛休生于东莱曲成，曲成属曹魏政权治下东莱郡，地处掖县东北部8135。碑文中并未写明郛休的生年，但记载其死于泰始五年（269）八月庚辰日（十七日），年63岁，由此可知郛休生于公元206年。“泰始”为西晋立国的初始年号（265274），因此郛休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并效力于曹魏政权。“郛”姓不见于史书，今掖县本地亦无此姓。但碑文中有溯源：其先出自黄轩，后稷之裔。王季之穆，有虢叔者，以德建国，命氏为“郛”，君其后也。“黄轩”即黄帝轩辕氏，“后稷”即西周始祖姬弃，“王季”即周太王姬亶之子、周文王姬昌之父季历。而郛休的祖先“虢叔”即为季历第三子，在西周初年被周武王姬发封于“西虢”，并被授予公爵，号“虢公”：西虢，公爵。姬姓。始封文王弟虢叔。9因“虢”与“郭”同音，“虢叔”后人便以“郭”为姓。但古代语音不同于今日，郛休为“虢叔”之后尚未有确切的音韵学相关证据。而从字义可知，“郛”与“郭”意义相近：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者何？恢郭也。10按左丘明释义，“郛”为“郭”之外更大的外城。唐代颜真卿在郭敬之家庙碑中也有同样的解释：其先盖出周之虢叔，虢或为郭，因而氏焉。11因此，碑文中称“郛”姓为“虢叔”之后，并非攀附美化，按文中所说可整理出其大致世系（图1）。文中对郛休生平与为官的介绍多为溢美虚词，对其生平介绍颇为含糊。因郛休先仕魏而后仕晋，所以碑文对其生平经历的具体时间做了模糊处理。故而在考据时，我们只能将其经历与各种史书中的重大事项相参照，推断出大致时间。碑文中有郛休“弱冠入朝上计掾”的时间记录，古人以“弱冠之年”代表男子20岁，由此可知郛休在公元226年左右即开始担任“上计掾”一职。此职位为“县道郡国派赴上级机关或京师呈递计簿的届吏”12，负责上报地方治理状况。之后，郛休被州府的部司征辟，担任“别驾”。此官职级别较高：汉置，是州刺史的佐吏，也称“别驾从事史”。因随刺史出巡时，另乘车随行，故称“别驾”。魏、晋以后，均置别驾，总理众务，职权甚重。13曹魏政权实行“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并行的选拔制度。由于郛休才能卓著，工作得到了众人的称赞，因此也曾被州府举荐为“孝廉”和“秀才”，并论坛15文 _ 毛代炜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博士研究生郛休碑考释及书法研究内容提要：西晋初期，官方实行“禁碑令”，导致这一时期的碑刻数量减少。而掖县出土的郛休碑是在“禁碑令”颁布之前所制作，并且得到了官方肯定，因此可作为独特的史料，以起正经补史之用。且此碑书法处于隶书“楷书化”的阶段，在研究文字演化和书法发展方面有重要意义。关键词：郛休碑；书法；碑刻黄帝姬弃姬亶泰伯虞仲季历姬昌虢仲虢叔姬发郛氏图1“郛”姓世系16被征辟为“相国掾”，即封国丞相的私人助理，但并未言明是何封国。曹魏政权下的王侯地位不高，多数是虚职，且丞相也是朝廷所派，以监视郡国王侯：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14525公元234年之后，蜀汉政权多次与曹魏政权发生军事冲突，直至蜀汉灭亡，可与碑文所记“于时巴蜀未宾，侵犯王略，元戎启行，简精帅”之语相印证。在魏、蜀两方发生冲突期间，郛休被推选参与军政，文中记载“以君为使持节征蜀将军司马”。“征蜀将军”一职与郛休生平相合者有卫臻、赵俨和司马昭：诸葛亮寇天水乃以臻为征蜀将军，假节督诸军事（231年）。到长安，亮退。14594齐王（曹芳）即位（239年），以俨监雍、凉诸军事，假节，转征蜀将军正始四年（244年），老疾求还。14614大将军曹爽之伐蜀也（244年），以帝（司马昭）为征蜀将军。1521其中卫臻并未参战，因此“征蜀将军”可能指赵俨或司马昭。此时郛休33岁左右，年龄也较为符合。同时，郛休还至邺城担任“督军粮治书侍御史”一职，后文中称“魏之本部，主公所在，典司外台，统摄殷广”。因郛休死时为西晋臣子，则“主公”一词指司马懿。曹芳登基之后先后封司马懿为太尉和太傅159，而郛休很可能在此时归司马懿管辖，加之其曾为司马昭麾下，因此为日后改仕西晋奠定了政治基础。郛休在邺城的工作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因此被授予爵位和“骑都尉”，后任新城太守。“新城太守”一职是曹丕为蜀汉降将孟达所设：魏文帝善达之姿才容观，以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以达领新城太守。16914公元228年，孟达因预谋联蜀叛魏而被司马懿诛杀154。此后，新城郡被分为新城、魏兴、上庸和钖四郡，新城郡领房陵、秭归、昌魏和祁乡四县，郡治在房陵8176。孟达之后由州泰接任：及征孟达，泰又导军，遂辟泰。泰频丧考、妣、祖，九年居丧，宣王（司马懿）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为新城太守。16724由此可知，州泰自公元237年就任之后，至少在任14年：（嘉平）三年（251年）春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攻吴，破之，降者数千口。17因此，郛休担任新城太守只能是公元251年之后。在郛休任职期间，新城并未爆发大规模战役，因此碑文中称其治下“政行化成，上下交和，邦畿雍穆，农旅作歌”。后文中提及“吴越狂狡，刘巴东，边人告急”，其中“边人”是驻守巴东郡的罗宪。是年（263）正值蜀汉灭亡，钟会连同姜维发动叛乱：姜维率会左右战，手杀五六人，众既格斩维，争赴杀会。会时年四十，将士死者数百人。18此事件造成时局动荡，孙吴将领趁机发兵围攻巴东：（永安）七年（264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镇军将军陆抗、抚军将军步协、征西将军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众围蜀巴东守将罗宪。魏使将军胡烈步骑二万侵西陵，以救罗宪，陆抗等引军退。19按文中所述，郛休“躬践虏场，斩将搴旗”，可知其亲自参战并取胜。此战结果“积尸如京，封豕远遁，三巴用康，天府简勋”，虽描述夸张，但说明此战巩固了灭蜀的成果，边境局势得到稳定。此处“三巴”即“旧巴郡”：东汉末，刘璋分巴郡为永宁、固陵、巴三郡，后又改为巴、巴东、巴西三郡，是为“三巴”，所辖约为今嘉陵江和綦江流域以东大部。20“天府”指四川。郛休因战功“俾（拜）侯于台”，赐号“明威将军”，并被任命为江夏太守。此处“台侯”之封地，可能为山东台县：齐乘云：“台城，在济南东北十三里，汉封戴野为台侯。”21碑文中所记“旌盖未移，回临我邦”，指公元265年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取代，晋武帝司马炎于十一月称帝，郛休适逢改朝换代，未及就任。而之后“吴肆鲸鲵，潜厄襄阳”一事，应为公元268年孙皓再次对西晋发动的进攻：冬十月，吴将施绩入江夏，万郁寇襄阳，遣太尉、义阳王望（司马望）屯龙陂，荆州刺史胡烈击败郁。22此次战役，郛休“以貔貅七千，摧犬羊三万”，即以少胜多，击退孙吴军队，碑文中记为“陆抗奔北于南，施绩舆尸于东”。清代学者认为，此处上句所述陆抗一役，对应为公元272年陆抗打败步阐，并攻克西陵之战。二者时间有误差，应当是史书所记时间有误，碑文只是对西晋失利的美化。然而，郛休已于公元269年去世，不可能参战，碑文的制作时间要早于三国志晋书，因此时间更为可靠。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郛休的功绩为朝廷所肯定，有关战功的内容应当不会伪造。因此，推断可能碑文撰写者为行文方便，将公元264年之战与公元268年之战合并书写，而史书中所记西陵之战的时间亦无误，但郛休并未参战。郛休去世之后，“天子闵悼，群后咨嗟，谒者吊祠”。这表明了官方对郛休生平和贡献的态度，且此时西晋初立，“禁碑令”尚未颁布，因此故吏和部属才能够为郛休“刊石立铭，撰纪旧行”。此碑的碑额称郛休为“南乡太守”，但文中并未记录郛休曾任此官职。欧阳修在集古录中提及宣威将军南乡太守司马府君纪德颂碑，此“司马府君”为“太宰安平王（司马孚）之孙、太尉义阳王（司马望）之子”23司马整。碑文所记“整以太始三年（267年）自南乡太守徙南阳”23，因此可确定郛休是此年之后接替司马整南乡太守一职，并在任上参与了击败施绩的战役，直至去世。由此，郛休的生平经历得以被大致还原：公元206年，郛休生于东莱曲城；公元226240年，郛休任上计掾、部司治中别驾，察孝廉、举秀才不就，任相国掾；公元241约251年，郛休任使持节征蜀将军司马，至邺城任督军172023/05 No.255粮治书侍御史；公元251265年，郛休任新城太守；公元265267年，郛休击退陆抗，封台侯、明威将军，任江夏太守；公元267268年，郛休任南乡太守，击退施绩；公元269年，郛休去世。但碑文中并无郛休的亲族与后人的信息，因此相关资料尚待补充。二、书法文字研究东汉时期，隶书成为碑刻常用文字，而篆书则以其独特的线条形式和外观，被当作类似“美术字”的装饰用字，并以缪篆、鸟虫篆等多种不同形式，广泛应用于碑额、砖文及印章中。现存的东汉碑刻数量较多，碑额保存较好的有泰山都尉孔宙碑额西岳华山庙碑额鲜于璜碑额武都太守李翁西狭颂额等。而西晋立国之后，晋武帝颁布了严格的“禁碑令”：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24这一行政命令导致西晋传世的碑刻数量大为减少，也有部分碑刻被埋在地下而成为“圹志”。现存西晋初期的碑刻，除郛休碑之外，仅有任城太守孙夫人碑（270）、皇帝三临辟雍碑（278）、太公吕望表（289）等少量碑刻传世。郛休死后归葬故里，以其政治地位和战功而论，能得到“天子闵悼”，其碑文的书丹和刻工必然是当地的最高水准。由于魏晋时期正是隶书“楷书化”的重要时期，因此其碑文字体风格兼有篆书、隶书和楷书的特征。（一）碑额郛休碑碑额（图2）字体笔画首尾有明显的粗细对比，外观形似倒置的薤菜，因此此书体被命名为“倒薤篆”，兼有“悬针篆”与“垂露篆”特征。这种篆书字形与玉箸篆相同，但将直线全部变为弧度大小不一的曲线，与玉箸篆相比，视觉效果更夸张，增加了文字的动态感；结体呈正方形，与小篆的纵向拉长和隶书的横向拉长均有区别；起笔方圆结合，尖笔收尾，模仿毛笔书写的痕迹，形成倒薤形状。此种字体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如出土于青海省乐都县的赵宽碑碑额（图3）字体便有此雏形；魏晋时期虽然碑刻较少，但现存济宁的范式碑与曾出土于洛阳的成晃碑也均采用了书风相似的篆书碑额（图4、图5）。这说明，在曹魏政权治下，政局相对稳定，文化传承有绪，这种书风亦为当时的流行风格。而在南方地区，相似的变体篆书代表作品为孙吴政权下的天发神谶碑。但对比而言，天发神谶碑以隶书笔法书写篆书，线条刚劲，笔锋张扬，转折处棱角更明显；郛休碑碑额仍具篆书笔法，线条柔和婉转，盘曲妩媚，转折圆润、自然。从刀法的角度分析：二者均以凿刻线条为主，不同处在于郛休碑可能为钝刃所凿，因此笔画首尾圆润，笔画之间连贯性强，与天发神谶碑以冲刀猛进、强调顿挫的刀法有一定的区别。这有可能是因为两地石质不同，对刀法有一定的影响。这一方面说明，篆书虽然已经退出了日常文字应用领域，但在美术装饰